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爱与道德的暧昧性
意淫的哀伤——论做爱与道德的暧昧性
前话：鉴于Darkeyes兄弟良言，我决定尝试从高处的云端下来，彻底地贴着地飞行，也来讨论一把做爱的 哲学，开始我的意淫的哀伤......
我一直都坚持认为青春期的性压抑简直就是一种酷刑。19世纪德国古典社会学大师齐美尔认为：激烈的生存斗争使男人的经济独立推迟的越来越晚，一个男人能够合法的拥有一个女人的时刻变的越来越晚，但身体条件并没有适应这种情况，激发性冲动的年龄相对较早。这个问题在今天仍然是存在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来探讨做爱的道德暧昧性才别有意义。
马克斯主义的多年教育是希望我们能象蚯蚓一样地去做爱，蚯蚓是两性同体，只需首尾对接就能完成一次高质量的做爱，不存在任何不公平的现象，这样的也许就只理想中的最道德做爱。可惜人毕竟和蚯蚓不一样。
在动物里，对做爱最忠诚的应该是蝴蝶，作完一次爱后就死了，真正的殉道者；而对爱情最忠贞的应该就是企鹅，企鹅的一生都是都是与爱人长相死守的，一只死了后另外一只也是不能独活的。因此，我常常认为在西方世界里也许有蝴蝶，但绝对不会有象企鹅一样的蝴蝶。
做爱的道德暧昧性在古老的中国是没有什么可以探讨的意义的，因为那是绝对的不公平的做爱。在我们伟大的诗经里，就有这样精彩的记载“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褐，载弄之瓦。”（《诗·小雅·斯干》）既然男女生出来就有如此大的差别，何况是在床上呢？象“恶疾，无子”这样的天生生理疾病竟然都可以堂皇地成为“七出之条”，而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男人因为“阳痿”被妻子给休了。那时候做爱的道德体现的最悲惨的地方大概就是在皇宫里，我们伟大的秦始皇，全国的总人口不过区区两千万，他老人家的女人就有一万人；到了西晋武帝司马炎大爷的手里就更不得了，后宫中专门为他一人准备的佳丽就有一万五千人；这还不是最强的，最强的应该是我们的风流天子李隆基，她的女人，包括宫女据历史学家考证，居然达到了四万人之多。
据我的猜想，中国的皇帝们一定都特羡慕成为蛇。蛇的阴茎里有骨头，从来不用担心会阳痿，最不济也最好能象只袋鼠，因为米勒在他的《北回归线》里告诉我们：“袋鼠有两根阴茎，一根在平时用，一根在节假日用。”
在中国那时候的女人那里，没有什么道德可言的，一种赤裸裸的奴隶关系而已。那时候的女人，尤其是我们后宫里的女人，成天要做的就是“排着队，拿着宠幸的号码牌”。哪天皇上一不小心点到自己，那真的就是天大的高兴事了，马上吃春药洗澡化妆打香粉，迎接着恩赐。据说那时候的姘妃被皇上招寝，都是由太监抱着进去，真残忍！皇帝的脑袋就是不一样，阉了你，让你想做的事情做不了，不想做的事情照做不误。道德啊道德，那时候你在哪里？有人说“道德是弱者用来制约强者的工具”，结果在我们古代的中国，道德不但没有制约强者，反而又被强者们用来制约弱者。不但是男人用严格的道德来制约女人，而且也制约弱男人。唐代开始，就用等级制度划分王公官僚的纳妾数量。
