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家庭无上大学要求？！与张光斗院士商榷
日前，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光斗先生致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编辑部，谈大学生就业及与此相关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问题，PKU版 转发了信件原文。看了之后，实在忍不住想说两句。
一、务农=工作？ 前提条件与逻辑基础的讨论
张院士所持观点的隐含前提条件与逻辑基础有三个，一是大学毕业生多导致就业困难；二是城市家庭子女必须上大学才能找到工作；三是农村家庭子女不上大学也可以稳保一份工作即务农。对第一点，后边我会谈到，不在这里讨论。对后两点，我持强烈保留意见。我不知道张院士是否到过农村，在农村呆过多长时间，我相信有正常判断能力的人和对三农问题稍有了解的人都会对“务农=工作”的说法提出疑问。现在农村人均耕地不到一亩，按一亩算，一个四口人的普通农村家庭只有四亩耕地，一个成年劳力侍弄这点田地恐怕都绰绰有余。一人种也是种，一家种也是种。按照张院士的观点，这是不是就算解决了四个人的就业问题？而且张院士似乎还不知道，现在在北方的一些农村，托工农剪刀差的“福”，种地还是一种赔钱的行当。如果张院士认为有口饭吃、能生存下去就意味着就业的话，那我认为中国的绝大部分家庭（除了农村揭不开锅的赤贫家庭和城市下岗工人家庭）都可以养活其家庭成员而不用子女去读什么大学，不过是往锅里多添口水、多撒把米罢了。农村家庭子女可以种地，城市家庭子女也可以打工嘛。如果张院士说的就业不仅仅是养家糊口，还包括个人发展的话，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农村家庭子女只能有生存权而城市家庭子女就可以拥有发展权？凭什么剥夺农村家庭子女谋求发展的权利？一个基本常识是，农民普遍认为出外打工要比种地强得多（谁愿意做赔本买卖），所以不管城市怎样歧视农民工，不管工厂或工队的老板怎样刻薄狠毒，农民都一往无前、趋之若骛（不管前边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呵呵）。这不是围城，再苦农民都不羡慕城外（村里）的生活。另一个基本常识是，农民工所做的工作都是最脏、最苦、最累、最被人看不起而收入又最可怜的工作，是城市人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去干的工作。所以，同样是“工作”，农村和城市何止天壤云泥之别！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在风雪交加的冬夜，斗室里只有一张床，两个人睡有点挤（其实也许床上堆满了无用的废物），于是有智者建议：那个叫“农民”的孩子睡外边去吧，以地为床，以天为被，多宽绰，多浪漫，还可以呼吸新鲜空气。My God，那孩子真要感激涕零了！！
二、深层次因素？ 就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的一点看法
在上述前提条件与逻辑基础上，张院士很自然地认为真正面临就业问题的是城市家庭子女，因而应该让农村孩子守着“祖业”快乐地唱山歌，而将高等教育资源集中倾向城市家庭子女。这样，大学毕业生不那么多了，又是清一色的城市家庭子女，就业问题当然就迎刃而解了，这被张院士称作解决就业问题的“深层次因素”。不敢苟同，真的不敢苟同。首先，中国的大学毕业生真的“泛滥成灾”了吗？不见得吧。西方发达国家大学学历以上的受教育人群在社会总人口中可以占到80%以上，我没听到有西方学者抱怨他们的大学毕业生太多。而中国，大学学历以上的受教育人群在社会总人口中还不到8%，就有智者出来为国家分忧了。为什么我们说大学生是中国社会的精英（请原谅我用了一个我自己都不喜欢的概念），因为太少了。我们的大学生不是多，而是少，太少！直言不讳地说，大学生找工作不是有没有工作的问题，而是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的问题（毕业生同学不要扔臭鸡蛋）。热点单位“众里寻他千百度”，清水衙门“门前冷落鞍马稀”。所以，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不是规模问题，而是结构问题。其次，通过大学毕业生内部结构的转换（农村家庭子女的比例大幅降低而城市家庭子女的比例大幅提升）是否就可以应对大学生的结构性就业难问题？同样不见得吧。至多只会把显性就业难问题转化成隐性就业难问题。而且农村走出来的学生越少，越不利于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我们总不能指望不了解三农、不关心三农的决策者来解决三农问题吧。感觉张院士的建议有点像大禹之父鲧治水的方法：以“堵”为主。似乎把农村家庭子女这股“洪流”“堵”在农村里边，就一切OK了。错矣！农村就像干燥的沙子堆成的流墙，早就留不住人了，又怎能堵住“洪水”。真正有效的还是大禹的疏导法则，疏之入江河湖泊，导之入大海大洋。虽然这工作需要一步一步做，很辛苦，但方向、方法是对头的。众多的企事业单位就是我们的江河湖泊，而国民经济体就是我们的大海大洋。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献计献策，怎样把我们的国有企业盘活，怎样把中国的企业搞好。政府的决策应该是前瞻性的、系统性的，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挖了西墙补东墙”。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发展，把中国的企业做强，把中国的经济做强，才能为大学毕业生就业开辟广阔的空间。这有点像拉动内需，光想点子让人们使劲花银子是不现实的，只有增加人们的收入，特别是增加农民的收入，才是根本之计。
