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灌水]水区最高之窝窝头大厦....

有一天，大旗突然想起在炮台山山脚下的果园子里有一个厕所，一定不会有人去的。我俩很兴奋，马上赶了过去。结果不虚此行。那个厕所被果农喷洒了农药，遍地是苍蝇的尸体。我俩就象进了山洞的阿里巴巴见到了宝藏一样，兴奋得又蹦又跳，顾不得脏，赶紧把苍蝇划拉到一起，装了满满两大瓶子，并从墙角臭哄哄的泥土里，挖出了几百个结实饱满的苍蝇蛹。

回家之后，我神秘地把冷虹叫出来，拿出瓶子给她看。冷虹目瞪口呆：
　　“你——你是从哪儿弄的？”
　　我把战利品分给冷虹一半，解了她的燃眉之急。
　　但是，那种混合着农药味的腐烂苍蝇的气味，让我一直恶心了20多年。
　　　　　　　　　　　　　　　　　　　　　　　　　

在我们班里，冷虹比较孤僻，不太爱说话，比较敏感，可能是对自己家庭的特殊背景感到自卑吧。
　　我几乎是她唯一的朋友。
　　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处处想着冷虹，习惯成自然，好象本来就应该如此。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事情给冷虹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

在我们班里，冷虹比较孤僻，不太爱说话，比较敏感，可能是对自己家庭的特殊背景感到自卑吧。
　　我几乎是她唯一的朋友。
　　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处处想着冷虹，习惯成自然，好象本来就应该如此。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事情给冷虹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

我在班级中的群众威信是通过“杨旭东事件”树立起来的。
　　杨旭东曾经给我们带来许多快乐。但由于他生性比较懦弱，常常成为孩子们欺负的对象。尤其是红军。
　　杨旭东家住在外院，本来成天跟在红军屁股后面转，但是1975年夏天野游时发生的那件事，使他“叛逃”到我们这边来了。
　　　　　　　　

那时候，出去野游，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天大的事情了。父母给我做了我最喜欢吃的蛋炒饭，还破天荒地给我5角钱，让我口渴时买根冰棍或者喝瓶汽水什么的。那时，我们不可能象现在的孩子出游那样带许多小食品和娃哈哈饮料，我们顶多再带一根黄瓜或者两个西红柿。当时人们生活水平指数很低。

现在有句口头语“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其实就是当年生活水平的写照。我们确实也只能在大年三十晚上吃上一顿象样的饺子。孩子们对年的渴望，是现在的孩子所无法理解的。那时，过年在我们孩子的心目中，就意味着能够吃上好东西，穿上新衣服，所以在对年的期待中，时间就显得格外漫长。

大连人过年，因袭了山东人的习惯，家家都要“走油”——就是将平时舍不得吃的各种好东西用油炸熟，作为过年时的主要食品。当家家户户飘出“走油”的香气时，那就是过年了。东西吃完了，年也过完了，于是又开始新的一年的期盼。“走油”的习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直到现在，年味已经很淡了，母亲仍坚持年三十晚上要炸上一大盆东西，好象不“走油”就不是过年似的。

这似乎已成为母亲的一种仪式。
　　但在当年，母亲也很不容易。为了过年能“走油”，母亲平时就省吃俭用，但每月2两油的定量，却实在让她一筹莫展。父亲就借到南方的一些城市出差的机会，千方百计购买一大块肥肉膘，回家后熬成“猪大油”，平时代替豆油使用。那时，几乎家家都有一个猪油罐。

孩子们实在馋急眼了，就偷舀一勺猪油抹在馒头或者玉米饼子上（至于是前者还是后者，要视家庭境况而定），那感觉绝对不亚于现在的面包抹黄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