余华——《在细雨中呼喊》—

第３节

　　他确实这样做了，我被安排到第一排的中央。他讲课时，除非要在黑板上写字才会站到讲台后面去，别的时候他就站在我的面前。将他的讲义摊开放在我的桌上，双手撑住我的课桌，唾沫横飞地讲着。我倾听时，仰起的脸上饱尝了他的唾沫，犹如在细雨中听课。而且他还能时时发现自己的唾沫已经飞到了我的脸上，于是他时时伸过来沾满粉笔灰沫的手，替我擦去他的唾沫。往往是一节课下来，我的脸就要像一块花布那样色彩纷呈了。我第一次接受他的处罚，是三年级的第一学期。一场在冬天来到的大雪，使我们这些忘乎所以的孩子，在操场上展开了雪球的混战。我的倒霉是将一个应该扔向刘小青的雪球，错误地击在了一个女同学的脑袋上。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她的名字，这个娇滴滴的女孩发出的哭喊，现在听起来像是遭受了调戏似的。她向老师指控了我。
　　于是刚刚坐下的我，被老师从座位里叫了出来。他让我到外面去捏一个雪球玩玩，当时我以为他是在讽刺我，我在座位上站着不敢动，他也仿佛把我忘了似的继续讲课，过了一会他才奇怪地说：“你怎么还不去？”我这才走到教室外面，去捏了一个雪球。我重新回到教室时，老师正在朗诵课本上有关欧阳海的故事，他的朗诵犹如一条山路似的高高低低，让我站在门边不敢出声。他终于朗诵完一个大段，走到了讲台后面，要命的是他看都没看我。他对我的遗忘使我心里发慌。他在黑板上写字时，我怯生生地对他说：“老师，雪球捏好了。”
　　他总算看了我一眼，嘴里“嗯”了一下，接着继续写字。写完后将粉笔扔入了粉笔盒，叫出了那个遭受雪球一击的女同学，让她走到我跟前看看，刚才击中她的雪球是否和我手中的一样大。这个女孩根本就没有看到刚才的雪球，我是扔在她的后脑上，并且马上就碎了。早就平静下来的女孩，一走到我面前又委屈地哭哭啼啼起来，她说：
　　“比这个还要大。”我只能再次倒霉地被老师赶出教室，去捏一个更大的。当我捧着一个大雪球进来后，老师没再让那个女同学前来检验。他绕了两个圈子后，真正发布了对我的处罚，告诉我就这么站着，等到雪球融化了我才能回到座位了。
　　在那冬天的上午，呼呼北风从教室破碎的窗玻璃上吹进来，老师双手插在袖管里，在寒冷中讲叙着英雄欧阳海的故事。而我则捧着一个冰冷的雪球站在门边，我的手因为寒冷出现了奇特的灼烫，这种灼烫的感觉使我的手如同在被锯断一样疼痛。可我还必须时刻小心，不让雪球脱手而落。
　　这时老师走到了我的身旁，他体贴地对我说：
　　“你捏紧一点，这样就会融化得快一点。”
　　一直到下课，雪球都没怎么融化。老师夹着讲义从我身旁走出去后，同学们全围了上来。他们的询问和雪球何时才能融化的议论，无疑加重了我的悲哀，委屈得差点要让我哭了。国庆和刘小青气势汹汹地走到那个女同学课桌前，大骂她是叛徒、是走狗。那可怜的女孩一下子就哭了起来，她整理了书包后站起来就往外走，说是要去告诉老师。国庆和刘小青没想到她又用上这一招，赶紧拉住她拚命求饶认罪。这时我的手完全麻木了，就如两根冰棍一样，雪球毫无知觉地掉落在地，开放出了满地的雪花。雪球的破碎让我极其害怕，我就和满地的雪花那样哇哇哭了起来，同时恳求身旁的同学能够证明我：“我不是有意的，你们都看到的，我不是有意的。”
　　我们老师的权威并不是建立在准确的判断上，而是紧随其后的那种严厉的独特的惩罚。他判鲜欠羌蛑碧嫘乃耍蛭庋拇ΨＷ苁且酝蝗幌鞯姆绞嚼吹剑⑶冶浠媚狻Ｋ用挥兄馗垂约旱拇Ψ＃以谒锏葱⊙У乃哪晟钪っ髁苏庖坏恪Ｋ谡夥矫姹泶锪俗吭降牟呕统鲋诘南胂罅ΑＵ饩褪俏颐且患剿偷ㄕ叫木娜吭倒省?
　　有一次我们十来个同学在操场上扔皮球，不小心打碎了教室的窗玻璃。那一次老师对我们的处罚是最轻的，由于我事先根本就没有料到自己也会接受处罚，我就进行了一次软弱无力的反抗。我依然记得当时打破玻璃那个同学的可怜神态，老师还没有跨进教室，他就呜呜地乱哭了，他已从想象中看到自己受罚时的可怕情景。后来老师进来了，他笑眯眯地站在讲台上，我怀疑他一旦得到处罚学生的机会就会深感愉快。和以前一样，他总是做出出乎我们意料的决定，他没有像我们认为的那样，直接去处罚那个同学，而是让所有参加扔皮球的同学举起手来，我们举起了手。他就说：
　　“你们每人写一份检查。”
　　当时我真是万分吃惊，其实这是老师的一贯作风。我觉得自己没有错，为什么也让我写检查？我的心里出现了反抗的声音——我不写，这是我第一次反抗成年人，而且是反抗这个让所有学生不寒而栗的老师。
　　我努力使自己勇敢，心里还是一阵阵发虚。下课后我极力鼓动受罚的同学和我一样反抗老师。他们在表达自己不满时和我一样激动，可一旦说到拒绝写检查，他们全部吞吞吐吐了。到头来国庆还装得满不在乎地对我说：
　　“现在写检查没关系，现在我们还没有档案，以后工作了就不能写，检查要进*蛋*的。”
　　于是孤立的我，经历了也许是我一生中勇敢的时刻，我大声告诉他们：无论怎样我都不写。我站在教室的角落里，看到众多的同学都吃惊地望着自己。我虚荣的激动使我声音颤抖，极不牢靠的兴奋，让我感到自己，一个十岁的孩子拥有了真理。是的，我是对的。老师自己也说过，一个人不可能没有缺点。“老师也会有错的时候。”
　　我这样告诉大家。整整一天我都陶醉在对自己的欣赏之中，我还是一个孩子，可我已经能够看到成年人的缺点了。我的想象开始展翅飞翔，我布置了这样的场景，老师和我在课堂上进行了争论，我那时滔滔不绝妙语连串，因为我有真理的支持。老师尽管也能言善辩，可他没有真理的支持，最后当然是他输了。他令人激动地承认了这一点，并且用美丽的词语称赞我。所有的女同学都崇敬地望着我，当然也包括所有的男同学，并且用美丽的词语称赞我。那时我已经能够感受被女孩子喜爱时的那种幸福了。这种时候我的想象必须终止了，我已经热泪盈眶。我要让想象长久地停留在这个地方，从而让自己一遍遍周而复始地品尝这激动无比的幸福。
　　在我情绪最为高涨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显得十分冷静，他对我不闻不问。我逐渐变得忐忑不安，禁不住吓唬自己，会不会是老师正确呢？毕竟那时候我也在扔皮球，如果不是我扔给刘小青，刘小青再扔给了他，他又怎么会扔出去打碎了玻璃？我的思维开始了可怕的延伸，到头来我整日忧心忡忡，哪还敢在课堂上和老师争论。
　　自信的恢复是来自于李秀英的帮助，有一次我在擦玻璃时，终于忍不住去问李秀英，我是不是可以在操场上玩扔皮球。李秀英说当然可以。接着我继续问，如果我们中间有个同学打碎了玻璃，我有没有错。她这次的回答更为干脆：
　　“别人打碎的，管你什么事。”
　　真理终于又回来了，我不再疑神疑鬼。谁也无法来改变我相信自己是正确的。然而老师对我长时间的冷落，使我的激动慢慢消亡，开始被越来越明显的沮丧所代替。最初的时候，我曾经激动地期待着在课堂上和老师展开争论。夜晚的时刻我准备了那么多的语言，清晨来到后又不断地鼓励自己。一听到上课铃响，我的心就狂跳不已。我最担忧的是自己会临阵怯场，到时候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由于老师的冷落，使这样的担忧越来越突出。我的沮丧和胆怯与日俱增，而自信则开始不知去向。慢慢地我就恢复了事前的平静，我觉得一切都过去了，我开始忘记这些。也许老师也早已忘记了这事，皇军又来了，他晚上又要笑嘻嘻了。似乎所有的一切，都不过是我在内心的自我争吵，我同时扮演了老师和我，终于我精疲力竭地放弃了这种游戏。我重新投入到喧闹的操场上去，恢复了童年时真正的我，无忧无虑地奔跑和喊叫。可是这时候国庆走过来了，告诉我，老师让我去他办公室。我一下子又紧张了，我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向老师走去时一抖一抖的。国庆他们轻松自在的喊叫就在我的身后，我知道自己曾经热切期待而后来又极其害怕的时候来到了。我努力搜寻那些准备已久的雄辩词语，可我一句也找不着啦。那时候我感到嘴唇发抖马上就要放声大哭了，我鼓励自己不要哭，要勇敢。我知道老师会极其严厉地训斥我，说不定他又会想出什么奇奇怪怪的办法来处罚我，但我一定不能哭，因为我没有错。是的，我没有错，错的是老师。我应该这样去告诉他。我说话的时候要慢一点，不要被他突然而起的喊叫所吓倒，也不要怕他的笑眯眯。就这样，我走入了老师的办公室，我欣慰地感到自己又有勇气了。
