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无羽之翼——我的研究生三年

九、学问为何而做？

寒假在阴冷的冬雨中结束，第二学期开始了。我依旧跟上学期一样，每逢早上有课便空腹快跑。实际这样的晨跑我坚持了两年：第一年是赶乔老的课，第二年是赶我们万导的课。三年级因为没课了所以就不跑了。

只要不是上导师的课，我总是挑一个离老师比较远、他不容易看到我，而我又能听清楚他讲话的位置。在那里，我想听就抬着头听一会儿，不想听，就把头一低打盹儿。只要不出声，没人知道我在做什么。上乔老的课我就是这样。

那时候，我通常是高高地扎一个马尾，再用一个金黄色头套将它们牢牢包住，直立在我圆圆的后脑勺上。大米说最喜欢看我那样扎头发了，很运动，很有活力。但是当我把头靠在桌上的时候，那种发型看着就像是在我脑袋上长出了一根金色的短圆柱，直指天空。

好几次，我坐的位置与同门沈贤正好“遥遥”对望。每当我抬起头，睁开惺忪的睡眼，就会撞见他“神秘”的微笑。下课了，沈师弟说：“师姐（我们同门同年级间以年龄排序），你在搞行为艺术吧，你头上那个‘冲天炮’，很正，很稳！”

乔老主要研究辛亥革命史。给我们讲授中国近代史课时，他总会时不时提到一些辛亥人物。比如一个叫易白沙的，乔老仿佛很喜欢他，提到过好几次。我几乎没听说过，问历史科班出身的同学，也一样不熟悉。

乔老对辛亥革命人物的研究可谓彻底，历史书上有的、没有的，乔老和他的弟子们几乎快研究遍了。S大附近那座埋葬无数辛亥英灵的青山，乔老也曾带领学生祭拜过多次，还查数出一共有70多座陵墓。他的几个女弟子（这次分给他的几乎都是女将）拿着他分配的选题几乎无从下手：那些人物太不出名了，又死得早，革命经历短暂，资料着实难找。不过也难怪，辛亥革命中的名人已经被前人研究透了，已经没有余地再让她们见缝插针了；写论文要出新，要有自己的观点，不找别人没挖掘的人物，又能怎样呢？

无疑，乔老对于做学问是很认真的，他是一个敬业的教授，一个勤奋的学者。从他总是精神抖擞地在8点之前就坐在教研室，从他坚持笔耕不辍、发表多篇论著，为了研读资料而学习日语，都可以看出。可以说，他的满头白发，如果有1000根，绝对有700根是做学术的功劳。

 

“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的牌子挂上的时候，乔老的脸上出现了难得一见的笑容。的确，这是对他和与他一起努力的教师们的承认，可我的心里却是一声叹息：

 

有了个会又如何？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路已经越来越窄了，即使把所有跟辛亥革命有关的人和事都挖出来，又怎样？而且，有那个必要吗？我们研究历史到底是为了什么？仅仅是还原历史真相，还是应该有更深刻的社会意义与教育意义？即使还原历史真相，是不是要把所有陈谷子烂芝麻都翻出来呢？那样才叫做学问做得深做得透吗？我们做学问究竟是为了什么？

 

我如此悲观地质疑做学问的意义，并不是对乔老的偏见，而是我对历史学科的学术研究或者说对我们的历史学科研究生教育在当代新情况新形势下所出现的问题的疑惑。这些疑惑，当“中举”的短暂喜悦退去后，便开始逐渐盘踞我心底了。

还是从我们的教授说起，还是先说说乔老。

对于乔老，我是尊重的。乔老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学生也是一样。他的弟子英语必须过六级，要入党，最好都考博。所以，做他的弟子很累（我想，柳威六级“五进宫”恐怕也与乔老不无关系）。一般能得到乔老青睐的学生，基本都是拼命三郎型。

乔老不止一次对我们赞叹过一个不知道早了我们多少届的未曾谋面的师兄，说他天天很早就起床，“哇啦哇啦”背日语。每逢提起这个高足，乔老的皱纹就在欣慰中开成了一朵盛放的菊花。

乔老自己的日语也不错，去过日本访问。大概是日本学者对他比较友好吧，乔老就推而广之地认为我国与日本之间的睦邻关系也是形势一片大好。我听了有些惊讶，也夹杂有一点点失望：日本教科书事件一直风波未息，又在为谋求政治大国蠢蠢欲动，妄图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国，可是我们的老教授好像一点都不知道。

不过后来我不失望了，习惯了。我们总是习惯仰望高处，崇拜自己不了解的东西。就说博导吧，博士是多高的学历啊，博士的导师，那该多有学问啊！那要什么样的人才能担当啊！一般人都会这样想，博士都很牛了，博导一定是全知全能，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其实错了。学历不等于学问，教授也不过是个职称而已。博导之所以为博导，不过是在他所研究的领域略显风骚而已，而对于他没有涉足的地方、不关心的事物，当然不知道。

