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边缘的独白 ——周国平哲学随笔阅读手记[堕落街论坛]

人

希腊人混合着兽性和神性而成为人。中国人排除兽性和神性而成为人。

可以想见，希腊人活得真实而丰富，中国人活得实在而庸常。

人是一种讲究实际的植物，他忙着给自己浇水、施肥、结果实，但常常忘记了开花。

最讲实际的人最后却忽略了忙碌的目的和意义。这是人的悲哀。

人不由自主地要把自己的困境美化，于是我们有了“怀才不遇”、“红颜薄命”、“大器晚成”、“好事多磨”等说法。

这大约是中国人的专利。

哲学

哲学家在海边漫步、沉思，把珠贝拾回家珍藏起来，却把灰色的海滩留给读者。

谁说哲学家将珠贝拾回家藏了起来？谁又能否定哲学家的拾贝之功？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最古老的哲学作品都是格言体或诗歌体的。从什么时候起，哲学板起了论文的刻板面孔？

周先生经年累月埋首长篇大论的故纸堆，对面孔刻板的体系化哲学著作心生厌恶反感之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大概谁也不能否定，从零碎的格言体走到系统的论文体是一种进步。

哲学的体系化和学院化固有其弊，但也并非一无是处。当人类的智慧已能构筑哲学体系时，说明其本身的思维能力已经健全了许多，已不同于古代人的“随感”“偶得”。而格言体虽然如珠玉般晶亮澄澈，却也难免失之片面与偏执。

在现代哲学中，我们由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哲学作品可以看到：格言体哲学依旧存在，且与论文体相安无事地并存着。这说明作品的外在形式原本就是一种个人化的选择。而这种个人化的选择也不妨在一个人身上变成个人化的安排，比如在白天正常的工作时间可以规规矩矩地写“论文”，晚上再将凝聚一天的哲思灵感缓缓倾向笔端，写成蒙田随笔式的格言体“随感”。

春天是诗人的季节，秋天是哲学家的季节。

对于真正的诗人来说，春、夏、秋、冬都可以是他的季节。

而真正的哲学家却往往生活在四季之外。

季节是短暂的；哲学家只属于永恒的终极时空。

福克纳在加缪猝死那一年写道：加缪不由自主地把生命抛掷在探究惟有上帝才能解答的问题上了。其实，哲学家和诗人都是这样，致力于解开永无答案的人生之谜，因而都是不明智的。也许，对人来说，智慧的极限就在于认清人生之谜的无解，因而满足于像美国作家门肯那样宣布：“我对人生的全部了解仅在于活着总是非常有趣的。”

并非每个人都能抵达智慧的极限，因而总会有人在不断探寻人生之谜。

正因为人生之谜无解，探寻之路才显得悲壮而决绝，如西西弗斯那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这里，探寻的目的早已缺席，探寻本身构成了意义。人类的智慧也就在这无望而悲壮的探寻中缓步前进。

回避这种探寻，生活固然简单轻灵且“总是非常有趣”，但终究不可避免地陷入不可承受的“生命之轻”。

人生

只有一次生命，做什么都可惜了，但总得做点什么。于是，我们做者微不足道的事情。

重要的不在做什么，而在做的过程中体验到生命的律动、感觉的真实。

有求名于后世的，故一辈子都在立功立德立言，唯独忽略了现世生存。有求快乐于今生的，但求生命中每一秒都活得真实，不问后世。

这两种人都没错。

最凄凉的不是失败者的哀鸣，而是成功者的悲叹。在失败者心目中，人间尚有值得追求的东西：成功。但获得成功仍然悲观的人，他的一切幻想都已破灭了，他已无所追求。失败者仅仅悲叹自己的身世；成功者若悲叹，必是悲叹整个人生。

周先生这段话忽略了一个根本的前提：世上怎会有终极意义上的成功！无论是何等的成功者都不会停止追求的脚步，因为欲望没有极限，成功也不会有顶点。

天才

庸才比天才耐久。庸才是精神作坊里的工匠，只要体力许可，总能不断地制作。创造的天才一旦枯竭，就彻底完了。他没有一点慰藉，在自己眼里成了废物。他也的确是一个废物了。

也许用不着如此悲观，天才通过学习也可以转化为大师。

天才是脆弱的，一点病菌、一次车祸、一个流氓都可以致他于死命。

天才的脆弱性表现在其才易枯竭，表现在易受平庸愚昧的遮蔽和掩覆，表现在易受自身无法排遣的孤独感的侵袭。而病菌、车祸、流氓之类对任何人的危害都是一样的。

感觉

有时候我想：一个人一辈子永远是自己，那也够单调乏味的。

所以我们在自己的人生大舞台上要善于扮演各种角色，以实现丰富的人生可能性——这样的人生又怎会感到单调乏味呢？

精神现象

有两种人最不会陷入琐屑的烦恼，最能看轻外在的得失。他们看似是两个极端：自信者和厌世者。前者知道自己的价值，后者知道世界的无价值。

有的人会兼备两个极端，比如我。但我有时依旧会陷入琐屑的烦恼，因为人在常态的生存中并不总会走向极端，大多数时候却是焦虑地游走在两极之间，牵挂、纠缠着身边过往的点滴“外在得失”。