最先能让我们看到道德与做爱稍微有点关系的，是《红楼梦》。我们的偶像贾宝玉天天出入女人堆里，在那个“看见鸵鸟都想操”的青春期里，充满了性的意识，却绝对没有淫言秽行。虽然他也爱慕过同性，睡过丫头，但是并不能否认他是第一个对女人与做爱有道德概念的男人。读者们之所有没有对贾宝玉反叛，也正是因为他的纯情与他的淫而不秽。这和我们的西门庆官人是不一样的，据亲爱的潘金莲女士揭发，西门庆的最大梦想是要把天下所有的女人都弄到自己的床上去。难怪西门官人要到处找“胡僧药”了。说到春药，不禁想起了我们长沙古代老乡的杰作。在长沙的马王堆汉墓挖掘过程中，从相国夫人辛追的随葬品里居然挖出了一瓶春药——马酱。天啦，那可是在道德礼教最严密的汉代，而且是一堂堂相国夫人。可见性在与道德的矛盾关系中的处境微妙。
中国古代的年少成名天才很多，象李贺，王勃，最让我崇拜与不理解的代表玄学最高峰的王弼，王弼十七岁的时候就写下了著名的《老子道德经注》。我一直都私下里认为与他们那时候不用担心性压抑有关。他们结婚早，没有什么可以幻想和耽误的。而不象我们现在，我们在十七的时候，还在对着偷来的A片大肆意淫。所以，现代中国没有几个年少成名的天才。在法定年龄22岁以前，大家都在想女人。
说完了中国接着说西方。说到西方，我们有必要先来认识几种神奇的动物。一种是兔子，据说兔子是做爱速度最快的，一只公兔一般只要几秒钟就解决完了问题，所以我认为他们是最适合去强歼的，母兔还没反应过来他们就完事走人了。科学实验发现（这样的科学家也够无聊的），一只母兔要经过二十只公兔才会发出第一声叫床声。还有一种就是狮子，母狮子一年只做一次爱，而狮子的性别比例是一比一，公狮子真惨，与道德无关的做爱方面的惨。与公狮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母牛，公牛体格健壮但它们的性器官只有筷子大小，母牛应该是从来体验不到高潮的。
只有在西方的历史里，才有可能来探讨做爱与道德的暧昧性。就象可怜而窝囊的克林顿总统，因为一不小心宠幸了白宫一个实习宫女，居然搞的灰头土脸地下了台，最要他感觉到难受的居然还只是因为法律上的所谓的“第二种性交”。克林顿肯定特羡慕中国的皇帝，这事要换在中国，早赐你莱温斯基一根白绫，给我去死吧你！
西方人从一开始就和我们不一样。比如在他们的传说里，就有了与自己的母亲有过关系的俄普狄斯，而且他的形象还不是特别坏。还有那个非常俊美但又非常自恋的那喀索斯，他宁可天天去水里照自己也不与任何异性交往。于是，西方世界里的做爱与道德的暧昧性便有了可以讨论的基础。道德之所有意义，是因为女性有了自己的自尊和权益。而在这样的探讨里，我不想刻意去说那些另外的道德暧昧性，比如卢梭的与巴黎上层女人的传奇交往，拜伦与他姐姐的传奇恋情，王尔德同性癖好等等这些，我只想说两个道德暧昧性的最好代表，而且都是女人，一个叫莎乐美，一个叫波伏瓦。
莎乐美据说是个天才宝宝，但是由于现代人之所有熟悉她仅仅只是因为她的风流事，所以很多她自己的才华都被人遗忘了。尼采就曾经为她22岁时写的诗流泪。与莎乐美有纠葛的男人都是些天才，从她能征服这么多天才男人来看，她的魅力确实不小。在她的爱已经消退，那些男人们依然深深地为她痴迷。尼采，里尔克，弗洛伊德，瓦格纳，托尔斯泰......在这样的做爱与道德的背离追求中，莎乐美成就了一个传奇。现在有很多女性以莎乐美为榜样放任自己在性欲上的追求，却从来不去追求她那种对精神的思考与追求，莎乐美的《为上帝而战》证明她不仅仅是用外表征服男人的。
另外一个就是波伏瓦。他和萨特真的是绝配，为做爱与道德的暧昧性做出了最好的诠释。他和萨特互相深深地爱着，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去背弃谁，但确放弃婚姻，还立一协议，同意两人偶尔有风流韵事存在。在现代人看来，这样的真是理想的伴侣。萨特经常对波伏瓦说“我们之间是一种真正的爱情。但是，如果我们能同时体验一下其他以外的风流韵事，那也是件乐事”。
