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书评系列（新添阿兰·德波顿的《亲吻与诉说》）

在我想到收藏这本广获好评的《往事并不如烟》时，书店告诉我书已经不再版了，大约是成了禁书。在惋惜之余，不太明白为什么被禁。今日却惊喜地看到了它，躺在书店一隅，没有弄清楚怎会又见芳踪，但翻阅几章后对于禁书一说有了几分相信。

现在再来谈这本书的确太过时了，刚出版那会儿真够轰动的，不管是内里的历史事实，还是章诒和清丽的文笔，圈内圈外都对此书给与极高评价。屡次听闻，但我对于畅销书病态地排斥，始终不去购买。几度站在书店，几度翻看，加上文革前后那段历史让我极其反感，因此每每拿起，又复放下。真到决定买了，反而无法如愿，这样一来，却是加强了购买的欲望，得不到总是最好呀。今日得到，心中也甚是欢喜。

看了三章，储安平这段很是感喟。一个忠于新闻理念的办报人，在政治漩涡里落的如此境地，可叹可悲。怪谁？怪他太耿直，不谙政道？怪中共的一党天下？还是怪历史太可笑？还是章伯钧说的好：储安平是要成为历史人物的，要靠时间来定夺！

今天来看储安平的社论，仍然很有时代意义。关于一党专政多党合作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共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政策，言辞恳切实则名不符实。就算如今，谁都知道，政协或者统战仅仅在提不触及中共本质问题的问题，而那时的储安平却真敢说出每个人心中所想却无人敢言的问题所在。

“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重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党走，但跟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而使国家免受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这样的岗位上。”

这段话说的我十分欣赏，在他任命为《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时，正值毛泽东提出整风运动，这场出发点极好的运动起初真令全国上下的知识分子尤其民盟人士兴奋不已，储安平正是最为积极监督的人之一，当然没有人在那春风吹拂的一刻看得到未来的腥风血雨。当时，《光明日报》是民盟自己的报纸，是提供给民主党派的言论舞台，因此，储安平给光明日报提出的宗旨是强调民主党派对中共监督的一轨作用，要求多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反映人民的意见。他试图打破新华社言论一统天下的局面，改变以往光明日报只说好话或者不温不火的死板样貌。他甚至公开说：“揭露、揭露，再揭露，我们的目的在于揭露，分析和解决是中共的事。”他一向认为办报无非是“代表普通百姓说话，体现政治监督”。对于他热衷揭露的心态，时任光明日报社长的章伯钧解释说：在思想上，他是个自由人；在身份上，他算得上职业记者和报人。人的本性加上新闻本质决定了他的行为。

然而，他低估了政治对于新闻舆论的束缚和影响，他太信任民主这个玩意儿，始料未及他一番激情结局是被批评为反共反党反革命，打成右派，担任总编辑68天后，扼杀他所有卓越才能的施展机会，最后竟然只得仓皇出逃，是生是死，无人知晓。

舆论监督的外围或者说底限到底在哪里呢？现在的时代比起那时着实自由不少，但依旧有束缚感，这种束缚来自于整个政治体制的无形压力，没有人敢去挑战，只能小心翼翼地触碰边沿。

相信，说服自己相信光明未来，哪怕今日如何压抑。必须明白，只要有人，就会形成社会，成为社会人就得学会戴着镣铐跳舞，因为自由永远是相对的。

    在《报道如何深入》这本书中采访了六位著名媒体主编和七位著名记者，他们一一袒露自己从事深度报道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书本作者张志安试图达到三个目的：一、超越静态深度报道文本的阅读，揭示其复杂的生产过程和权力关系，来促使我们深度思索与坚定实践；二、关注转型社会中那些正在竭尽所能地揭示真相的媒体、栏目和从业者，展现他们惯常的忧虑与承重、片刻的兴奋和欣悦；三、兼顾深度报道栏目的管理策略和深度报道记者的业务技巧，既向读者介绍主编们怎样协同资源、开掘空间的，又向读者讲述记者们怎样的新闻现场挖掘真相。

    假如一个记者真正热爱这个职业，必然不会满足于仅仅报道事实，甚至是片段的、局部的事实，而会企盼尽可能全面、系统呈现事实与事实的关系，揭示真相，达到最大程度还原给公众的知情权，甚或推进社会进步。也就是大众认知的记者是道德的守望者、良知的底线。