　　教师向我友善地点点头，他正微笑着和另一位老师说话。我站在他身旁，看他手里翻弄着一叠纸，第一张就是刘小青的检查。他和别的老师说着话，缓慢地将一张一张检查翻过去，让我看得十分清楚。最后我看到了国庆的检查，字写得特别大。老师这才向我转过身来，和颜悦色地问：“你的检查呢？”这时候我完全崩溃了。所有同学的检查经历了一次展览后，我立刻丧失了全部的勇气，我结结巴巴地说：
　　“还没有写完。”“什么时候能写完？”他询问的声音极其温和。
　　我迫不及待地回答：“马上就写完。”
　　我在孙荡的最后一年，升入小学四年级后，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正在楼下燃煤球炉。国庆和刘小青跑来告诉我一个吃惊的消息，在我们教室的墙上出现一条用粉笔写成的标语，意思是打倒张青海，即我们的老师。
　　当时他们显得异常兴奋，他们用近乎崇拜的语气恭维我，说我真是有胆量。该死的张青海早该打倒了，我们都接受过他方式奇特却极其要命的处罚。他们的兴奋感染了我，他们以为是我写的而对我的崇拜，使我在那一刻真想成为那个写标语的人。可我只能诚实，我几乎是不好意思地告诉他们：
　　“不是我。”国庆和刘小青当初显示出来的失望，让我深感不安。我以为他们的失望是因为我不是那个勇敢的人，就像刘小青说：
　　“也只有你才有这样的胆量呵。”
　　我心里觉得国庆比我更有胆量，我这样说了，丝毫不是为了谦虚。国庆显然接受了我的称赞，他点点头说：
　　“要是我，我也会写的。”
　　刘小青紧接上去的附和，促使我也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我实在不愿意再让他们失望了。
　　我就这样进入了一个圈套，我根本就想不到国庆和刘小青是肩负着老师的旨意，来试探我。星期一来到后，我向学校走去时还傻乎乎地兴高采烈，紧接着我就被带入了一个小房间，张青海和另一位姓林的女老师，开始了对我的审问。
　　先是林老师问我是否知道那条标语的事。在那么一个小房间里，门被紧紧关上，两个成年人咄咄逼人地看着我。我点点头说是知道。她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犹豫不决了。我能说出国庆和刘小青的兴高采烈吗？如果他们也被带到这里来，会怎样看我呢？他们肯定会骂我是叛徒。
　　我紧张地看着他们，那时候我仍然不知道他们怀疑我了。那个女老师嗓音甜美地问我，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来没来过学校。我摇摇头。我看到她向张青海微笑了一下，接着迅速扭过头来问我：“那你怎么知道标语？”
　　她突然响起的声音吓我一跳。一直没有说话的张青海这时软绵绵地问我：“你为什么要写那条标语？”
　　我急忙申辩：“不是我写的。”
　　“不要撒谎。”林老师拍了一下桌子，继续说，
　　“可是你知道那条标语，你没来过学校，怎么会知道？”

我没有办法了，只能说出国庆和刘小青，否则我怎么来洗刷自己。我这样说了，可他们对我的话没有丝毫兴趣，张青海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查对过笔迹了，就是你写的。”
　　他说得那么肯定。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拚命摇头，让他们相信我。他们都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互相看来看去，仿佛根本就没听我的申辩。我的哭泣将众多的同学引到了窗下，那么多人都看着我哭，可我顾不上这些了。那个女老师站起来去驱赶他们，接着关上了窗户。刚才关上了门，现在又关上了窗户。这时张青海问我：
　　“你是不是说过，要是你，你也会写的。”
　　我恐惧地望着他。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他偷听了我们星期六下午的对话？
　　是上课的铃声暂时拯救了我，他们让我在这里站着别动，他们要去讲课了，他们走后我独自一人站在这间小屋子里，椅子就在旁边，我不敢坐。那边的桌子上有一瓶红墨水，我真想去拿起来看看，可他们让我站着别动。我只好去看窗外，窗外就是操场，此刻高年级的同学正在那里列队，不一会就解散了，他们打球或者跳绳。体育课是我最喜欢的课。那边教室里传来了朗读的声音，隔着玻璃听起来很轻。我第一次站在外面听着他们朗读，我多么希望自己也在他们中间，可我只能站在这里受罚。有两个高年级的男同学敲打起窗玻璃，我听到他们在外面喊：“喂，你刚才为什么哭？”
　　我的眼泪又下来了，我伤心地抽泣起来。他们在外面哈哈笑了。下课铃响过以后，我看到张青海带着国庆和刘小青走过来。我想他们怎么也来了，是我把他们牵涉进来的。他们在窗外就看到了我，他们的眼睛只看了我一下，就傲慢地闪了过去。接下去的情形真让我吃惊，国庆和刘小青揭发了我，我在星期六下午说的那句话——要是我，我也会写的。于是林老师用手指着我，却面对张青海说：
　　“有这想法就会写那标语。”
　　我说：“他们也这样说了。”
　　这时国庆和刘小青急忙向老师说明：
　　“我们是为了引诱他才这么说的。”
　　我绝望地看着我的同学，他们则是气乎乎地瞪着我。然后老师就让他们出去了。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上午，两个成年人轮番进攻我，我始终流着眼泪不承认。他们的吼叫和拍桌子总是突然而起，我在哭泣的同时饱受惊吓，好几次我吓得浑身打抖不敢出声。林老师除了枪毙我以外，什么恫吓的话都说了。到后来她突然变得温柔了，耐心地告诉我，公安局里有一种仪器，只要一化验就会知道，那墙上标语的笔迹和我作业簿上的一模一样。这是那个上午里我唯一得到的希望，但我又担心仪器会不会出差错，我就问她：“会不会弄错呢？”“绝对不会。”她十分肯定地摇了摇头。我彻底放心了，我对他们欢欣地叫道：“那就快点拿去化验吧。”
　　可他们却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里，互相看了好一会，最后是张青海说：“你先回家吧。”那时放学的铃声已经响过了，我终于离开了那间小屋子。上午突然来到的一切，使我暂获自由以后依然稀里糊涂。我都不知道自己怎样走到了校门口，在那里我见到了国庆和刘小青，由于委屈我又流出了眼泪，我走过去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当时的国庆有些不大自在，他红着脸对我说：
　　“你犯错误了，我们要和你划清界限。”
　　刘小青却是得意洋洋地说道：
　　“实话告诉你吧，我们是老师派来侦察你的。”
　　成年人的权威，使孩子之间的美好友情顷刻完蛋。以后很长时间里，我再没和他们说过话。一直到我要返回南门，去向国庆求助时，才恢复了我和他之间的亲密，可同时也成了我们的分别。后来，我就再没有见到过他。
　　下午的时候，我傻乎乎地坐到教室里准备上课了。夹着讲义走进来的张青海一*劬*看到了我，他一脸奇怪地问我：
　　“你在这里干什么？”我在这里干什么？本来我是来上课的，可他这么一问我就不知道了。他说：“你站起来。”我慌忙站起来。他让我走出去，我就走了出去，一直走到操场中央，我四下望望，不知道他要我走到哪里去。犹豫了片刻后，我只能鼓起勇气往回走，重新来到教室里，我提心吊胆地问张青海：“老师，我要走到哪里去？”
　　他回过头来看着我，依然是软绵绵地问我：
　　“你上午在哪里？”我扭过头去，看到了操场对面那间小屋子，我才恍然大悟。我问：“我要到那小屋子里去？”
　　他满意地点点头。那天下午我继续被关在那间小屋子里，我一直拒绝承认惹恼了他们。于是王立强来到了学校，身穿军装的王立强来到后，仔细听着他们的讲叙，其间有几次回过头来责备地望了望我。我当初多么希望他也能认真地听一听我的申辩，可他听完老师的讲叙后，根本就不关心我会说些什么。他带着明显的歉意告诉他们，我是他领养的，领养时我已经六岁了。他对他们说：“你们也知道，一个六岁的孩子已经有一些很难改变的习性了。”这是我最不愿意听到的。但他没有像老师那样逼我承认，这方面的话他一句都没说。他很快就站起来说是有事走了，他这样做也许是为了避免伤害我。如果他继续呆下去，他就很难不去附和老师的话。他逃脱了这个令他尴尬的处境。我却是充满了委屈，他那么认真地听老师讲叙，可一句也不来问我是不是这样。要不是后来李秀英对我的信任，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当初的我深陷于被误解的绝望之中，那是一种时刻让我感到呼吸困难的情感。没有人会相信我，在学校里谁都认为那标语是我写的。我成了一个撒谎的孩子，就是因为我拒不承认。