在面对萨特走马灯似的换情人时，波伏瓦在40岁之前一直过着比较单纯明净的生活。但是生理上的冲动
终于越过了道德的底线。她喊道“我生理上的欲望远比我所想要获得的大的多。在我所选择的男人对我的狂想的爱抚和性行为中，我能够分辨出我内心的活动以及做为个体的我的自由。但孤独.不可抗拒的兴奋心情却大声地呼喊着每一个人，无论他是谁”。
呜呼！好一句“无论他是谁”。无情地披露了人的所谓的道德在做爱的生理面前显得如此脆弱。这样的呼喊正是波伏瓦之所有成为波伏瓦的原因。在这样的伟大爱情支撑下的呼喊，我们只能承认道德的无能为力，我们只能用她在《庇吕斯和西奈阿斯》的一句话来表示我们的理解“对他人自由的尊重不是一个抽象的规则，它是我们努力所获得成功的首要条件”。
说完这个，我不禁开始想，要我来选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我一定选避孕药。虽然它出现在我们面前不过40年的时间，但它的意义实在是太巨大了。从此，做爱与性开始剥离。爱与道德之间的鸿沟，也开始出现。
它的出现不但是性与生殖分离的可能得到实现，更重要的是性与责任，与道德的剥离也开始了。使我们男人的苯乙胺呼啸着从生殖与责任道德的义务中突围而去。于是，就开始了所谓的什么木子美现象，什么所谓的*女猖獗现象，所谓的一夜情泛滥现象。中国人就是什么都跟着别人跑，象这些什么个性解放在美国早就是人家几十年前玩剩下的了，我们还在这边呱唧呱唧。
但是超越这些问题来看，还是有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他们或许就是我们所说的异类：几乎每个有创造力的人，具有震撼他生活的那个世界的能力的人，甚至是每个伟大的艺术家，政治首脑，都有过某种程度的禁欲。达利甚至说：“达.芬奇，希特勒，拿破仑，所有这些人都代表着那个时代，他们几乎是完全阳痿的人”。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也是这个叫萨尔瓦多.达利的疯狂天才曾经说“纪（女支）院有益于健康，为不满足的男人而存在，使他们沉溺于他们奇特的胃口：半个小时后他们带着一点负罪感回到家里，这使他们更容易与人相处。”做爱与道德，在他这里，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在这样的道德与做爱的背离中，家庭已经越来越式微了，离婚那叫家常便饭。没有离过婚的人反而成了“异类”。不知道大师们是怎么想的，只知道中国近代的儒家告诉我们取消家庭，如康有为认为，人类的伦理三纲都可以取消，只要留下朋友之情就行了。而一代新儒大师熊十力先生甚至认为：家庭是万恶之缘，所以他抛弃家庭想出家。梁涑溟也是愿意出家的。无独有偶，在西方的经典著作《理想国》里，柏拉图也是借助苏格拉底之口说：“这些女人应该归所有男人共有。任何人都不得组成一夫一妻的小家庭”。他们认为：家庭会破坏希腊的城邦精神。看来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悲剧，他们早就发现了。