何况老先生做学问多半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历史学科本来靠的就是岁月的积累，不像理工科一个项目就能创造很多显而易见的效益；能混到历史教授级别的，在年岁上也快接近古董级别了，很难再去关注新情况、接受新事物，给学生上课基本就是对着比他的学生们年轻不了多少的讲义年复一年地照本宣科而已。所以，我们不能要求太多。

        就如我们70高龄的中国现代思想史教师程老教授，早过了退休年龄还被返聘在三尺讲台上发挥余热，你能要求他时刻保持与时俱进、知识更新吗？（顺便提一句，在当下博士都难就业的情况下还能有机会贡献最后力量，程老真有才，我们院真爱才啊！）不过不管怎样，他们在教学态度上是认真的，在治学上是严谨的，高校需要他们这样的教授。有他们在，至少学术是纯净的，教学是正常的。
　　
　　近些年对“学术腐败”的讨伐声一直很高，主要是针对学术成果中的抄袭剽窃，更主要是针对教师评职称而言，学生的几个豆腐块是没人会去注意的，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教学腐败”这种现象。
　　
　　高校教师评职称一般就是看他的科研成果，也就是论文或者专著，而对教学这一块，很多高校都不太重视，对教师教学没有严格的考察机制，以致某些教师钻了空子，不顾学生利益，忽略教学。丁蕊的导师邹春光教授就是这样。
　　
　　邹教授在院里算年轻的了，40多岁，人聪明，会做学问，而且仕途发展也比较顺利，可是他作为教师的本职工作有部分却是他的研究生在代劳。
　　
　　记得刚知道丁蕊、高霞还有其他邹门弟子轮流给本科生上课的时候，我还羡慕了好一阵子，想：他们导师真好，想出这个法子锻炼他们。后来知道他们并不愿意，本科生也很大意见后才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觉得邹教授那样做不合适：

一般刚进校的研究生比本科生强不了多少，有多少资本可在本科生的课堂上宣讲呢？而且研究生也有自己的学习任务，给本科生讲课，那得浪费多少时间？站在本科生立场想想，别人好不容易考进大学，交了那么多学费，难道只为做你研究生的教学实验？那样也太吃亏了吧！而且，作为教师，给本科生授课是你分内之事，为什么不做呢？尸位素餐，也太过分了吧！

邹教授这种行为应该算轻微的，各个高校都有为一己之私而置本身职责于不顾的教师，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叫学生为自己做事，不做就以不让通过考试相威胁的有之；为了赚钱几乎常年在外而徒具教师其名被开除公职的也有之。

某高校有这样一个老师。他算是很与时俱进了，还知道写博客。但是他的东西一般人没什么兴趣，顶帖的人很少。他就要求每个学生都必须去顶他的帖，署真名，写600字以上，分三条发表；谁没顶帖，谁就会考试不合格。他说到做到，几个颇有个性的学生没把他的话当回事，那学期果然被他挂了红灯。而且，上课时间他不好好授课，经常要求学生帮他校对书稿，学生意见很大。但大家愤怒归愤怒，反映归反映，也没见学校将他怎样。他照样活得好好的，既没减工资，更没下岗。

可能有人会很愤怒。是的，我也很愤怒，这样的人竟然能在高校“为人师表”！但是见多了你就没有那么多精力愤怒了，这样的人到处可见，各个部门各个行业都有。他们自私自利、玩忽职守但又没有铸成大错，所以，没有哪条法规去束缚他们。而我们国家几千年来的“与人为善”的中庸文化涵养下的国民多半爱做好人而不愿做得罪人的事，所以在这种“不利于惩恶扬善但很适合姑息养奸”的道德体系及不够成熟的法治机制下，他们能够激众怒而照样毫发未损，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再回到研究生教育上来。随着本科扩招的规模一年一年加大，我们的研究生队伍就如吸水的海绵般日益膨胀。过去一个导师带一个弟子，导师跟弟子就如父子，“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不是虚言；可现在呢，一个导师带的学生几乎有一个班，如果没课，导师跟弟子经常是一年难得一见。

学的课程听似深奥，什么民国人物啊、史料研究啊，最后也就是一篇论文定高下。究竟导师在课上说了些什么，我一点都不记得了——我的记性还算好的。其实现在想起来，三年的研究生课我记得的东西简直寥若星辰，而且还都不是该记的。

乔老的课，我记得最深刻的是他用岳阳普通话回顾当年的“先见之明”：“那个时候啊，到处搞武斗，学校也不上课。我就和一个老乡讲，我们回去吧。他不去，要留到这里，我就回去了。这下子好咯，他的一条腿给打断了。我后来跟他讲，喊你回去你不去，你看，后悔了吧？”

乔老每次说起这段话，都没对自己老乡的境遇发表任何意见，也没对当时的不正常的年代作出任何评价。我至今记得他脸上的笑容，不是幸灾乐祸，而是真的觉得自己聪明、有远见的一种天真的自豪——我感觉乔老有点老顽童的潜质。

