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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因国骂“塌吗的”在此发出来后均显示为“***”故将其改为英文字母缩写。
语言的实际意义除了语言的本身语义外,还要结合当时语境和谈话主体、所指对象来分析,仅仅将语言由其本身所带有的“语义”指标来衡量某某话语“脏”,某某话语“净”,未免失其公允。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探讨国骂“TMD”。
在阐述个人观点前,声明一点,我不推崇这句话,也没有任何企图将此“三字经”让大家效而仿之、推而广之。也绝不想让国人见面不含笑握手曰:“吃了没?”而怒目作揖曰:“TMD!”
某些学者将“TMD”简单的定义为“脏话”,并以此“脏话”使用的次数和频率作为某人甚至某民族的道德素养指标,并以取缔此“三字经“作为思想净化和道德提升的标准,这样的想法,虽有天真之趣,难脱幼稚之嫌。
首先,“TMD”是一句脏话吗?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想问,是否仅仅由于它是脏话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呢?回答是否定的,现实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对一头猪喊做“猪”并不能叫做侮辱。对于配的上“TMD”三个字的客体,大家骂骂倒也无可厚非。
日本人在南京城烧杀淫掠,民众激愤之余骂声“TMD”过分吗?
某国三枚导弹从不同方向“误入”我使馆,国人大怒之余,拍案而起,长曰:“TMD!”不应当吗?
贪官污吏如胡长青之流搜刮民脂民膏,砍头之际民众大快连曰“TMD!”似乎也无可厚非。
这样的“脏话”不仅要骂,而且应该大骂之、痛骂之、长骂之。 “脏”度“烈”度更浓些方妙。
如依照某些见不得脏话的君子,遇到鬼子兵,是否应长掬施然而曰:“这个嘛……,啧啧,兄台恐怕做的不大妥帖,相烦退回美丽之樱花岛国为妙,否则,彼此恐不大方便。”先不论国民能否说的出这样精巧的言语,鬼子兵遇到这样的“谦谦君子”似乎也不并大总理会,依旧“八格呀路”“死拉死拉的有”。
如此演变下去,我们确乎成了礼仪之邦,只是有做奴才和孱头的嫌疑。
自然,我并不是说仅以“TMD”三字表达愤慨为上,只是“TMD”朗朗上口、通俗易懂、老少咸宜,是最简洁直白表达愤慨的形式之一,也是成本(从熟练应用而言)最低廉的。
在这样的语境和客体存在的情况下,“TMD”不应该存在吗?
其二.“TMD”的演化;
严格的说来,“TMD”三字仅仅是限定词,后面跟一个名词才能成其为词组,何以这样一句构不成基本词组会成为国骂呢?
“TMD”原义为“*TMD*”,前接一动词,后接一名词,省略一主语(通常为“我”),在演化之中“*”所代表的动、名词实在太过不雅,已自然淘汰,简化为现在的“TMD”的三字。
“TMD”在演化之中,也渐渐失却了原来的本意,也由当初的人身攻击,变成了愤慨、无奈、鄙夷等情绪的宣泄。
譬如,赌徒摸了一把臭牌会说“TMD”;踏青出游遇到坏天气会说“TMD”;遭到领导不公私下里会说:“TMD”;被恋人遗弃会愤愤然说:“TMD,不就一女人吗?”
从以上看到,“TMD”所指对象已经简单的从最初的“人”向外扩延,它的客体可以是行为、天气、心情、命运等,甚至它干脆没有所指客体,仅仅是一种情绪化的表征。
有一种极端的例子,某些人将“TMD”作为口头禅广泛应用在说话的开头、结尾和话语停顿处,在这里,“TMD”成为了语气词甚至标点符号而存在,它没有实际的任何意义,仅仅成为了说话者的个人话语特性。
其三,是否以说“TMD”的是三字作为衡量一个人道德素养的标志呢?
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由于人所生长环境、后天教育以及与生俱来性格习惯的不同,造成了个性的差异。某些人喜说“三字经”,这已构成了他的话语习惯,甚至成了他人格特性(魅力)的一部分。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拍着桌子骂娘,那表现了他的粗俗吗?不!从某一方面,那恰恰表明了他的勇敢和不畏特权。
巴顿将军在北非对着德国坦克骂了一句经典的脏话,那证明了他的鄙俗吗?不!那恰恰表明了他蔑视敌人必将胜利的信心。
抗日战士对日本人骂“狗日的的小日本”,那证明了他们道德低下吗?不!那恰恰证明了他们不屑、愤怒和誓死捍卫家园的决心。
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说脏话是否就证明了某人的道德素养高呢?
我看未必。
大奸大恶之徒,都是将自己包裹的如同圣人,嘴上仁义道德,骨子里男盗女娼。
有些政治家(不一一枚举,相信大家都举的出许多)明地里礼数周全、亲民仁爱,嘴里冒不出一丁点脏字,可他们的道德素养高吗?他们为了己方或者己党之利,相互倾轧、污蔑、诋毁、明争暗斗,无所不用其极。
这样的“君子”确实符合不说“脏话”之流,但他们说“雅言”做“恶事”,实在比心口如一堂堂然骂娘的小人更可耻。
当然,我并不讳言有说着雅言行着雅事的真君子,我不过想说明一点,一个人说脏话与否并不能简单的与其道德水准挂钩,要结合语境、主客体来分析,要看他说这句话的初心本旨。
谈了这许多,就此收笔,谨以此文献给那些对“TMD”三字忌之如仇的君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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