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师长看《平凡的世界》所感[堕落街论坛]

在《平凡的世界》一书中，孙少安的致富经历乃是路遥力图揭示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条主线，而在社会关系发育得相当充分的农村地区，孙少安的致富过程也在很大程度反映了个体经济活动中的社会资本问题。　　从事件过程的角度看，孙少安的致富道路主要体现为从拉砖到烧砖，再到承包公社砖瓦厂这一系列以“制砖”为中心的经济行为。　　就烧砖活动本身而言，并没有涉及到太复杂的经济问题。首先，小规模的烧砖窑或者砖厂都不需要十分复杂的技术。其初级的简单性，孙少安通过拉砖时的旁观就大致掌握了，当然，令孙少安大受打击的那次破产，完全可以归因于技术上的失误，但也只是由于孙少安过于简单地轻信了那各卖瓦罐的河南人的牛皮。在黄土高原的农村，烧砖的基本原料——土和劳动力又都极为方便得获得。如此小规模的生产过程，也不需要多么严格的内部管理上的协调，而且，雇工都是与孙少安关系不错的本村乡邻或亲友，农村中朴素的乡里人情已保证他们不会偷懒耍滑，更何况这些人大都是走投无路，为赚几个急需钱，才央求孙少安接受他们的帮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他们都把能到砖厂帮工看作是孙对他们的一种照顾而感激不尽，因此，在劳动的积极性方面，并不需要其他管理层面上的激励措施。其次，在百废待兴的改革初期，基建项目处于重建经济热潮的中心位置。正像孙少安所思量的，有多少砖就能卖多少，根本不用担心销售上的问题。所以，经由烧砖致富的根本就在于如何使烧砖活动实现的问题。对于孙少安来说，作为生产资本的资金的获得是其中的关键。　　在孙少安的致富过程中，有四次主要的货款活动，他们都是其事业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关节点。第一次是为拉砖筹买牲口的钱，老同学刘根民不仅为他提供了拉砖的机会，还帮着从乡信用社贷到七百元贷款，另外几百块钱从贺秀莲的娘家借得；第二次是“夸富”会以后的第一次扩大再生产，在公社两书记徐治功和刘根民的支持下，七千元全部从公社贷到；第三次是孙少安为扶持众乡邻，再一次扩大再生产，先是刘根民出面给县长周文龙打一个电话，在周的指示下，县农行很快就给了他一万元贷款；第四次是在大破产后，朋友胡永合帮助从原北县借到三千元贷款，再加上父亲拿来的一千元，砖厂才得以从缺乏资金而被迫停工一年的状态中重新上马。虽然稍后那三千元很快就被人家追要了回去，但砖厂毕竟已经开工，而且当孙少安找到周文龙县长时，周再一次帮他从县农行借到三千元贷款，补上了缺口。　　这几笔款项的获得都不是基于纯粹的经济制度，毋宁说，它们都是社会互动的产物。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在获款活动中，孙少安的直接交往对象主要有这样两类：第一类是亲属，如分家后的父母弟弟、贺秀莲山西的娘家；第二类是朋友，如胡永合、刘根民。　　朋友和亲属是人们在社会系统中最基本的关系形式。朋友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通过与其他个体的互动，在交往中建立起来的认同，而亲属关系则表现为家庭或家庭形式的延伸。对于任一个体而言，朋友关系和亲属关系都构成了一个相互交织的网络，个体生活于其中的关节点上，不仅要受到基于惯例的各种交往规则的制约，同时，这些关系形式也为个体走出狭隘的个人空间，参与到更广阔的社会过程，提供了信息的通道和行动的平台，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资本”。衡量社会资本的大小有两个因素：一是社会关系网络的紧密程度；二是社会关系网络的广延性。　　社会关系网络的紧密程度是指个体与其社会关系对象之间的相互认同程度，从社会资本角度讲，主要是指关系对象对相关主体的认同，认同不仅表现为情感上的肯定，更重要的是，它还可能意味着利益上的支持。我们暂且不考虑认同的交互性（而且交互性也不是必然的），仅从特定主体——孙少安入手，考察一下这种认同机制的概貌。　　首先是朋友的认同。这里的社会关系对象主要有两个人：刘根民和胡永合。刘是孙少安小学时的同学，那时刘就是班干部，孙少安虽然家境贫寒异常，但学习成绩优秀，在学校这一社会化活动的场所中，学习成绩可能是构成社会影响力，决定一个人在同学中社会地位的最重要因素，所以在少年纯稚的心目中，孙少安或许是同龄人圈子中的“不平凡人物”。