楼主对研究生教育的看法很深刻啊

我们导师的课，我记得的也不是专业知识。那是研二，一次导师说到文革时期的打砸抢，我嘀咕了句：“最烦打劫的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沈贤接着：“传我的话，这一趟不打猎。”

王中：“这次出来一是锻炼队伍，二是考察新人……”

贺丽：“有组织，无纪律。”

林刚（金升副教授的弟子）瞟着我们万导，手围成喇叭状：“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万导被我们弄得啼笑皆非，作最后总结：“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啊！”——哈哈哈。

我们还有专业外语。记得初看到培养计划上这个课程，我真是肃然起敬啊：研究生就是研究生，还有“专业”外语！后来上课才知道，也就是一本8块钱的自编英文版中国历史课本。

老师是早我们几届毕业的留校硕士，也是我们历史专业的。语速超快，而且说话的时候喜欢眼睛眨个不停。他的眼睛真小啊，跟我们张师兄有的一比：我们张师兄的眼睛啊，如果不是看着你，感觉到他的目光，你真不知道他是睁着眼，还是闭着眼；这个专业外语老师呢，如果不是眼睛使劲眨啊眨的，你也会误以为他闭着眼在讲课。

这个老师防止学生逃课很有一套。每次上课，他都以学号为序叫学生翻译课本。这样，从上课到下课，每个人基本都会点到。旷课的就画个记号，作为期末考试的扣分依据；而每次都在的呢，期末成绩准好。我因为有两次课没上，比王中、沈贤和贺丽的分数就低了好几分——说这个话我是有根据的：考试的时候，为了让同学们尽情发挥、考出水平，老师不在场，我们同门间互帮互助的友谊和分工合作的智慧得到了充分体现，但是答题基本一样，分数却不同。

我的分数也不算低：85。不过现在我是一个单词都不记得了；公共英语我学了一年，起码还记得一个单词：condom，避孕套。

曾有人嘲讽大学教育的鸡肋效果：“读了大学，后悔四年；不读大学，后悔一辈子。”我觉得研究生教育也差不离。

读研究生和读大学一个本质共同点，就是你别妄想从老师那里学到多少东西。中小学老师担负着义务教育和基础教育的重任，是他们让我们脱离文盲、告别愚昧，还把我们送进高校，离开家乡去看外面的世界。但是大学不同，如果说中小学教师的责任是发展学生，那么大学老师的任务在于发展自己：重科研不重教学就是例证。

请大家看看我们的高校课堂吧，老师在台上讲自己的，学生在下面做自己的；只要学生不吵，即使是睡觉，老师也不会有意见。要考试了，老师划个重点，只要在考试前认真背个把月，奖学金拿不到都难。

衡量中学生的标准具体而量化，一套750分的高考试卷便可决定高下；而我们的大学生呢，将来面临的是纷繁芜杂的社会，各种各样的困难艰险都可能遇到，可是我们的高校却无法在我们的大学生毕业前，提供一份像样的模拟试卷！而这份试卷的答案，我们的高校老师也无法提供给我们，只能是我们自己去摸索。

我说这些并不是想给大学教师的脸上抹黑，也不是想抹杀我国高校教育的功劳。我想说的是，高校跟中学不同。它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学习、生活的环境和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在这里，你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发展自己的潜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把自己塑造成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或者是网吧里日夜奋战的游戏王，或者是专门测试自身魅力的恋爱专家，或者是勤奋好学的学生代表，或者是集各种人才于一身的全才，或者是其他什么人才等等。

而研究生教育就更自由了，它真正体现了教育的真谛：“授之予鱼，不如授之予渔”。我们来学习，来深造，其实不仅仅是去识记老师的讲义，更重要的是学习一种学习的方法、思维的方式。从这点来说，我们的高校教育不是失败的：经过N年大学加研究生教育，每个人都形成了一套有自身特色的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虽然有些人的很怪异）。同样从这一点而言，我们也就不必苛求我们的导师们一定得传授给我们多么高深的学问了，他们也挺累的，沉重的科研压力，那么多的学生，还要担负其他各种社会角色，真的不容易。

不过，我还是有些困惑。顾城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我要说：高校给了我大把时光，我却用它来胡思乱想。

我们要求必写的论文，都是纯学术意义的文章，仿佛阳春白雪般，离一般的“下里巴人”很远，或者说学术文章的考据形式，很难为大众所喜好，真正走入民间的往往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小说家言”。如果知识不能用于陶冶大众，促进国民精神文化建设，要那么多人研究做什么呢？要求每人必须发表两篇文章,有必要吗？不过是在助长大家的粗制滥造恶习、高校的学术腐败上加一把力，为创造更多文字垃圾、养活那些濒临绝境的期刊社做了贡献而已。

还有，我们的研究生队伍如此壮大，就如当年的本科生一般，这种情况下，有多少人还会去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学术，社会也没那么多的需要啊！将来以做学问为职业的，只会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研究生以培养科研人才为目的的方式是否应该做些改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