　　那天下午放学回家时，我接受了双重折磨。在被误解的重压之下，我还必须面对回家以后的现实，我想王立强肯定将这事告诉李秀英了。我不知道他们会给我什么样的处罚。我就这样几乎是绝望地回到家中，一听到我的脚步，躺在床上的李秀英立刻把我叫过去，她十分严肃地问我：
　　“那标语是不是你写的？你要说实话。”
　　整整一天了，我接受了那么多的审问，可没有一句是这样问的。我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我说：
　　“不是我写的。”李秀英在床上坐起来，尖利地喊叫王立强，对他说：
　　“肯定不是他写的，我敢保证。他刚来我们家时，我偷偷将五角钱放在窗台上，他都很老实地拿过来交给我。”然后她面向我，“我相信你。”王立强在那边屋子里表达了对老师的不满，他说：
　　“小孩又不懂事，写一条标语有什么了不起的。”
　　李秀英显得很生气，她指责王立强：
　　“你怎么能这样说，这样不就等于你相信是他写的了。”
　　这个脸色苍白脾气古怪的女人，那一刻让我感动得眼泪直流。她也许是因为用力说话，一下子又瘫在了床上，轻声对我说：“别哭了，别哭了，你快去擦玻璃吧。”
　　在家中获得了有力的信任以后，并没有改变我在学校的命运。我在那间光线不足的小屋子里，又呆了整整一天。隔离使我产生了异常的恐怖。虽然我和别的同学一样上学，也一样放学回家，可我却是来到这间小屋子，被两个处于极端优势的成年人反复审问。我哪经受得住这样的进攻。
　　后来他们向我描绘了一个诱人的情节。他们用赞赏不已的口气，向我讲叙了这样一个孩子，和我一样的年龄，也和我一样聪明（我意外地得到了赞扬），可他后来犯了一个错误。
　　他们不再气势汹汹，开始讲故事了，我凝神细听。这个和我一样大的孩子偷了邻居的东西，于是他在自己心里受到了指责，他知道自己犯错误了。后来经过一系列的思想斗争，他终于将东西还给了邻居，并且认了错。
　　林老师这时亲切地问我：
　　“你猜，他受到批评了吗？”
　　我点了点头。“不。”她说。“他反而受到了表扬，因为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们就这样引诱我，让我渐渐感到做了错事以后认错，比不做错事更值得称赞。遭受了过多指责以后，我太渴望得到称赞了。我是怀着怎样激动和期待的心情，终于无中生有地承认了下来。两个达到了目的的成年人总算舒了一口气，然后精疲力竭地靠在椅子上，古怪地看着我。他们既没有称赞我，也不责骂。后来是张青海对我说：
　　“你去上课吧。”我走出了小屋子，穿过阳光闪烁的操场，心里空荡荡地走向了教室。我看到教室里许多同学都扭过头来向我张望，我感到自己开始脸红了。可能是三天以后，那天我很早就背着书包去学校。走进教室时我吓一跳，张青海独自一人坐在讲台后面，讲台上放着他的讲义。他看到我立刻招了招手，我走到了他身旁，他轻声问我：“你知道林老师吗？”我怎么会不知道她呢？她甜美的嗓音在那间小屋子里责骂恫吓过我，也是她说过我聪明。我点点头。
　　张青海微微一笑，神秘地告诉我：
　　“她被关起来了。她家里是地主，她一直隐瞒着，后来派人去调查才知道的。*蔽*吃了一惊。林老师被关起来了？前几天她还和张青海一起审问我，那么义正词严，那么滔滔不绝。现在她被关起来了。张青海低头看他的讲义去了，我走到了教室外面，望着对面那间小屋子，心里反复想着林老师被关起来，这令人吃惊的事。那时有几个同学走了进去，我听到张青海又在轻声告诉他们这些了。老师的微笑让我害怕，在那间小屋子里，林老师和他显得那么同心同德，现在他却是这样的神态。
　　回到南门应该说，我对王立强和李秀英有着至今难以淡漠的记忆。我十二岁回到南门，十八岁又离开了南门。我曾经多次打算回到生活了五年的孙荡去看看，我不知道失去了王立强以后，李秀英的生命是否还能延续至今。
　　虽然我在他们家中干着沉重的体力活，但他们时常能给予我亲切之感。我七岁那年，王立强决定让我独自去茶馆打开水。他说：“我不告诉你茶馆在哪里，你怎么去呢？”这个问题让我想得满头大汗，终于找到了答案，我欢快地说：“我去问别人。”王立强发出了和我一样欢快的笑声。当我提着两只热水瓶准备出门时，他蹲了下来，努力缩短他的身高，以求和我平等。他一遍一遍告诉我，如果实在提不动了就将热水瓶扔掉。我当时十分惊讶，那两个热水瓶在我心目中是非常昂贵的物品，他却让我扔掉。“为什么要扔掉？”他告诉我，如果实在提不动了摔倒在地的话，瓶里的开水就会烫伤我。我明白他的意思了。
　　我口袋里放了两分钱，提着两个热水瓶骄傲地走了出去。我沿着那条石板铺成的街道走去，用极其响亮的声音向旁人打听，茶馆在什么地方。我不管此后的打听是否多余，依然尖声细气喊叫着。我小小的诡计一下子就得逞了，路旁的成年人都吃惊地看着我。我走入茶馆时，用更加响亮的声音将钱递过去，收钱的老太太吓了一跳，她捂着胸口说：“吓死我啦。”她的模样让我格格笑出声来，而她则迅速转换成了惊奇。当我提着两瓶水走出去时，她在后面提心吊胆地说：
　　“你提不动的。”我怎么会扔掉热水瓶呢？他们对我的怀疑，只会增加我的自得。王立强在我离家时的嘱咐，在路上变成了希望。希望在想象里为我描绘了这样的情形，当我将两瓶开水提回家时，王立强是那样的欣喜若狂，他高声喊叫李秀英，那个床上的女人也走过来了，他们两人由衷地赞叹我。
　　就是为了得到这个，我咬紧牙关提着那两瓶开水往家走去。我时刻鼓励着自己，不要扔掉，不要扔掉。中间我只是休息了一次。可我回到家中以后，王立强令我失望地没有流露一丝的吃惊，仿佛他早就知道我能提回家中似的接过了水瓶。看着他蹲下去的背影，我用最后的希望提醒他：
　　“我只休息了一次。”他站起来微笑了一下，似乎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彻底沮丧了，一个人走到一边。心想：我还以为他会赞扬我呢？
　　我曾经愚蠢地插在王立强和李秀英的夜晚之间，为此我挨揍了。强壮的王立强和虚弱的李秀英，他们的夜晚是令人不安的夜晚。我刚来他们家时，每隔几天我上床睡觉后，便会听到李秀英的哀求和呻吟之声。那时我总是极其恐惧，可是翌日清晨我又听到了他们温和地说话，一问一答的声音是那么亲切地来到我的耳中。
　　有一天晚上，我已经脱了衣服上床睡觉，在床上有气无力躺了一天的李秀英，那时突然尖利地喊叫着我，要我过去。我穿着短裤衩，在那个冬天的夜晚哆嗦地推开了他们的房门，正在脱衣服的王立强满脸涨红地将门踢上，怒气冲冲地要我滚回去。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可我又不敢走开，李秀英正在里面拚命喊叫我。我只能又冷又怕地站在门口，浑身打抖。后来可能是李秀英从床上被窝里跳了出来，这个穿潮湿一点内衣就会发烧的女人，那时候不顾一切了。我听到王立强在里面低声喊道：“你不要命啦。”门咚地一下被打开了，我还没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就被李秀英拉进了被窝。然后她不再喊叫了，而是喘着气对王立强说：“今晚我们三个人睡。”
　　李秀英抱着我，将脸贴在我的脸上，她的头发覆盖了我的一只眼睛。她虽然瘦骨伶仃，可她的身体很温暖。我用另一只眼睛看到王立强正恼怒地冲着我说：
　　“你给我出去。”李秀英贴着我的耳朵说：
　　“你说不出去。”这时我完全被李秀英征服了，她温暖的身体我当然不愿离开，我就对王立强说：“我不出去。”王立强一把捏住我的胳膊，把我提出了李秀英的怀抱，扔在了地上。他那时眼睛通红极其可怕，他看到我坐在地上没有动，就向我喊道：“你还不出去。”我的倔强这时上来了，我也喊道：
　　“我就是不出去。”王立强上前一步要把我提出去，我立刻紧紧抱住床腿，任他怎么拉也不松手。气疯的王立强捏住了我的头发，就往床上撞。我似乎听到李秀英尖利地喊叫起来。剧烈的疼痛使我松了手，王立强一把将我扔了出去，随即锁上了门。当时的我也疯狂了，我从地上爬起来，使劲捶打房门，嚎啕大哭着大骂道：“王立强，你这个大混蛋。你把我送回到孙广才那里去。”
　　我伤心欲绝地哭喊着，指望李秀英能站出来援助我。刚开始我还能听到李秀英在里面和王立强争吵，过了一会就没有声音了。我继续哭喊，继续破口大骂，后来我听到李秀英在里面叫我的名字，她声音虚弱地对我说：
　　“你快去睡吧，你会冻坏的。”