当然，除去个性因素外，他们的友谊能延续下来还得益于另外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刘根民在公社（乡）任职，而孙少安也早早地就当上了生产队队长，职务上的关系使他们得以保持较为频繁的交往活动。孙少安与胡永合的结识完全来自于一系列的偶然事件。他们在原西县的“夸富”活动中同住一室，胡并不清楚孙少安冒牌“冒尖户”的底细，以为和他一样，是个挣大钱的能人。后来，通过在一起喝了顿酒，胡向孙传授了一些做生意的“窍门”，二人的关系才得以进一步加深。表面上看，刘与胡和孙少安都是朋友关系，但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孙与刘的朋友关系形成于长期的互动交往，刘对孙事业的支持更多地是建立在情感上的肯定的基础上，而孙与胡的朋友关系则很难谈得上什么情感上的肯定，胡对孙的支持和帮助更多地体现为对其个人能力的一种炫耀。因此，孙与刘的关系远较孙与胡的关系更加紧密，前者的社会资本意义也远比后者更为明确和稳定。我们看到，孙少安几笔大的款项的获得都与刘的帮助分不开，而通过胡的那笔贷款，还没几天，就被催要了回去。　　其次是亲属的认同。从家庭角度看，孙少安的亲属对象主要有三家，一是分家后的父母家；二是罐子村的姐姐家，姐夫王满银不务农事，整天在外闲逛，家中贫困，不仅需要娘家周济，很多农活都要孙少安父子帮着做；三是贺秀莲山西的娘家，家境殷实。亲属关系首先表现为两个家庭之间的关系，在多数情况下，婚姻就是连接亲属关系的外在形式，但血缘上的相通则是亲属认同的根基所在。　　毫无疑问，早期融洽的家庭环境将为后来亲属间的友好相处打了良好的基础，比如，只要贺秀莲求助，她娘家的父亲和姐夫就会毫不犹豫地提供帮助，而孙少安父子更是常年毫无怨言地帮助孙兰花料理农活，这些都是与贺秀莲和孙兰花出嫁前，两个家庭中充满关爱的气氛分不开的。但是，从家庭认同到亲戚认同之间的延续性并不是必然的，由婚姻所导致的家的分化和整合，改变了原有家庭成员之间单纯的血亲关系以及整合于家庭这个社会统一体之下的共同利益，而且，居住空间上的分离也使得他们不再能像先前那样亲密地交往。　　社会关系网络的广延性指的是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在何种程度上超出其原有家庭成员的关系范围。对于孙少安而言，这首先意味着在地域上能够走出双水村的狭小空间。当然，向外延伸的立足点仍然是家庭，形式是通过家庭成员的朋友和亲属关系，在进一步延伸到这　　些朋友或亲属的朋友和亲属，一直下去。　　我们可以大致勾画出孙少安致富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图示如下：

　　这里有两个比较特殊的环节。一是同村乡邻，他们的社会关系意义介乎于朋友和亲属之间；二是从刘根民到周文龙这一线路已经走到了社会系统的边缘，而更接近于政治制度的制约领域，这预示了社会关系网络广延性的另一层含义：社会关系对象的行为能力。这是社会关系网络的实质性内容，相比较而言，它最终决定了一个人社会资本的大小。在政治领域，决定个人行为能力的是政治权力；在经济领域是金钱占有量；在社会领域是社会地位，但是系统间的交叉渗透又使得这些系统媒介可以进行交换活动。对于孙少安来说，政治权力的拥有者能给他带来大额的贷款，从经济富有者那里，他能借到急需的款项，因此，握有贷款大权的刘根民和周文龙、家境富裕的岳父家、以及到煤矿工作后的弟弟，都在他致富的过程中发挥过关键的作用。　　应当指出的是，无论我们说“社会关系网络”，还是“社会资本”，其中的“社会”都不同于导言中做系统划分时的“社会”，而更接近于“社会统一体”中的“社会”。因为一旦进入到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建立在完全分化基础上的系统假设就将变得十分困难，或者说，仅仅成为便于描述的语言工具。正是在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使得政治认同和社会认同异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其一，政治认同源于正式的政治制度规定，政治系统倡导并扶持农民致富，通俗地说就是致富符合国家政策。而社会认同则来自人们在传统的社会习俗和惯例下的互动交往。