还有突然想起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在问为什么骑士精神与我们东方文化没有缘分。中国人为什么没有骑士精神呢？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私下认为有一种答案是可以参考的：骑士精神其实也是一种尊重女性，甘心为自己心爱的女子做一切事情甚至献身的精神。这在西方是美德，而在中国的传统里，恐怕会被人骂死。所以就注定了，西方有可能产生狮子一样做爱的自尊，而中国永远不会产生骑士精神。
用现在似乎很流行的一个作家的一句话结束这篇杂乱无章的文章吧。昆德拉在面对做爱与道德的暧昧性问题时，曾这样说：“性就是模棱两可的，就是将人暴露在判断他人时深深的无能为力中”。
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很无能为力。我只确切地知道一点：我很想念那些骄傲的蝴蝶与企鹅。
淫恶与淫美
? 唐思源
书此一题，我不堪其忧，像火中取栗，诱惑与风险并存。韩少功先生曾说：“有些事情如俗话说的：你越把它当回事它就越是回事。所谓‘性’就是这样”；“人在上帝的安排下，获得了性的快感，获得了对生命的鼓励和乐观启示，获得了两性之间甜蜜的整合”；“禁限是一种很有意味的东西。礼教从不禁限人们大汗淋漓地为公众干活和为政权牺牲，可见禁限之物，总是人们私心向往之物——否则就没必要禁限。而禁限的心理效应往往强化了这种向往，使突破禁限的冒险变得更加刺激，更加稀罕，更加激动人心”；“避孕术造成了性与生殖分离的可能，使苯乙胺呼啸着从生殖义务中突围而去。其实，突围一直在进行，通奸与婚姻伴生，淫乱与贞节影随，而下流话历来是各民族语言中生气勃勃的野生物，通常在人们最高兴或最痛苦、最愤怒的时候脱口而出，泄漏出情感和思想中性的基因。”〔1〕
韩氏不避不讳，单刀直入，直捣人们讳莫如深的敏感区域——性。我再趋之一步而谈——淫。且与淫恶对立而辟出一题——淫美。
性与淫在人类生活中的善恶界定是十分暧昧的。少年看见接吻镜头后立即偏开头，有人碰着男欢女爱时回头说什么都没看见，有个一丝不挂的神经病男人走在街上，女人都以掌障目而掌指的缝隙却不一定密封。说什么都没看见的，可能是看得最清楚的。这就是禁限刺激产生的人格暧昧。假如我们把猩猩、母猪、公牛也穿上裤子，戴上乳罩，它同样能刺激人们的好奇。农村的妇女喂奶，把衣襟一捞开，嫩白乳头探在光天化日之下，会有人去贪婪几眼却并不觉得占了很大便宜。而一旦孩子戒了奶，女人把乳房缩回内里，重系胸罩，那就金贵了。你从开领处去窥视，就有非礼之嫌。我见过一张报纸，上有一新华社女记者在非洲的土著人区采访的合影，土著女只穿一条短裤，两乳头掉下尺长，男人的生殖器赫然户外，但从女记者坦然地笑中一点也不觉出男女间有性骚扰和淫秽的恐惧。当然，那也就没有味道了。所以，禁限和开放，是一场永远没有完结的斗争。人类在这种禁限的突围中获得各种启迪，在开放的鼓励中得到发展。
说到淫恶，我想起一首歌：“小和尚下山去化斋，老和尚有交待：山下的女人是老虎，遇见了千万要躲开。”师父谆谆教导，怕徒弟被“老虎”吃了，被女人淫了。淫者，恶也。从古至今，淫就是个十恶不赦的东西，是虎狼、蛇蝎、瘟疫、麻疯、砒霜，难怪孔老二写了那么多条律从严禁之。秦始皇时就在会稽刻石申禁：“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对男女性淫之事，上到了酷刑。至今《辞海》中不见淫美一词，可见，历代朝廷和儒家对“淫”是同仇敌忾的。从夏启开始建立王位世袭的“天下为家”已经四千一百年，一直就把民间的男女之事视为大敌。统治者视淫为敌，总有他的道理，但他们为什么不禁限人们大汗淋漓地为公众干活，不禁限人们跪在地下说“小人不敢，奴家不敢，臣该万死呢”?