我突然感到无依无靠了，我只能呜咽着走回自己的卧室。在那个冬天的黑夜里，我怀着对王立强的仇恨渐渐睡去。第二天醒来时我感到脸上疼痛难忍，我不知道自己已经鼻青眼肿了。正在刷牙的王立强看到我时吃了一惊，我没有理睬他，而是从他身旁拿起了拖把，他伸手制止我，满口泡沫含糊不清地说了什么。我使劲挣脱他的手，将拖把扛进了李秀英的房间。李秀英也吃了一惊，她嘟哝着指责王立强：
　　“手这么重。”这天早晨，王立强买来了两根油条说是给我吃的。油条就放在桌上，我突然拥有一顿可口的早餐时，我刚好绝食了。他们怎么劝说我都不吃一口，而是哭泣地说：
　　“把我送回到孙广才那里。”
　　我与其是在哀求，还不如说是在威胁他们。王立强由于内疚，接二连三表示的姿态，反而加强了我与他对立的决心。我背起书包出去时，他也紧随而出，他试图将手放在我肩上，我迅速地扭开了身体。于是他又摸出一角钱给我，我同样坚决拒绝他的收买，摇摇头固执地说：“不要。”我必须真正品尝饥饿的滋味。王立强对我绝食的不安，促使了我继续下去的信心。我用折磨自己的方式来报复王立强。最初的时候我甚至有些骄傲，我发誓再也不吃王立强的东西了，同时我想到自己会饿死，这时候我眼泪汪汪地感到自己多么值得骄傲。我的饿死对于王立强是最有力的打击。
　　可我毕竟太年幼了，意志只有在吃饱穿暖时，才会在我这里坚强无比。一旦饿得头晕眼花，也就难以抵挡食物的诱惑了。事实上我过去和现在，都不是那种愿为信念去死的人，我是那样崇拜生命在我体内流淌的声音。除了生命本身，我再也找不出活下去的另外理由了。
　　那天上午，同学们都看到了我鼻青脸肿的模样，可没有人会知道我此后来到的饥饿更为吓人。我清晨空腹走出家门以后，到了第三节课，我就受不了。先是一种空空荡荡的感觉，里面就如深夜的胡同一样寂寞，有着风吹来吹去似的虚无。随即扩散到了全身，我感到四肢无力脑袋昏昏沉沉。接下去我就面临真正的胃疼，那种虚弱的疼痛比脸上的青肿更为要命。我总算熬到了下课，我赶紧向那个自来水水架跑去，将嘴接住水龙头，喝了饱饱的一肚子水。于是我获得了短暂的平静，饥饿那时暂时离去，我虚弱地靠在水架上，阳光照得我全身软绵绵。水在体内迅速地被消化吸收，我只能不停地喝着这冬天的凉水，直到上课铃声响起。
　　我远离水架之后，饥饿的再度来临就让我束手无策了，那时的我必须承担比先前更为严厉的折磨。我的身体就如一袋被扔在地上的大米，塌陷在我的座位上。我产生了幻觉，黑板犹如一个山洞，老师在洞口走来走去，他发出的声音嗡嗡直响，仿佛是撞在洞壁上的回音。
　　当我的胃承受着空虚的疼痛时，膀胱则给予了我胀疼的折磨，我喝下了那么多的水，它们开始报复我了。我只能举起手来，请求张青海允许我去撒尿。那时刚上课才几分钟，老师十分不满地训斥我：“下课时为什么不撒尿。”
　　我小心翼翼地往厕所走去，我不敢跑，一跑膀胱里的水就咕咚咕咚地涌来涌去，撒完尿后，我抓住这个机会又去喝了一肚子凉水。那个上午的第四节课，对于我也许是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刻，我刚上了厕所后不久，膀胱又剧烈地胀痛了，把我胀得脸色发紫。我实在憋不住后，只得再次举起手来。
　　张青海满腹狐疑地看了我一阵，问我：
　　“又要去撒尿。”我羞愧不安地点点头。张青海叫出了国庆，让他跟我到厕所去看看，我是不是真有尿可撒。这次撒完尿后我没再敢喝水，国庆回到教室后响亮地向老师报告：
　　“比牛的尿还长。”在同学哧哧的笑声里，我面红耳赤地坐到了自己座位上。虽然我没再喝水，可是没过多久膀胱又鼓起来了。那时候饥饿已经微不足道了，膀胱越鼓越大。这次我不敢轻易举手了，我忍着剧烈的胀疼，期待着下课铃声早些响起来。我都不敢动一动身体，仿佛一动膀胱就要胀破似的。到后来我实在不行了，时间走的那么慢，下课铃声迟迟不来。我胆战心惊地第三次举起手来。张青海有些恼火了，他说：
　　“你想淹死我们。”同学们哄堂大笑。张青海没再让我上厕所，而是让我绕到窗外，让我对着教室的墙壁撒尿，他要亲自看看我是不是真有尿。当我将尿刷刷地冲到墙上去后，他相信了，走开几步继续讲课。我的尿可能是太长了，张青海突然中断讲课，吃惊地说：“你还没撒完？”我满脸通红胆怯地向他笑一笑。
　　上午放学后，我没有像别的同学那样回家，我继续绝食斗争。整个中午我都躺在水架下面，饥饿一旦强烈起来，我就爬起来去饱饱地喝一肚子水，然后继续躺在那里独自悲伤。那时我的自尊只是装饰而已了，我盼望着王立强找来。我躺在阳光下面，青草在我周围欢欣地成长。
　　王立强找到我的时候，已是下午，上学的同学正在陆续来到。他在水架旁找到了我。我不知道他吃过午饭以后，一直在焦急地等着我回去，这是李秀英后来告诉我的。他把我从地上扶起来，用手轻轻触碰我脸上的青肿时，我一下子就哭了。他把我背在脊背上，双手有力地托住我的大腿，向校门走去。我的身体在他脊背上轻轻摇晃，清晨时还那么坚强的自尊，那时被一种依恋所代替。我一点也不恨王立强了，我把脸靠在他肩膀上时，所感受的是被保护的激动。
　　我们走进了一家饭店，他把我放在柜台上，指着一块写满各种面条的黑板，问我要吃哪一种。我一声不吭地看着黑板，什么也不说，我自尊的残余仍在体内游荡。王立强就给我要了一碗最贵的三鲜面，然后我们在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
　　我忘不了当初他看着我的眼神，我一生都忘不了，在他死后那么多年，我一想起他当初的眼神就会心里发酸。他是那样羞愧和疼爱地望着我，我曾经有过这样一位父亲。可我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感受，他死后我回到南门以后的日子，我才渐渐意识到这一点，比起孙广才来，王立强在很多地方都更像父亲。现在一切都是那么遥远时，我才发现王立强的死，已经构成了我冗长持久的忧伤了。
　　面条端上来以后，我没有立刻就吃，而是贪婪同时又不安地看着热气腾升的面条。理解我心思的王立强马上就站起来，说声他要上班后就走了出去。他一走我立刻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可我小小的胃过早地得到了满足，随后我就无限惆怅地夹起鸡块、爆鱼，看看又放下，接着又夹起来看看，遗憾的是我实在吃不下去了。
　　我重又恢复了童年时精神勃勃的我，不愉快的事早已烟消云散。于是我就有能力去注意对面那个衣衫褴褛的老人，他吃的是一碗最廉价的小面，他是那样关注我夹鸡块和爆鱼的举动，我感到他是在期待着我立刻离去，好吃我碗中的美食。我年幼时的残忍上来了，我故意不走，反复夹着碗中的食物，而他似乎是故意吃得十分缓慢。我们两人暗中展开了争斗，没过多久，我就厌倦了这种游戏，可我想出了另一种游戏。我将筷子大声地一摔，站起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一到屋外，我就隐蔽在窗边偷偷窥视起了他，我看到他往门口张望了一下，接着以惊人的敏捷将自己的面条，倒入我留下的碗中，再将两个碗调换一下位置后，就若无其事地吃了起来。我立刻离开窗户，神气活现地重新走入饭店，走到他面前，装作吃惊地看了一会那只空碗，我感到他似乎十分不安，我也就满足了，愉快地走了出去。进入小学三年级以后，我越来越贪玩了。随着对王立强和李秀英的逐渐熟悉和亲切起来，初来时的畏惧也就慢慢消失。我常常在外面玩得忘记了时间，后来蓦然想起来应该回家了，才拚命跑回去。我自然要遭受责骂，可那种责骂已经不会让我害怕，我努力干活，尽量把自己弄得满头大汗，他们的责骂就会戛然而止。有一阵子我特别迷恋去池塘边摸小虾，我和国庆、刘小青，几乎每天下午放学后，就往乡间跑去。那么一天我们刚刚走上田野，让我吓一跳地看到了王立强，他和一位年轻女子在田埂上一前一后慢慢走来。我赶紧往回跑，王立强已经看到我，我听到他的喊叫后只得站住脚，不安地看着王立强大步走上前来，我在应该回家的时候没有回家。国庆和刘小青立刻向他说明，我们到乡间是为了摸小虾，不是来偷瓜的。王立强向他们笑了笑，出乎我意料的是王立强并没有责备我，而是用他粗大的手掌盖住我的脑袋，让我和他一起回去。一路上他都亲切地向我打听学校里的事，他没有一点想责备我的意思，我逐渐兴奋了起来。

第４节

　　后来我们站在百货商店的吊扇下面，吃起了冰棍。这是我童年的幸福时刻，那时王立强家中还没有电扇，我是那么吃惊地看着这个旋转的东西，就像是水倾泻时一样亮闪闪，而且是那么的圆。我站在风区的边缘上，不停地走进和走出，感受着有风和无风。那次我一口气吃了三根冰棍，王立强很少有这么慷慨的时候。吃完第三根后，王立强问我还想不想吃，我又点了点头。可他犹豫了，他令我失望地说：