    然而，这个过程错综复杂，路漫漫兮。新闻事件本身的复杂性、相关利益主体的干预和阻挠、宣传管理部门的政策要求、市场或商业利益的诱惑、从业者的判断能力和操作技巧、部门管理者的把关意识和决策水平……于是，更多时候，我们选择放弃。

    要做王克勤和胡舒立（《财经》主编），更需要的是勇气和激情。

    王克勤，被誉为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因为专门做揭黑报道，他曾被黑社会500万买人头，曾由四名真枪实弹刑警贴身保护。他先后被评为2002年度中国传媒杰出人物，2003年度中国记者八大风云人物，中国十大维权人物，2004年度中国十佳曝光勇士。他经济收入很低，作为一个名记者，每月却只赚1000多元，但是他宁可自费，也要坚持深入报道，产量少，篇篇震撼。同行也说他已经超出一个记者的职责，而更多是身为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在为社会不公正现象四处奔走。他有着满腔热情，做着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

    相较之下，同为深度调查报道写手的杨海鹏，原《南方周末》记者，他秉信更多现实。南方周末的辉煌时期影响了一代有心的年轻人，我便是典型，因为南周才决意做记者，它在1999年的新年祝辞中写道：“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有一种力量，正从你的指尖悄悄袭来，有一种关怀正从你的眼中轻轻放出。在这个时刻，我们无言以对，惟有祝福：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每次想起，就热血沸腾。对底层关怀的南周拥有一大批被理想主义光辉照耀的记者们，可是，杨海鹏说：我们试图做到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可是对于记者来说，却是让有力者无力，让前行者悲观。记者长期处于黑暗面中，容易失衡和影响价值观，如何抑制悲观倾向是一项日常功课。

    他说他不会和王克勤一样牺牲太多自我，他会考虑更多实实在在的因素。他说“如果同情心失控，想成为所有苦难和不幸的代言人，你只会使自己的个人生活甚至心理失去平衡。”他对这个社会充满悲观，王克勤认为越是如今这个失范失序的社会现实，越是充足的新闻源，杨却说这个转型到不知何时才会转型完的社会…

    虽然看王克勤那章会被深深感染，并有所冲动，但我更认同杨的观点，也许是在这一年记者生活里遇到太多他所遇到的两难，尽管程度不及他深，情况不及他危，但终极思考的核心是相同的，自利性和悲悯精神的冲突如何调和。而且大多数深度调查的记者都把王克勤视作特例，虽然每个人都在焦虑和悲悯，可是不会放置其他规则不管，把自个儿整个投入进去。只是杨更加直接坦白，利己性表现的更为突出。他有一段话也是我内心里有过的想法：“我既希望通过工作获得高收入和职业声望，也一直警惕自己不要迎合蒙受伤害的人对我的过高期待，以致让自己陷于麻烦。我一直在矛盾的心情下作业。”很实在的话语，永远被悲悯驱使的记者也会有一天崩溃。站在漩涡中央，站在矛盾焦点，站在冲突中心，记者在勇敢的同时也要保护自己和顾及报社。

    无论如何，被采访的这些记者都有着共性，那就是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色彩。现实的因素只在触及底线时才提出来，要完成深度报道必须靠理想主义支撑。这种精神是我身上非常显著的特征，因此，我总是相信有一天可以凭着这份激情和天真实现最初的坚持。

    说说业务，几乎每个记者编辑都提到媒体普遍的计件工资制度，无一不提出反驳和质疑的。“中国传媒界最广受诟病的大概就是考评制度，对于这个需要情感投入的职业，也就是俗话说的良心活，奉行的却是计件工资制。”“从长远来看，计件工资制对于媒体的伤害是难以挽回的，正是在何种考核制度，大量记者只能庸庸碌碌，注定一辈子什么都做不成。最早发明计件工资制的人应该向整个中国记者忏悔。”有这么两段话支持，我还用说什么？如果五条无关紧要的新闻和两条需要花费大量精力投入的新闻摆在面前，为了奖金，肯定选择前者，可是为了使命感和责任感，我不是更应该选择后者吗？现在的我大多数情况下会毫不犹豫选择后者，可是随着生活压力的增大，就难说了。可悲的计件工人。

    这本书很好，客观翔实，具有借鉴意义，也能激励人心。看得清社会现实，又不失却理想的光芒。

附

南方周末辉煌时代：http://oranjeboy.bokee.com/4372976.html

杨海鹏对话记录：上篇http://www.baoye.net/bbs/read.php?tid=5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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