“走过了一村又一寨，小和尚暗自揣：为什么老虎不吃人，模样还挺可爱。”坏就坏在小和尚不该有眼睛，有感受，有思想，会看会想会揣摸。当年的老和尚也受过老老和尚的训诫，也感受事实并非如此，但师父为什么要骗人呢?因为那师父的师父可能就是兽中之王，是皇上。
李世民弑其兄李建成，把他嫂子“淫”了，生下个高阳公主；李世民的武媚娘被自己的儿子李治所淫(或说武媚娘把李治淫翻)，后大权旁落，妇人称朕；武则天宫廷“淫妖”，满朝惊闻；李隆基和杨贵妃的风流韵事更是名满天下；慈禧太后淫了太监李莲英(当然远不止如此)。倘不是淫美，圣上何故爱得要命，太后何故铤而走险?淫，美哉。呜呼!《汉书·孝武李夫人传》中有“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二顾倾人国”。皇帝宁顾美人而倾江山，非其美而不顾，非其顾而不淫，非其淫而不倾城国。淫者，于肉欲而美，于江山而恶也。
万恶“淫”为首，万淫“朕”为首。皇帝一手遮天，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大臣辅佐皇帝，八妻九妾；官僚呼拥政权，五妻六妾；地主敛财纳贡，三妻四妾；恶棍小吏为虎作伥，一妻两妾；以下庶民皆“从一而终”。仿佛这世上的女人是沙漠上朝廷把守的一口水井，供男人论“官”行赏，行“路”解渴。
皇帝身边上百号美女望眼欲穿等着皇帝哪一天眼花，失错在花名册上点到自己的名，那就叫“临幸”了。于是激动得不行，幸福得要死要活，立即服春药，洗浴化妆扑香粉，而后到龙床的隔房把霓裳羽衣脱光了，由太监抱着这团粉嘟嘟的肉，从皇帝脚那头的被子插进去……而在皇帝心里，全没当一回事，他食色比食饭菜还频繁，就像到御花园赏春，到底哪朵花最美，他从没一口断言。
男女相交，从来就认为男人占了便宜，女人吃亏。而妃子们却觉得是临幸、宠幸，是男人的恩赐。不像那个美国女人莱温斯基，克林顿总统“临幸”她，她还大呼小叫，搞得克氏受到弹劾，惊动朝野。要遇着慈禧，早赐她一条白绫，去死吧。
皇帝面前美女如云，时刻临幸；不上朝不理政都做不赢，又怕后宫淫乱，于是，把贴近宫女的男人们的那家伙割了，让他想做的做不成，不想做的照做不误。宦官，是淫的罪证，也是中国奴文化的产物，是人性摧残的极致。在封建社会，礼教是权势制定出的用以囚禁人民的牢笼，而始作俑者自己决不作茧自缚。他们在家里“淫*#”，在外“淫奔”、“淫威”，还爬上百姓的墙头去折“红杏”，跳下渔家的船舱去采“红莲”。他们可以不容分说地宣布一套比道德更堂皇的游戏规则，保证自己对女性的侵犯不背上“奸淫”的罪名。他们在淫*#中体察到淫美，将幸福建立在她人的痛苦之上。
当然，德治不如天治，他们终将自食其果。皇帝淫溺成疾，一个个病恹恹的，二三十岁就驾崩。还有不满足于宫内的“正经”的，偷出宫去逛窑子，染上梅毒而丢了卿卿性命。这就是真正的淫之恶果。诚然，淫恶不止皇帝，还有高俅、高衙内、西门庆、潘金莲、海和尚等。
我们从来就认为“淫”是“恶”的，所谓“万恶淫为首”。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却挖出了一个千古怪论——淫美!