　　“你会吃坏身体的。”我得到了别的补偿，他给我买了糖果。然后我们才离开商店，向家中走去时，王立强突然问我：
　　“你认识那位阿姨吗？”
　　“哪位阿姨？”我不知道他在说谁。
　　“就是刚才走在我后面的。”
　　我才想起来那个在田埂上的年轻女子，她是什么时候消失的，我一点也没有觉察，当时我正紧张地想逃避王立强。我摇摇头后，王立强说：“我也不认识她。”他继续说：“我叫住了你，回头一看竟然后面还有一个人。”他脸上吃惊的神气十分有趣，把我逗得格格直笑。
　　快要到家的时候，王立强蹲下身体悄声对我说：
　　“我们不要说是去乡间了，就说是在胡同口碰上的，要不她就会不高兴。”我当时高兴极了，我也不愿意让李秀英知道我放学后又贪玩了。可是半年以后，我又一次看到了王立强和那位年轻的女子在一起，这一次我就很难认为他们互不相识了。在王立强发现我之前，我就逃之夭夭。后来我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苦思冥想，十一岁的我已经能够费力地用自己的脑袋去想事情了。我逐渐明白了王立强和那个女人之间含含糊糊的关系，我突然吃惊地感到王立强是那么下流，但当我站起来走回家中后，我却是保持了缄默。我很难找出当时保持缄默的全部原因，但有一点我至今记得，当我想到要把这事告诉李秀英时，我突然恐惧地颤抖起来。我成年以后，还常常会出现这样幼稚的想法，如果我当时将这事告诉了李秀英，李秀英苍白无力的疯狂，也许恰恰会阻止王立强因此而送命。缄默使我后来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优势，在我认为应当遭受处罚的时候，我对王立强的威胁，使我可能逍遥法外。
　　那个安放在收音机上端的小酒盅，最后还是让我给打碎了。我拖地板时一转身，拖把柄将酒盅扫落在地，就这么被打碎了。那个贫困家中唯一的装饰品，破坏时的声响让我经历了长时间的战栗。王立强会像拧断一根黄瓜一样，咔嚓一声拧断我的脖子。虽然这是刚来这里时的恐惧，我也知道他不会拧断我的脖子，但他盛怒的模样和对我严厉的处理，却是我即将接受的事实。我用自己童年的挣扎，来摆脱这个厄运，我要先去威胁王立强。当时在另一个房间的李秀英没有注意到这一切，我悄悄收起破碎的酒盅，将它们放入簸箕。然后在王立强下班回来时，由于激动和紧张，我突然哭了。王立强吃惊地蹲下身体问我：“怎么啦？”我向他发出了哆嗦的威胁：
　　“你要是揍我，我就把你和那个阿姨的事说出来。”
　　王立强脸色当时就白了，他摇着我的身体反复说：
　　“我不会揍你的，我为什么要揍你呢？”
　　我这才告诉他：“我把酒盅打碎了。”王立强先是一愣，继而就明白我的威胁因何而起了，他脸上出现了微笑，他说：“那个酒盅我早就不要啦。”
　　我将信将疑地问他：“你不揍我啦？”他给予了我肯定的回答，于是我完全放心了，为了报答他，我凑近他耳朵说：“我不会说那个阿姨的。”
　　那天傍晚，吃过晚饭以后，王立强拉着我的手在街上走了很久。他不停地和一些熟人打招呼，我当时不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和王立强一起散步，当时我是那样迷恋落日挂在两旁屋檐上的余辉。我的兴致感染了他，他给我讲了很多他小时候的事，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到十五岁时穷得经常光屁股。那时他叹息地对我说：“人不怕穷，就怕苦呵。”后来我们在桥畔坐了下来，那一次他长久地望着我，接着忧虑地说：“你是个小妖精。”然后他换了一种口气：
　　“你确实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我十二岁那年秋天，刘小青的哥哥，那位我极其崇拜的吹笛手，患急性黄疸肝炎死去了。
　　那时候他已不是游手好闲的大孩子，而是一个插队的知青了。可他依然戴着鸭舌帽，将笛子插在上衣口袋里，听说他和两个船上人家的女儿在一起插队，那两个强壮的姑娘几乎同时喜欢上了他。他的笛子吹得那么美妙，在乡间寂寞的夜晚怎能不令她们感动。但是那里的生活使他难以忍受，他经常回到城里，坐在自己的窗口吹着笛子，在我们放学回家时，他就会吹出卖梨膏糖的小调，他喜欢看我们奔跑过去的傻样，不愿意回到乡间那个使他生命感到窒息的地方，虽然有两个姑娘编好了爱情的丝网恭候着他。
　　最后一次回来，他住的时间可能是过长了一点。他那怒气冲冲的父亲整天训斥他，要把他赶回乡下去。有几次我从他家窗前经过，听到了他哭泣的声音。他是那么可怜巴巴地告诉父亲，他一点力气都没有，不想吃东西，更不能干活。
　　那时候他不知道自己得肝炎了，刘小青的父亲也不知道。他母亲为他煮了两个鸡蛋，劝他还是回乡下去吧。他回到乡下以后，才过两天就昏迷了。是那两个健壮的姑娘轮流把他背回到家中。那天下午我放学回家时，看到了这两个被阳光晒得黝黑的姑娘，满腿烂泥，哭丧着脸从刘小青家走出来。当天晚上他就死了。我至今记得他当初离家时暗淡的神色，他扛着铺盖，右手攥着两个鸡蛋，慢吞吞地往轮船码头走去。事实上那时他已经死气沉沉了，蹒跚的步履如同一个垂暮的老人。唯有那支插在上衣口袋里的笛子，在他走去时一摇一摇的，显得稍有生气。这个死到临头的人，在看到我走来时，还想再捉弄我一次。他让我凑近他屁股看看，那里是不是拉破了。我已经上过他一次当了，所以我就对着他喊叫：
　　“我不看，你会让我吃臭屁的。”
　　他嘿嘿一笑，放出一个有气无力的屁，然后缓慢地走向了永久之死。当初黄疸肝炎的可怕被极其夸大了，刘小青戴着黑纱来到学校时，所有的同学都叫叫嚷嚷地躲着他。这个刚刚失去哥哥的孩子脸上挂着讨好的笑容走向一个篮球架下打球的同学，那群人像蜜蜂一样立刻逃向了另一个球架，他们同声咒骂他，而他则依然讨好地向他们笑。我当时坐在教室外的石阶上，看着他孤零零地站在空荡荡的球架下，垂着双手一付不知所措的样子。后来他慢慢地向我走来，他走到我近旁站住了脚，装出一付看别处的样子。过了一会，他看到我没有走开，就在我身旁坐了下来。自从那标语的事后，我们没再说话，更没有那么近地呆在一起过。突然来到的孤单使他走向了我，他终于先和我说话了，他问：“你为什么不逃走呢？”
　　“我不怕。”我这样回答。
　　随后我们两人都不好意思了，把头埋在膝盖上哧哧笑了起来。毕竟我们有一段时间互不理睬了。
　　我在两天时间里，经历了童年中两桩突然遭遇来的死去，先是刘小青的哥哥，紧接着是王立强，使我的童年出现了剧烈的抖动。我无法判断这对我的今后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但是王立强的死，确实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刚刚和刘小青恢复了昔日的友情，还来不及去和国庆握手言和，那天夜晚王立强就一去不返了。他和那位年轻女子一开始就注定了是这样的结局，他们提心吊胆地度过了两年美好的日子，在那个夜晚被人捉住了。
　　王立强一位同事的妻子，是那个时代道德的忠实卫士，按她的话说是她早就怀疑他们了。这个有两个孩子的母亲，以自己无可挑剔的贞节，去监视别人的偷情。王立强在这个女人的丈夫出差去外地时，他们共有一间办公室，他带着那个年轻女子黑夜来到这里，将办公桌上的用品放到了地上，然后以桌代床开始他们苦涩的幸福。
　　那个突然袭击的女人，手拿丈夫的钥匙迅速打开房门，并以同样的迅速拉亮了电灯。桌上那一对恋人吓得目瞪口呆，在偷袭者极其响亮的痛斥声里，王立强和他桌上的伙伴都顾不上穿好裤子，就双双跪在她的脚前，百般哀求。在我眼中是那样凛然不可侵犯的王立强，当时是声泪俱下。
　　这个监视已久终于获得成果的女人，怎么会轻易放过他们？她明确告诉他们，再求饶也没有用，她说：
　　“我好不容易才抓到你们。”
　　然后她走到窗前打开窗户，像刚下了蛋的母鸡一样叫唤了。王立强知道一切都不可改变了，他帮助恋人穿上衣服，将她扶到椅子上坐下。武装部的同事从楼下上来后，他看到了政委，就面有愧色地说：“政委，我犯生活错误了。”
　　政委让几个战士把王立强看守起来，让那个姑娘回家去。王立强的恋人早已泣不成声，她站起来往外走去时仍然用手捂着脸。那个眉飞色舞的女人这时恶狠狠地冲着她喊：“放下你的手，你和男人睡觉时怎么不脸红。”
　　王立强缓慢地走到她身旁，挥起手就给了她一记耳光。