政治标准和社会礼俗在孙少安改善自身物质生活境遇、发家致富这一事件上取得了一致，在政治控制比较严格的情况下（至少在公开的意义上不得违背政治标准），这一点将是非常重要的。其二是个体社会角色的多重性。在孙少安致富过程中，最明显的例子是刘根民，他既是孙少安多年的好朋友，是石圪节公社（乡）的干部，又是县中学负责基建的总务主任的表弟。政治系统运行的低制度化特征以及上述的第一个理由使得刘可以把这几重社会角色所带来的社会资本统一起来，为孙少安的致富活动提供支持。其实，不光是政治认同与社会认同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整个社会关系网络的延伸，都可以看作是由个体社会角色的多重性决定的，从这一点，或许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社会分化（或系统分化）程度越低的社会，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可能越加复杂或发达。　　社会关系网络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形式，是社会过程的结果，或者说，它本身就是社会过程在其发展特定阶段的静态形式。社会关系网络总是特定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这里也体现出个人与社会之间那种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关系。一方面，社会关系网络能够为个体提供行为支持，个体得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多重角色间寻求行为资本，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既定制度对个人行为的制约或诱导机制；另一方面，社会关系网络又形成于该个体在其社会化过程中与他人的互动交往，必然会带有个体自身的个性特征，“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个体在其社会化过程中的每一次重大行为选择，都将影响到其社会关系网络的结构特征。如果孙少安当初不顾家中贫困，继续读中学，他显然会结交到更多的在双水村之外的朋友，甚至可能摆脱农民的身份；如果孙少安接受了田润叶的爱情，并最终与她结为夫妻，那么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田润叶以及她的娘家——田福堂兄弟都能够为孙少安以后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　　制度界定了人们之间进行互动交往的规则，从经济效率的角度看，它是中性的，一项制度的确立，并不必然意味着效率的提高。这首先是因为效率在不同个体间的竞争性意涵，对于不同的个体，提升其个人利益的形式可能有所差异，甚至是根本对立的；其次是来自变迁方面的原因。个人的行为能力、个人之间的关系、总体的社会经济形势、乃至制度都处在不断变化的运动状态，这些因素在变化速度或时机上的不同就足以导致制度对于特定个体，甚至是相当规模的社会群体具有消极的效率意义。同样地，社会关系网络也是如此。虽然我们在本章中主要是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讨论社会关系网络对经济成就的支持意义，但这决不是说，这种支持是必然的。在很多情况下，社会关系网络也可能阻碍个体追求自身经济成就的努力，比如在规模较大的家族企业中，如果迫于社会关系的压力而大量地从身边的亲朋中招收员工，就可能会给企业内部的管理、以及员工的整体素质带来不利影响。这一点，从孙少安因面子上抹不去，差点听从了胡永合的鼓动，把自己积蓄的一半拿出去赞助电视台拍《三国》这件小事中，也可初见端倪。那笔钱最终还是被拿出来修建了村里的学校，孙少安发展事业的经济动机部分地被为乡人造福的公共意识所取代。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说，其进一步发展事业的经济资本为社会关系网络所“侵蚀”，而转化成为谋求社会发展的个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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