在相国夫人辛追的随葬品中竟然有谓之“马酱”的春药。“读了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医方，这个谜才得到了解答。帛书《养生方》中记载：‘取白镣杬本，阴干而治之。以马酱和为丸，大如指端，帛裹纳入妇女空中，张且大。’文中‘白竊本’，即‘白色芫花’的根，‘芫花’即‘毒鱼花’，又名‘头痛花’鱼吞食则醉死，人闻之则头痛。江湖上常用以制造‘***’。”〔3〕“马酱”显然是刺激女子性功能的春药，它利用“竊花”的毒性使女子阴道充血，激发性欲，造成女人昏昏欲醉的快感。
让人吃惊的是，辛追处在封建礼教极其严密的汉代，而且她是堂堂长沙国丞相的夫人，轪侯利苍怎么可以容许她如此放纵呢?活着也许可能秘密寻找醉淫通奸的快感，难道死后在判官小鬼那里还用得着春药辅助?春药入殓，还公然列入清册，居然不怕社会舆论谴责?不仅如此，女尸辛追随葬衣物丰富多彩，满身绫锣绸缎，袜子手套一样不缺。惟一少了的就是裤子!这又是一个稀奇。难道辛追与现代舞厅里只穿裙子不穿裤子的风流女不谋而合?
先说不穿裤子一事吧。
据专家对马王堆汉墓的文化特征所考，墓主轪侯及夫人辛追应是九疑山古越人后裔。《三国志》载：“日南郡男女裸体，不以为羞。” 《淮南子·原道训》也载：“九疑之南，民人被发文身，短卷不裤。”可见，汉时的辛追依然继承了尧舜禹时古越人不穿裤子的习俗。既然可以裸身不裤又不以为羞，其淫，实在不足为奇。“《史记·南越列传》集解引《汉书音义》云：‘苍梧越中王，自命为秦王’，可知苍梧人属越族(苍梧即九疑)……他们的传统文化当属楚越巫官文化范畴，如果用巫官文化的世界观和道德观去研究贵妇人辛追不避淫乱之名，以春药殉葬的现象，就不足为怪了”；“‘淫’在巫文化中不是贬义词，相反还是美称。因为原始人视民族繁衍昌盛为头等大事，为人而不淫，子孙后代从哪里来?中国古籍中不乏其例，只是不曾引起儒学者重视罢了。”〔4〕
古越女子还以淫而名，有淫花，泆女(泆与淫通)，周姬(姬兰，妇人用淫草)，瑶华(瑶华即淫花）。可见，在我国古代，是以淫为美、为荣的。这种“淫美”意识大约从最残酷的奴隶制的商周起开始“恶化”，到了春秋战国时的孔子的“仁”学说里，“淫”便被分置到“美”的对立面。但在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越人还一直坚守祖先的传统，以淫为美。无论男女，只要他为上百人所爱，他（她）就是大家尊重的典范。他们认为，只有最漂亮、仁慈和有能力的人才能得到多人的爱，才享此“淫美”之殊荣。与此相比，辛追的“马酱”，实在小巫见大巫。
奇怪的是，就在那个产“马酱”、倡导“淫美”、习惯“短卷不裤”的百越文化中心，舜帝长眠的九疑，竟然有一座皇帝御赐的贞节牌坊——光绪帝跟舜帝唱起了对台戏。
不知这世上有多少贞节牌坊，我只见过这一座。它像长安古道上的棂星门，三层石梁柱结构，石榫栓啮，岩板镂空雕花，横梁上有八仙人物和龙凤狮虎凸雕，造型生动，技精骇人。稀奇的是牌坊的中央大书“圣旨”二字，乃光绪二十年(1894)赐建。牌坊三块石板双面竖刻着三百零七个贞节烈女之姓氏(贞女为终生不嫁，节妇为丧夫终生守孝，烈妇为守孝抵抗诱逼)。其中节妇占百分之九十。如欧阳恒炜妻文氏，欧土旺妻窦氏。表彰女人的光荣榜上，还只有死了的男人的名字，可见封建社会妇女的地位如何?石板还空出许多位置，可惜不久就爆发了五四运动，也就止了。这块牌坊立在湖南宁远县城西门出口，和江南最大规模的宁远文庙一墙之隔。