　　我无法知道当时更多的情形，那个得意忘形的女人遭受王立强突然一击后，她的疯狂是可想而知的。她张开手指向王立强扑过去时，却被一把椅子绊倒在地。她的愤怒立刻转变成了委屈，她嚎啕大哭了。政委让人快些把王立强带走，留下几个人去劝说这个坐在地上不愿起来的女人，自己则回去睡觉了。王立强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坐到了后半夜，然后站起来对一个看管他的战士说，他要去办公室拿点东西。因为瞌睡而迷迷糊糊的战士，看着他的上级有些为难。王立强说声马上就会回来，就径自出门了。那个战士没有尾随，而是站在门旁，看着王立强在月光下走向办公楼，他高大的身影融入了办公楼巨大的阴影之中。
　　事实上王立强没有去办公室，而是打开了由他负责的武器室，拿了两颗手榴弹后走下了楼梯。他贴着房屋，在阴影里无声地走到家属楼前，然后沿着楼梯走上了二楼，在西面的一扇窗户前站住脚。他多次来过这间屋子，知道那个女人睡在什么地方，他用小拇指扣住弦线，一使劲砸破玻璃后，就将手榴弹扔了进去，自己赶紧跑到楼梯口。手榴弹这时候爆炸了，一声巨响将这幢陈旧的楼房震得摇摇晃晃，灰尘纷纷扬扬地飘落到跑出去的王立强身上。他一直跑到围墙下面，蹲在围墙的黑影里。

那时候武装部里仿佛出现战争似的乱成一团，他听到第二次被吵醒的政委正破口大骂那位失职的战士，还有人在喊叫担架的声音。这纷乱的情景在王立强模糊不清的眼中，犹如一团翻滚而来的蝗虫。后来他看到那幢楼里抬出了三副担架，他听到那边有人在说：“还活着，还活着……”
　　他心里随即一怔。当担架被抬上汽车驶出去以后，他立刻攀上围墙翻越了出去，他知道自己应该往医院跑去。
　　这天凌晨的时候，镇上那家医院出现了一个拿着手榴弹，满脸杀气腾腾的男人。王立强走入住院部时，值班的外科医生是个大胡子北方人，他一看到王立强就明白和刚才送来的三个人有关，他吓得在走廊里乱窜，同时哇哇大叫：
　　“武装部杀人啦。”大胡子外科医生连话都说不清楚了。大约半小时以后他才稍稍镇静下来，那时他和一个浑身哆嗦的护士站在一起，看着王立强手提手榴弹正挨着房间搜查过来。外科医生突发勇敢，他向护士建议两人一起从后面扑上去抱住他。这倒是提醒了那个护士，眼看着王立强越走越近，护士惊恐地哀求外科医生：“你快去抱住他吧。”外科医生想一想后说：
　　“还是先去报告领导吧。”
　　说着他打开窗户跳出去，逃之夭夭了。
　　王立强一个一个房间搜查过去，周围恐惧的喊叫吵得他心烦意乱。他来到护士值班室，刚打开门，一股力量把门堵上了，他左手的手腕遭受门的猛力一击，然后被夹在了那里，疼得他直皱眉，他用身体使劲将门撞开，里面四个护士对着他又哭又喊，没有他要找的那个女人。他就安慰她们，他不会杀她们的。可她们只知道哭喊，根本就不理会他在说些什么。王立强无可奈何地摇摇头，退了出来。接着他走*胧质跏遥质跏依锏*医生护士早就逃跑了。他看到了两张手术台上躺着两个男孩，认出了是那个女人的儿子，他们血肉模糊，已经死去了。他非常不安地看着这两个男孩，没想到最后死去的竟是他们。他从手术室里退了出去，两个男孩的死，使他无意再去寻找那个女人了。他缓慢地走出医院，在门口站了一会，有那么一瞬间他想到该回家了，随即他对自己说：
　　“算了。”不一会，他发现自己已被包围了，他就将身体靠在一根木头电线杆上，他听到政委向他喊叫：
　　“王立强，放下武器，要么你就死路一条。”
　　王立强对他说：“政委，等老林回来了，请转告他，我对不起他，我不是有意要杀他儿子的。”政委可顾不上这些，他仍然喊：
　　“快放下武器，要么你就死路一条啦。”
　　王立强苦涩地回答：“政委，我已经死路一条了。”
　　和我共同生活了五年，像真正的父亲那样疼爱过我，打骂过我的王立强，在他临死的时刻，突然感到刚才受伤的手腕疼痛难忍，他就从口袋里拿出了手帕，细心地包扎起来，包扎完后才发现这没有什么意义，他自言自语道：
　　“我包它干吗？”他对着自己的手腕苦笑了一下，然后拉响了手榴弹。他身后的木头电线杆也被炸断了，灯光明亮的医院，顿时一片黑暗。王立强一心想炸死的那个女人，实际上只是被炸破一些皮肉。王立强自杀的当天下午，她就出院了，这个惊魂未定的女人出院时哭哭啼啼。没过多久，她就恢复了昔日自得的神态，半年以后当她再度从医院走出来时简直有些趾高气扬。妇产科医生的检查，证明她又怀孕了，而且是一胎双胞。那几天里她逢人就说：“炸死了两个，我再生两个。”
　　王立强死后，因此而起的灾难就落在了李秀英的头上。这个虚弱不堪的女人，在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时，显得若无其事。当王立强生前的一位同事，代表武装部来告诉李秀英时，李秀英成功地挺住了这最早来到的打击。她一点也不惊慌失措，她一言不发长时间地看着来人，倒把对方看得慌乱起来。这时候她尖利的嗓音突然响起：
　　“王立强是被你们谋杀的。”
　　把那人搞得措手不及，当他再度解释王立强是自杀时，李秀英挥了挥她的细胳膊，更为吓人地说：
　　“你们，所有的人杀死王立强，其实是为了杀我。”
　　她离奇的思维使来者痛苦不堪地感到，无法与她进行正常的对话。可是有一个实际的问题又必须征询她的意见，他问她什么时候去领王立强的遗体。
　　李秀英半晌没有声音，然后才说：
　　“我不要，他犯别的错误我要，犯了这种男女错误我就不要。”这是她唯一一句像是正常人说的话。
　　那人走后，李秀英走到目瞪口呆的我面前，愤恨地对我说：“他们夺走了我的活人，想拿个死人来搪塞我。”
　　随后她微微仰起头，骄傲地说：
　　“我拒绝了。”这是怎样艰难的一天，又逢是星期天，我呆在家中，杂乱无章地经受着吃惊、害怕、忧伤各种情感的袭击。王立强的突然死去，在年幼的我那里，始终难以成为坚实的事实，而是以消息的状态，在我眼前可怕地飘来飘去。
　　整整一天，李秀英都呆在自己屋中，细心照料着自己的内衣内裤，在移动的阳光里移动着那些小凳子。可她经常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喊叫，把我吓得浑身哆嗦。这是我记忆里李秀英唯一表达自己悲痛和绝望的方式。她突然而起的喊声是那样的锋利，犹如一块玻璃碎片在空中呼啸而去。
　　那个白昼对我来说，是极其恐怖的。我在李秀英肆无忌惮的喊叫里胆战心惊，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偷偷打开李秀英的房门，我看到她安静的背影正俯向自己的内衣，没一会她的身体就挺直起来，仰起脸又喊叫了：
　　“啊——”李秀英第二天一早就回娘家去了。那时候天还没亮，我被一只摇晃的手弄醒，在刺眼的灯光里，我看到一个戴着大口罩，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人正俯向我，我吓得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接着我听到李秀英的声音：
　　“别哭，别哭，是我。”
　　李秀英对自己的装扮深表满意，她近乎得意地问我：
　　“你认不出我吧。”我来到孙荡五年后，李秀英第一次走出了家门。在冬天还没有来到的凌晨，李秀英穿着冬天的衣服走向轮船码头，我打着一把小凳子费力地跟在她的身后。
　　天亮前的街道空空荡荡，只有几个吃早茶的老头，大声咳嗽着走过去。虚弱的李秀英只能一口气走出一百来米，当她站住脚喘气时，我就立刻将小凳子放到她的屁股下面。我们在潮湿的晨风里走走停停，有几次我刚开口想说话时，她就“嘘”地一声制止了我，轻声告诉我：
　　“一说话，别人就会发现我。”
　　她的神秘让我浑身紧张。
　　李秀英在人为的神秘里离开孙荡。当时对于我漫长的过程，现在回忆里却只是短短的几次闪亮。这个古怪的女人穿着雍肿的衣服通过检票口时，回过头来向我挥了挥手。后来我就扑在候船室破烂的窗口，看着她站在岸边不知所措，她要走过一块狭长的跳板才能抵达船上，那时候她就不顾是否会暴露自己，接连叫道：“谁把我扶过去。”她进入船舱以后，就开始了我们也许是一生的分别，直到现在我都没再见到过她。我始终扑在窗口，等到船在远处的河流里消失，我才离开窗口，这时候我才发现一个要命的现实——我怎么办？李秀英把我给忘记了，过多的悲伤使她除了自己以外，忘记了一切。十二岁的我，在黎明逐渐来到的时候，突然成了孤儿。我身上分文没有，就是我的衣服和书包也被紧紧锁在那个已经不存在的家中，我没有钥匙。我唯一的财富就是李秀英遗留的那把小凳子。我把凳子重新扛到了肩上，然后哭泣着走出码头。出于习惯，我回到了家门前，当我伸手推一下紧团的屋门后，我就把自己推入了更为伤心的境地。我在门旁坐下来，哭得伤心欲绝。后来我就在那里发呆，那时候我脑袋里一片空白，一直到背着书包准备上学的刘小青走过来时，我重新哭泣了。我对前天才恢复友情的刘小青说：