天性健康者之间容易彼此理解，天性病态者之间往往互相隔膜。

病态者之间一旦沟通，便能在彼此间迸发出健康者难以理解的热情，达成更深的彼此理解，结成更深的友谊——尽管这友谊也是病态的。

在较量中，情绪激动的一方必居于劣势。

这使我想起了陀斯妥耶夫斯基。与人争论时，他总是容易慷慨激昂，常常被对手挑逗得面红耳赤、青筋暴起，脱口说出一串有欠风度的话，结果又被对手加以夸张地模仿，引来众人的哄堂大笑。

有精神洁癖的人在诬蔑面前最缺乏自卫能力。平时他不屑于防人，因为他觉得防人之心也玷污了自己精神上的清白。一旦污水泼来，他又不屑于洗刷，，他的洁癖使他不肯触碰污水，哪怕这污水此刻就在他自己身上，于是他只好怀着厌恶之心忍受。

这是一切纯洁的文明人的致命弱点。而这个弱点又常常为小人和痞子玩弄于鼓掌。

理性早熟者的危险是感性发育不良。凡别人必须凭感情和经验体会的东西，他凭理性就理解了。于是就略去了感性的过程，久而久之，感性机能因为得不到运用而萎缩了。

以理性解构人生的人，他的人生是何其单薄和肤浅！

世态人情

大智者必谦和，大善者必宽容。唯有小智者才咄咄逼人，小善者才斤斤计较。

这话真让我惭愧和尴尬！

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一旦成为时髦，就必然贬值。现在兴起所谓“文化热”，对文化毫无兴趣的人也言必谈文化了。

“狂热”不仅使一切东西贬值，甚至使其走向价值的反面，变成可怕的东西。

在中国生活最需要的是忍耐。

每一个人不断忍耐的结果，便是怨气郁结，有机会便发无明火，于是又成了别人必须忍耐的一个对象。

“有容乃大，无欲则刚”这句箴言应成为每个国人的座右铭。

中国人是深知语言的厉害的，所以有“一言兴邦” 、“一言危邦”、“人言可畏”之说。有时候，语言决定着民族、个人的命运。语言甚至预定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的命运。

中国人深知语言的厉害，所以我们看到韦小宝凭借一张巧嘴由小混混混成了韦爵爷。

而西方人却看到了语言的乏力，看到缪斯女神因语言的乏力而拴住了舌头，故而几千年来都在求助于“逻各斯”。赫拉克利特曾大声疾呼：“不要相信我，要相信逻各斯！”

时间与永恒

瞬时不可挽留，永恒不可企及，这是艺术与哲学的共同悲哀。

我认为，文学可以通过小说叙事挽留住生命的瞬间，哲学也能通过探究存在而企及永恒。

思考死：有意义的徒劳

死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没有人能否认他的必要性。因此，哲学家们的努力便集中到一点，即是找出种种理由来劝说我们——当然也劝说他自己——接受他。

理由之一：我们没死后不复存在，不能感觉到痛苦，所以死不可怕。

这条理由是伊壁鸠鲁首先提出来的。他说；“死亡与我们无关。因为当身体分解成其构成元素时，他就没有感觉，而对其没有感觉的东西与我们无关。”“我们活着时，死尚未来临；死来临时，我们已经不在。因而死与生者和死者都无关。”

相对于伊壁鸠鲁的豁达，周先生花上万言的篇幅来探讨死亡，实在显得有些“徒劳”，让明眼人一眼就看出周先生极度的“恋生”心态。说来说去，终有一死，我们所能做的，第一就是不去想它，第二就是保持一颗无所畏惧的平常心，然后好好活着！

