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灌水]水区最高之窝窝头大厦....

我感到一个我从未怀疑过的神话破灭了。我第一次认识到毛主席也是人，一个普通人，他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也不是永恒的，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万寿无疆”，他也会面临死亡，就象你我一样。——而这些，以前根本就没有人告诉过我，他们在瞒着我，真是荒唐！他们为什么要瞒着我呢？
　　我突然憋不住大笑起来，眼角都流出了泪水。
　　大旗和冷虹都惊恐地看着我，如同看着一个怪物。

几天后，我们臂戴黑纱，胸佩白花，在学校组织下，收看唯一一台黑白电视机转播的北京追悼会实况。
　　我们站在大雨中，一个个淋得象落汤鸡。本来我还担心到时候哭不出来，别人会说我对伟大领袖不衷，一场大雨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只需作出啜泣的样子，其余的事情就由雨水来完成了。
　　老师们就不同了，他们悲痛欲绝，几个女老师甚至昏倒在雨水里。对他们来说，就是天塌下来了。
　　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电视。我看到了头裹黑纱的江青。很怪异。

10月，江青就和她的几个同伴一起被抓起来了。
　　我们的语汇里出现了一个在以后二十几年里使用率很高的新词——“四人帮”。这是一个跟卑鄙、阴谋、迫害、浩劫等等一切不好的行为和现象联系在一起的词汇，令人厌烦。
　　我们英语课本的第一页上，一句“Long　Life　Chairman　Hua”，很快地出现，又很快地消失了。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对于一个10岁的孩子而言，要理解这些政治现象是有一定难度的。我只是觉得诧异：怎么几天前还在记录片里陪同毛主席接见外宾的那个年轻的国家副主席，转眼之间就成了“四人帮”成员了？还有毛主席的夫人，那个头裹黑纱的女人，怎么也反对毛主席反对党呢？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马路上的标语，已经换成“打倒四人帮”了——而且“四人帮”三个字，是歪扭着写的。漫画，也由一个人变成了四个人的。

　1976年，我的生活倒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父母照常上班，我们照常上学。
　　我只是在铺天盖地、变化无常的标语和漫画之间，感受着时局的动荡和更替。那是我们孩子眼里最敏感直观的政治“晴雨表”。

　1976年，我的生活倒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父母照常上班，我们照常上学。
　　我只是在铺天盖地、变化无常的标语和漫画之间，感受着时局的动荡和更替。那是我们孩子眼里最敏感直观的政治“晴雨表”。

　　　　　　　　　　　　　　　　　　　　　　　
　　在我周围的人中，生活轨迹在这一年发生变化比较大的，就是“小白鞋”玲子了。
　　1976年春，那次“樱桃事件”之后不久的一天，学校召集全体师生在操场开大会。开始，我以为又是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动员大会，到了操场才发现是一个批斗会，而且是批斗我们学校高年级的几个落后分子。

　可能因为批斗对象是学生，主持会议的工宣队师傅和红卫兵小将才网开一面，将当时流行的高帽和大牌子免去，也省了“喷气式”，但他们有发明了一种新的处罚方式——把每个批斗对象的“罪证”用麻绳串着挂在他们脖子上。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极富想象力的创意。

第一批被斗的，是建国和他的几个小兄弟。他们的脖子上吊着几个酒瓶、几个香烟盒、几张扑克，还有几根生锈的螺丝钉。他们因盗窃工厂材料卖钱加上聚众吃喝赌博，被派出所抓了个现行。建国低着头，眼睛翻着向台下看，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想想平日他们仗势欺人的恶行，看看现在他们被斗的熊样，我们心里十分解恨，挥动着拳头跟着台上的红卫兵使劲喊：“打倒盗窃分子！

坚决跟坏人坏事做斗争！”
　　第二批是三个8年级的，脖子上挂着菜刀和匕首，他们打架斗殴，扰乱社会秩序。那个年代也有那个年代的秩序的。
　　第三批被批斗的一上台，我和大旗都愣住了，玲子赫然也在其中。她赤着脚，白色球鞋吊在胸前，脸色煞白，面无表情地直视着台下的人们。主持批斗会的红卫兵显然被她的表现激怒了，大喝一声：“流氓分子金玲，你放老实一点！”冲上去把她的头强行按下。玲子的罪名是经常和一些小流氓混在一起，生活作风放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