湖南宁远文庙是宋乾德三年（965)赵匡胤为了让中原文化取代楚越文化而立的一座丰碑。九百年后光绪再把一座精美的贞节牌坊建在文庙边，为历朝皇帝和孔夫子宣扬的“三从四德”、“从一而终”塑造出一批楷模。那边是孔孟皇家的道德文化大院，这里挨着就出了一批贞节典型，是楚越人学习的典型。理由是你们的祖先舜帝就是宣讲道德文化的。但舜的道德里所推崇的是淫美，而孔孟皇帝推崇的是淫恶，深谙政治的朝廷命官们对此绝口不提。他们只提孔孟，只提“淫恶”。可能正因为“淫美”曾经成为蛮越人御外的强大动力。而按照楚越民族的理解，淫才有子嗣，才有家，才有爱，才有生命的延续，才有部落的壮大，从而才认识了淫之美。男人会为这个美浴血奋战，拼死抵抗外来的侵略。
同样是“淫”，中原说恶，楚越言美，这是“两种文化基因在‘人生观’上的巨大差异”。比如：“中原人死之后，丧礼立足一个‘哀’字，而楚人却立足于一个‘乐’字。‘哀’的根源来自于周公及孔孟学说的封建礼教，‘乐’的根源则来自楚人原始的‘灵魂观念’所决定的‘人生观’。”〔5〕楚文化“以歌代哭”〔6〕的丧俗出于他们“视死如归极乐宝地”的乐观精神。这种“淫美”精神“丧乐”精神在与异族作战时体现得更充分。这就是湘军无往不胜的民族风骨。正是这些与中原格格不入的“淫美”、 “丧乐”精神，使这个小小的百越族能够顽守一隅，坚守了三千多年。为此，京城的皇帝们食不香，寝不宁，淫不美。他们给这些土著部落酋长不仅封侯加爵，玩尽空手道，还敕撰了很多好听的县名，以示对九疑宠爱有加：汉武帝设舂陵侯国，隋末改梁兴，唐初改唐兴，武则天时改武盛，天宝元年改延唐，大历二年又设大历，一直跟中央保持亲密关系。直到北宋开国元年，中原倾兵南征蛮夷大捷，才叫宁远，意曰“武定功成，远方安宁”。〔7〕平蛮之后，朝廷不再任用本地人做官，由朝廷直辖亲点外地人当县令。仅举清代(1649～1911)二百六十二年间，就换了一百二十七届县令，其中无一湖南人。而在民国三十七年(1912～1949)中，换县长四十二届，基本都是湖南人。朝廷一面对蛮夷实行独裁，一面施行儒教。朝廷认为，南蛮之野难以颠覆，是“淫美”、“丧乐”精神在作怪，倘他们能疾“淫”如仇，哪来人强马壮?倘她们能丧夫守孝节哀，视死为悲，哪里还有“丧乐”?倘若那里的女子都愿做贞女不嫁，岂不是不征自灭?于是千里迢迢，他们要到这荒山野岭里建一座孔庙，立一块贞节牌坊，以昭越人之敬仰，其用心良苦、皇恩浩大，苍天可鉴。
让人百思不解的是，皇帝为什么不在他的后宫御花园里立一块贞节牌坊哩?好一个孔老二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咋不为皇帝写一条“己所欲，当施于人”呢?
“淫”一词由远古的褒义演化成后来的贬义，不同社会与不同文化观念决定着它的词性，从而我们可以看到历史长河中人格、政治、道德理念的流变，禁限和开放所产生不同的社会形态。如果现在的“性”是一种中性词，那么，古“淫”比今“性”当更具积极健康之意义。后来，随着史官文化对“淫”的贬斥、涂炭，取而代之的“性”才得以出台。然而，性，依然是国人谈虎色变的忌词，这是民族传统文化禁限的结果。这种禁限压抑着人性的自然发展，钳制人的能量的发挥。因之，我们有必要用科学、美学、人学的伦理重新看待“淫美”的积极意义，把“婚姻的乐观启示”与“通奸的颓废沉溺”，把“人性”与“道德”、“理性”与“乱性”、“淫美”与“淫恶”理智地区分开来，拓展东方民族尚未开启的蒙昧领域，从而释放广泛、巨大的社会潜能。
于湖南冶金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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