　　“王立强死了，李秀英走了，我没人管了。”
　　戴着黑纱的刘小青热情地对我叫道：
　　“到我家住吧，你就睡我哥哥的床。”
　　然后他就飞快地跑回家中，可过了一会他就垂头丧气地走回来。他擅自的决定不仅遭到父母的否决，而且还饱尝了一顿训斥。他尴尬地朝我笑一笑。我是那时候决定返回南门的，我要回到父母兄弟那里去。我这样告诉了刘小青，可是我没钱买船票。刘小青眼睛一亮，叫道：
　　“去向国庆借。”我们在学校的操场上找到了国庆，刘小青叫他时，他说：
　　“我不过来，你有肝炎。”
　　刘小青可怜巴巴地问他：
　　“我们过来，好吗？”国庆没再表示反对，我和刘小青走向了这位富翁。如果不是国庆的慷慨帮助，我不知道自己回到南门会有多么艰难。我的两位童年的伙伴，将我送上了离开孙荡的轮船。我们向轮船码头走去时，国庆神气十足地对我说：
　　“以后缺钱花，就给我来一封信。”
　　刘小青则是憨厚地替我扛着那把凳子，跟在我们后面。可我后来却遗忘了这把凳子，就像李秀英遗忘了我一样。轮船驶去以后，我看到国庆坐在那把凳子上，架着二郎腿向我挥手，刘小青站在一旁正向他说什么。他们置身其上的堤岸迅速地消失了。我在深秋的傍晚踏上家乡的土地，离家五年之后重新回来时，我只能用外乡人的口音向人打听南门在什么地方。我在那条狭长的街道走去时，一个比我小得多的孩子扑在楼上的窗口，一声声叫我：“小孩，小孩。”我听到的是完全陌生的方言。幸亏我还记得南门，和我父母兄弟的名字，还有我的祖父。六岁时残留下来的记忆，使我可以一路打听着走去。我就是在那时候遇到了我的祖父孙有元，这个背着包袱，怀抱油布雨伞的老人，在我叔叔家住满一个月以后，正准备回到南门，风烛残年的祖父在那条他应该是最熟悉的路上迷路了。我们是都忘记了对方的模样以后，在路上相遇。那时候我已经走出县城，来到了乡间，一个三岔路口让我无从选择。我当时被落日的景色迷住了，所以我没有立刻焦急起来，那是让我的童年震惊的景色，我看到翻滚的乌云和通红的晚霞正逐渐融为一体，一轮红日已经贴在了远处的地平线上，开始它光芒四射的下沉。我站在落日的余辉之中，对着太阳喊叫：“快沉下去，快沉下去。”
　　一团巨大的乌云正向落日移去，我不愿意看到落日被它吞没。落日如我所愿地沉没以后，我才看到了祖父孙有元，他就站在我的身后，和我贴得那么近。这个年迈的老人用一种恳求的眼神望着我，我就问他：
　　“到南门怎么走？”他摇摇头，嗡嗡地告诉我：
　　“我忘记了。”他忘记了？孙有元的回答让我觉得有趣，我对他说：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说忘记呢。”
　　他谦卑地向我笑了笑。那时候天色开始黑下来了，我赶紧选择一条路匆匆走去，走了一阵我发现后面那个老头正跟着我，我也不管他，继续走了一会，我看到稻田里有一个扎头巾的女人，就问她：“前面是南门吗？”“走错啦。”那个女人挺起腰来说，“应该走那条路。”
　　那时天色马上就要黑了，我立刻转回去，老人也转过身来往回走，他对我的紧跟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立刻撒腿跑开了，跑了一会回头一看，他正趄趄趔趔地急步追来。这使我很生气，我等他走近了，就对他说：
　　“喂，你别跟着我，你往那边走。”
　　说完我转身就走，我走回到三岔路口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我听到了打雷的声音，那时一点月光都没有。我摸上了另一条路，急步走了一阵，发现那老人还跟着我，我转回身向他喊叫：“你别跟着，我家很穷的，养不起你。”
　　这时候雨点下来了，我赶紧往前奔跑过去。我看到了远处突然升起一片火光，越来越大的雨点与那片火纠缠起来，燃烧的火不仅没有熄灭，反而逐渐增大。就如不可阻挡的呼喊，在雨中脱颖而出，熊熊燃烧。
　　借着火光，我看到了那座通往南门的木桥，过去残留的记忆让我欣喜地感到，我已经回到了南门。我在雨中奔跑过去，一股热浪向我席卷而来，杂乱的人声也扑了过来。我接近村庄的时候，那片火光已经铺在地上燃烧，雨开始小下来。我是在叫叫嚷嚷的声音里，走进了南门的村庄。
　　我的两个兄弟裹着床单惊恐不安地站在那里，我不知道他们就是孙光平和孙光明。同样我也不知道那个跪在地上嚎啕大哭的女人就是我的母亲。他们旁边是一些与火争抢出来的物件，乱糟糟地堆在那里。接下去我看到了一个赤裸着上身的男人，秋夜的凉风吹在他瘦骨伶仃的胸前，他声音嘶哑地告诉周围的人，有多少东西已经葬身火海。我看到他眼睛里滚出了泪水，他向他们凄凉地笑了起来，说道：
　　“你们都看到大火了吧，壮观是真壮观，只是代价太大了。”

我那时不知道他就是我的父亲，但他吸引了我，我就走到他身边，响亮地说：“我要找孙广才。”附录自传
　　１９６０年４月３日的中午，我出生在杭州的一家医院里，可能是妇幼保健医院，当时我母亲在浙江医院，我父亲在浙江省防疫站工作。有关我出生时的情景，我的父母没有对我讲述过，在我记忆中他们总是忙忙碌碌，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我几乎没有见过他们有空余的时间坐在一起谈谈过去，或者谈谈我，他们第二个儿子出生时的情景。我母亲曾经说起过我们在杭州时的片断，她都是带着回想的情绪去说，说我们住过的房子和周围的景色，这对我是很重要的记忆，我们在杭州曾经有过的短暂生活，在我童年和少年时期一直是想象中最为美好的部分。我的父亲在我一岁的时候，离开杭州来到一个叫海盐的县城，从而实现了他最大的愿望，成为了一名外科医生。我父亲一辈子只念过六年书，三年是小学，另外三年是大学，中间的课程是他在部队时当卫生员时自学的，他在浙江医科大学专科毕业后，不想回到防疫站去，为了当一名外科医生，他先是到嘉兴，可是嘉兴方面让他去卫生学校当教务主任；所以他最后来到了一个更小的地方——海盐。
　　他给我母亲写了一封信，将海盐这个地方花言巧语了一番，于是我母亲放弃了在杭州的生活，带着我哥哥和我来到了海盐，我母亲经常用一句话来概括她初到海盐时的感受，她说：“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
　　我的记忆是从“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的海盐开始的，我想起了石板铺成的大街，一条比胡同还要窄的大街，两旁是木头的电线杆，里面发出嗡嗡的声响。我父母所在的医院被一条河隔成了两半，住院部在河的南岸，门诊部和食堂在北岸，一座很窄的木桥将它们连接起来，如果有五、六个人同时在上面走，木桥就会摇晃，而且桥面是用木板铺成的，中间有很大的缝隙，我的一只脚掉下去时不会有困难，下面的河水使我很害怕。到了夏天，我父母的同事经常坐在木桥的栏杆上抽烟闲聊，我看到他们这样自如地坐在粗细不均，而且还时时摇晃的栏杆上，心里觉得极其神圣。
　　我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我母亲经常这样告诉我，说我小时候不吵也不闹，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她每天早晨送我去幼儿园，到了晚上她来接我时，发现我还坐在早晨她离开时坐的位置上。我独自一人坐在那里，我的那些小伙伴都在一旁玩耍。到了四岁的时候，我开始自己回家了，应该说是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带我回家，可是我哥哥经常玩忽职守，他带着我往家里走去时，会突然忘记我，自己一个人跑到什么地方去玩耍了，那时候我就会在原地站着等他，等上一段时间他还不回来，我只好一个人走回家去，我把回家的路分成两段来记住，第一段是一直往前走，走到医院；走到医院以后，我再去记住回家的路，那就是走进医院对面的一条胡同，然后沿着胡同走到底，就到家了。
　　接下来的记忆是在家中楼上，我的父母上班去后，就把我和哥哥锁在屋中，我们就经常扑在窗口，看着外面的景色。我们住在胡同底，其实就是乡间了，我们长时间地看着在田里耕作的农民，他们孩子提着割草篮子在田埂上晃来晃去。到了傍晚，农民们收工时的情景是一天中最有意思的，先是一个人站在田埂上喊叫：“收工啦！”