其实死亡也并不是对每个人都那么可怕，对于那些饱经人世苦难，倍尝此岸艰辛，同时对生存的真相有所彻悟的人来说，死比活着更值得向往。李斯特说：“死去死去，在年轻时死去——多么幸福。” 叔本华说：“对人生的嫌恶，战胜对死亡的恐怖，而往往发生自发的缩短生命。”陀斯妥耶夫斯基则说：“谁能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就会成为新人。谁能战胜痛苦和恐惧，他自己就能成为上帝。因为上帝也做不到这一点。”既然上帝也不能置生死于度外，不能超越死之痛苦与恐惧，对于大多数“恋生畏死”的芸芸众生来说，最好的办法也就莫过于将死亡问题姑且悬置起来，开开心心过好现时的每一天，然后悠哉悠哉不知老之将至。当然，周先生是不甘于芸芸众生的悠哉悠哉的，他要思考死对生命的意义。这种直面死亡的勇气是值得钦佩的，诚如艾温·辛格在《我们的迷惘》中所言：“如果抽离了生命的意义，死亡也便没有意义可言。死亡之所以是人类存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无非是因为它加入了我们对生命意义的探究。”对于执着于形而上的求索，渴望穷尽人生之谜的人们来说，思考死亡是为了更深刻地了解生命的本质，更深入地沉潜到生存的悲剧性的深渊，从而摆脱庸常人生的平庸，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拥抱生活的每一个当下瞬间。狄尔泰：“死是使人心智明亮的前提。”舍斯托夫说：“只有面对最大的恐惧，灵魂才决定全力以赴，否则他永远也摆脱不了平庸；死亡的痛苦和难看迫使我们忘掉一切，甚至忘掉我们的“自明真理”，而跟在现实后面，走向从前满是幽灵的领域去。” 霍夫曼斯塔尔说：“死是当下瞬间生存的一部分。死将麻木的生命从沉沦中唤醒，投入最高层次的超升。” 乌纳穆诺说：“ 从悲惨的深渊中可以跃现新的生命，并且也只有饮尽精神的悲愁，我们才能啜尝生命根底的甜蜜。身心的极度摧折苦痛引导我们走向慰藉。”可以看得出，周先生是热爱生命、珍惜生命的，他对死亡的冗长思索是为了更真诚地拥抱生活，虽不明智，但却令人敬仰。

独处

世界是我的食物。人只用少量时间进食，大部分时间在消化。独处就是我消化世界。

这种表达很有新意，也很隽永。

学会孤独，学会与自己交谈，听自己说话——就这样去学会深刻。

当然前提是：如果孤独是可以学会的话。

孤独不是学会的，孤独是自我存在的一部分，他从体内分泌出来，从每个毛孔中流溢出来；孤独是对生存之乏味的一种深刻认同，这种认同源自在世上找不到合适的食物的那种无奈。

我天性不宜交际，在多数场合，我不是觉得对方乏味，就是害怕对方觉得我乏味。可是我既不愿忍受对方的乏味，也不愿费劲使自己显得有趣，那都太累了。我独处时最轻松，因为我不觉得自己乏味，即使乏味，也自己承受，不累及他人，无须感到不安。

与人交往很多时候确实是一种忍受，并非忍受对方的乏味，而是忍受交谈本身，忍受交谈所形成的存在磁场——在这存在磁场的裹挟中，我拙于言辞，战战兢兢，充满了“存在性不安”。这时候，我极度渴望退缩到内心世界的某间小屋子里，尽情地颤栗。

我向往的是卡夫卡式的地窖生活，远离外界尘世的喧嚣与躁动，静静地踱着步子，从地窖最里一间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那样，我将获得最大的充实和安全感。

与命运结伴而行

狂妄的人自称命运的主人，谦卑的人甘为命运的奴隶。还有一种人，他照看命运，但不强求，接受命运，但不卑怯。

塞涅卡说：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他忽略了第三种情况：和命运结伴而行

命运既不可认知也不可把握，人在神秘莫测而暴戾如君的命运前永远是渺小的，这是我的悲观。我常常想，人类既然无法测知下一秒钟的事情，也就无法排除下一秒钟将改变我们整个人生走向的可能性，这就是命运。我们所能做的，第一就是奋力前行，漠视命运；第二就是随遇而安，藐视命运。所谓“与命运结伴而行”，就好象说“与上帝结伴而行”一样，第一，上帝永远高高在上，怎会与你结伴？第二，倘若真的结伴而行，就更加命运难测了，岂不闻“伴君如伴虎”，有谁愿意与虎狼同行呢？说到底，周国平先生是太在乎“命运”这个概念的存在。

人生的一切矛盾都不可能最终解决，而只是被时间的流水卷走罢了。

周先生的宿命论似乎已侵入骨髓。我认为，重要的不在能否“解决”，而在于“解决”这一行动本身。人生因为有了锲而不舍的行动而获得了虚无中的短暂解脱。

人生中有些错误也许是不应当纠正的，一纠正便犯了新的、也许更严重的错误。

正因为如此，人生才充满了丰富的可能性。虽然我们无法预知一个偶然行动的后果，但仍要义无返顾地去行动，这样才能实现人生丰富的可能性，使人生之河流免于停滞。纵然引来更严重的错误，人生也因这行动的坚决而增添几分悲壮。海明威一生都在实践他的“行动哲学”，犹如希腊神话中的战神，实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人生可能性的极大限度，直至用最后一个“行动”结束自己辉煌的一生。他的人生何其丰富，何其精彩！

人生何必谨小慎微、患得患失呢？

幽默与自嘲

幽默是一种轻松的深刻。面对严肃的肤浅，深刻露出了玩世不恭的微笑。

幽默的人也必有严肃的一面。

注：红体字为周国平原文，其余为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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