三、资源配置倾斜？ 经济学角度的一点浅见
很遗憾，我看不到张院士“信中信”的原文（链接不上），只是从PKU版网友回帖里了解到张院士在做了一番“深层次因素”的剖析后，主张国家高等教育资源向城市家庭子女倾斜（实际上这也是其逻辑推展的必然结果）。我对经济学略知一二，在此班门弄斧，谈一点经济学的常识问题。第一，资源有限性是经济学的基本前提，正因为存在有限资源与无限需求的永久矛盾，所以才需要经济学家研究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而合理的标准一般有两个考量，一是效率，二是公平。正因为效率与公平的权衡涉及从数学到哲学几乎所有学科，因此才吸引众多的优秀学者投入毕生心智去研究。而张院士几下思考、一封短信就断言：“占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农村家庭尚无此要求（上大学）”，因此比较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应是集中倾向城市家庭子女。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即使不是很荒唐的，也是很不严谨的。如果以效率为标准，那么应该由竞争决定谁上谁不上，即由这个社会最优秀的青年来享有高等教育资源是最有效的，不应该人为设置壁垒，排斥农村青年。如果以公平为标准，那就更没有理由把农村子弟排斥在高等教育的门槛之外。第二，假如真的关注资源配置效益的话，那么国家初等教育资源配置的重点就应该是农村而非城市，因为同样的教育成本，在城市如果只能培养出一名合格中学生的话，在农村至少可以培养出五到十名合格中学生。哪种投入的边际收益更大，不言自明。而且单纯强调效率、效益是没有意义的，正好象如果没有社会公正和个体幸福，GDP数字也没有意义一样。国家的资源配置已经够倾斜了，绝大部分的金融、财政资源都倾斜向了城市，倾斜得城乡差距已阔若天堑鸿沟！还要怎样倾斜？！如果农民再愚一点，只知道“锄禾日当午”，不知道“书中自有黄金屋”，农民的子女永远是农民，那恐怕才合了大人们的意！
四、最大的不平等！ 为农村的父老乡亲呐喊
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是最大的不平等。一个人的受教育状况是影响其一生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排除极少数生而知之的天才），一个地区的教育状况则是影响这个地区长远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而现在整个社会的教育资源配置已大大不利于农村：一方面是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山西、陕西等内陆农业大省或（和）人口大省高得吓人的分数线和低得可怜的录取比例，鲜明对比着大城市惊人的分数线优惠；另一方面是愈来愈烈的收费改革和愈来愈高的上学门槛，鲜明对比着农村愈来愈多的辍学儿童与少年，就这国家财政还向城市教育倾斜。前两天看一个帖子还说农民没有教育观念，不让小孩上学。天大的笑话！你知道农村出一个大学生多么轰动、多么受人景仰吗（我特意用景仰这样一个扎眼的词）？农村小孩辍学也有因为父母想让他们打工赚俩现钱的，但主要是因为上不起呀！多少优秀的农民子弟被挡在求知的殿堂之外，在田地里为一家老小像牛一样地劳作，或在城市的某个角落里作为一个民工而战战兢兢地活着。生命对于每个人都只有一次，为什么他们就该卑贱地活着！凭什么还要指手画脚，说什么“占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农村家庭尚无此要求”。
五、学者的良心？！ 为这个社会中的某些高级知识分子感到悲哀
教育的最重要的功能是培养人的健全人格，是让人有良知，而不是仅仅有知识。而作为一个专家学者，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要有学者的良心，有判断是非美丑的能力！但在现代社会，由于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冲击，使得相当一部分专家学者考虑问题机械理性（或工具理性），缺乏人文关怀。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的悲哀，是中国社会的悲哀！
最后声明三点：
一、本人一向敬重老人，敬重优秀的人，敬重为国家做出过贡献的人。张光斗先生已年届九十，是两院院士，在他自己的领域里肯定是出类拔萃的，也肯定为国家做出过大大小小的贡献，在此表达我的敬意。但我想这并不妨碍我向老人家提出不同的讨论意见。我坚持和捍卫我的观点，为我说的每一句话负责。
二、本人是一名从农村出来的学生，所感所想难免会受到自身所处立场的影响。但我写下这篇文字，首先不是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农村大学生在说话，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一个有良知的人在说话。
三、如果网上公布的信是假的，或因为没有看到更详细、更深入的内容而使我浅解或误解了张院士的观点，我愿意向张院士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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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3/9/19 20:44:00
Post By：2003/9/19 22:5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