　　然后在田里的人陆续走了上去，走上田埂以后，另外一些人也喊叫起收工的话，一般都是女人在喊叫。在一声起来，一声落下的喊叫里，我和哥哥看着他们扛着锄头，挑着空担子三三两两地走在田埂上。接下去女人的声音开始喊叫起她们的孩子了，那些提着篮子的孩子在田埂上跑了起来，我们经常看到中间有一、两个孩子因为跑得太快而摔倒在地。
　　在我印象里，我的父母总是不在家，有时候是整个整个的晚上都只有我和哥哥两个人在家里，门被锁着，我们出不去，只有在屋里将椅子什么的搬来搬去，然后就是两个人打架，一打架我就吃亏，吃了亏就哭，我长时间地哭，等着我父母回来，让他们惩罚我哥哥。这是我最疲倦的时候，我哭得声音都沙哑后，我的父母还没有回来，我只好睡着了。
　　那时候我母亲经常在医院值夜班，她傍晚时回来一下，在医院食堂卖了饭菜带回来让我们吃了以后，又匆匆地去上班了。我父亲有时是几天见不着，母亲说他在手术室给病人动手术。我父亲经常在我们睡着以后才回家，我们醒来之前又被叫走了。在我童年和少年时期，几乎每个晚上，我都会在睡梦里听到楼下有人喊叫：“*缴缴*…有急诊。”
　　我哥哥到了上学的年龄以后，就不能再把他锁在家里，我也因此得到了同样的解放。我哥哥脖子上挂着一把钥匙，背着书包，带上我开始了上学的生涯。他上课时，我就在教室外一个人玩，他放学后就带着我回家。有几次他让我坐到课堂上去，和他坐在一把椅子里听老师讲课。有一次一个女老师走过来把他批评了一通，说下次不准带着弟弟来上课，我当时很害怕，他却是若无其事。过了几天，他又要把我带到课堂上去，我坚决不去，我心里一想到那个女老师就怎么也不敢再去了。我在念小学时，我的一些同学都说医院里的气味难闻，我和他们不一样，我喜欢闻酒精和弗尔马林的气味。我从小是在医院的环境里长大的，我习惯那里的气息，我的父母和他们的同事在下班时都要用酒精擦手，我也学会了用酒精洗手。
　　那时候，我一放学就是去医院，在医院的各个角落游来荡去的，一直到吃饭。我对从手术室里提出来的一桶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已经习以为常了，我父亲当时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从手术室里出来时的模样，他的胸前是斑斑的血迹，口罩挂在耳朵上，边走过来边脱下沾满鲜血的手术手套。
　　我读小学四年级时，我们干脆搬到医院里住了，我家对面就是太平间，差不多隔几个晚上我就会听到凄惨的哭声。那几年里我听够了哭喊的声音，各种不同的哭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都听了不少。
　　最多的时候一个晚上能听到两三次，我常常在睡梦里被吵醒；有时在白天也能看到死者亲属在太平间门口嚎啕大哭的情景，我搬一把小凳坐在自己门口，看着他们一边哭一边互相安慰。有几次因为好奇我还走过去看看死人，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过死人的脸，我看到的都是被一块布盖住的死人，只有一次我看到一只露出来的手，那手很瘦，微微弯曲着，看上去灰白，还有些发青。应该说我小时候不怕看到死人，对太平间也没有丝毫恐惧，到了夏天最为炎热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呆在太平间里，那用水泥砌成的床非常凉快。在我记忆中的太平间总是一尘不染，四周是很高的树木，里面有一扇气窗永远打开着，在夏天时，外面的树枝和树叶会从那里伸进来。
　　当时我唯一的恐惧是在黑夜里，看到月光照耀中的树梢，尖细树梢在月光里闪闪发亮，伸向空中，这情景每次都让我发抖，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总之我一看到它就害怕。
　　我在小学毕业的那一年，应该是１９７３年，县里的图书馆重新对外开放，我父亲为我和哥哥弄了一张借书证，从那时起我开始喜欢阅读小说了，尤其是长篇小说。我把那个时代所有的作品几乎都读了一遍，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还有《牛田洋》、《虹南作战史》、《新桥》、《矿山风云》、《飞雪迎春》、《闪闪的红星》……当时我最喜欢的书是《闪闪的红星》，然后是《矿山风云》。
　　在阅读这些枯燥乏味的书籍的同时，我迷恋上了街道上的大字报，那时候我已经在念中学了，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都要在那些大字报前消磨一个来小时。到了７０年代中期，所有的大字报说穿了都是人身攻击，我看着这些我都认识都知道的人，怎样用恶毒的语言互相谩骂，互相造谣中伤对方。有追根寻源挖祖坟的，也有编造色情故事，同时还会配上漫画，漫画的内容就更加广泛了，什么都有，甚至连交媾的动作都会画出来。在大字报的时代，人的想象力被最大限度的发掘了出来，文学的一切手段都得到了发挥，什么虚构、夸张、比喻、讽刺……应有尽有。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文学，在大街上，在越贴越厚的大字报前，我开始喜欢文学了。
　　当我真正开始写作时，我是一名牙医了。我中学毕业以后，进了镇上的卫生院，当起了牙科医生，我的同学都进了工厂，我没进工厂进了卫生院，完全是我父亲一手安排的，他希望我也一辈子从医。后来，我在卫生学校学习了一年，这一年使我极其难受，尤其是生理课，肌肉、神经、器官的位置都得背诵下来，过于呆板的学习让我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开始反感。我喜欢的是比较自由的工作，可以有想象力，可以发挥，可以随心所欲。可是当一名医生，严格说我从来没有成为过真正的医生，就是有职称的医生，当医只能一是一、二是二，没法把心脏想象在大腿里面，也不能将牙齿和脚趾混同起来，这种工作太严格了，我觉得自己不适合。
　　还有一点就是我难以适应每天八小时的工作，准时上班，准时下班，这太难受了。所以我最早从事写作时的动机，很大程度是为了摆脱自己所处的环境。那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进入县文化馆，我看到文化馆的人大多懒懒散散，我觉得他们的工作对我倒是很合适的。于是我开始写作了，而且很勤奋。
　　写作使我干了五年的牙医以后，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县文化馆，后来的一切变化都和写作有关，包括我离开海盐到了嘉兴，又离开嘉兴来到北京。
　　虽然我人离开了海盐，但我的写作不会离开那里。我在海盐生活了差不多有三十年，我熟悉那里的一切，在我成长的时候，我也看到了街道的成长，河流的成长。那里的每个角落我都能在脑子里找到，那里的方言在我自言自语时会脱口而出。我过去的灵感都来自于那里，今后的灵感也会从那里产生。现在，我在北京的寓所里，根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要求写这篇自传时，想起了几年前的一件事，那时我刚到县文化馆工作，我去杭州参加一个文学笔会期间，曾经去看望黄源老先生，当时年近八十的黄老先生知道他家乡海盐出了一个写小说的年轻作家后，曾给我来过一封信，对我进行了一番鼓励，并要我去杭州时别忘了去看望他。
　　我如约前往。黄老先生很高兴，他问我家住在海盐什么地方？我告诉他住在医院宿舍里。他问我医院在哪里？我说在电影院西边。他又问电影院在哪里？我说在海盐中学旁边。他问海盐中学又在哪里？我们两个人这样的对话进行了很久，他说了一些地名我也不知道，直到我起身告辞时，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双方都知道的地名。同样一个海盐，在黄源老先生那里，和在我这里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记忆。
　　我在想，再过四十年，如果有一个从海盐来的年轻人，和我坐在一起谈论海盐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主题：余华——《在细雨中呼喊》——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