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灌水]水区最高之窝窝头大厦....

他本来就口吃，一紧张就口吃得更厉害了。偏偏老师还就喜欢提问他。于是，杨旭东站在那里梗着脖子“啊就——啊就——”地吭哧半天，也回答不上来，却往往由于用力过度，一下子坐回小板凳，有时，就歪倒的地上。我们就开心地哄堂大笑。

那个时候，学校的功能主要就是把各年龄段的孩子分别召集在一起，给他们一个活动空间，好让家长们去“抓革命，促生产”。至于学校的教育功能，倒摆在一个次要的位置上了。记得当时我们订的一本《红小兵》杂志，宣传的都是象张铁生、黄帅之类反潮流的英雄，给我们不爱学习提供了冠冕堂皇的理由。老师们积极性也不高，只求明哲保身，不犯路线错误，对我们，只要不出大格，便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学校倒是时常组织我们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理由是不让我们成为“温室里的花朵”。但由于我们太小，暂时只能做一些我们这个年龄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灭蝇、积肥什么的。

对于我来说，上学的意义还在于，我终于可以跨出父亲给我划定的活动范围界限了。世界在我眼里，好象一下子变得很大。

那年寒假，学校给我们布置了积肥任务：每个人假期内都要上交50斤的肥料，让农民伯伯多打粮食。所谓肥料，其实就是指马粪牛屎什么的。——当时，城市内还随时可以看到农民赶着马车进城送菜，或者往回拉饲料。马路上经常可以见到牛马之类牲畜的排泄物。

我们这些低年级的小学生是很老实听话的，虽然每天“要做革命小闯将”的口号喊得挺响，但涉及到具体问题，还是缺乏造反精神。这50斤的积肥任务压得我们寝食难安。
　　为了抢在别人前面，我跟大旗和冷虹约好，每天一大早不到6点就起床，每人拎个小铁桶，拿个铁铲子，就上道了。我们三个是一个学习小组的。

那时，大院门外的马路上，早晨经常可以看到一摊摊的马粪。
　　但是，毕竟僧多粥少，对于大院几十个孩子每人50斤的任务来说，马路上的这点比黄金还贵重的马粪蛋，真有点杯水车薪了。我们出来得越来越早，到最后不到5点就得起床，不然什么也捞不着了。
　　那个冬天好象还特别地冷，早晨在外面呆一会儿，手和脸就冻得生疼，都有些麻木了。有一天，我们顶着呼啸的北风，在马路上逡巡着，几双眼睛在地面上来回扫荡，不放过任何一个目标，但走出去四站地仍一无所获，路面比镜子还干净。我们真有些绝望了。

冷虹忍不住哭了起来。
　　“哭！哭！就知道哭！”大旗不耐烦了。
　　我瞪了大旗一眼。大旗冲我嚷：
　　“我们总得想点办法啊！这他妈不是干等死吗？”
　　回到家，我和大旗就把小强、马蛋他们几个召集起来，研究对策。大家面面相觑，谁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看来我们连臭皮匠的水平都达不到，大家很灰心。最后，索性不去想这件事，我们开始玩起烟纸牌。

——这是我们小孩子当中十分流行的一种游戏：把大生产、大前门、古瓷、辽叶、中华、牡丹等牌子的香烟包装纸叠成三角形的纸牌，放在地面上互相用手拍，按照香烟的价格分别规定拍几个翻对方的烟纸牌就归自己所有。

那时候，我们玩儿的花样要比现在的孩子多。男孩子之间流行的游戏，还有“打弹儿”——可以是玻璃球，也可以把塑料瓶盖里面浇上蜡烛油，用手指弹，看谁在规定的次数里把对方的“弹儿”打到划好的方格里。而女孩之间比较流行的游戏，除了现在仍有许多女孩玩的跳皮筋之外，还有“抓大把”——就是用猪骨、小布口袋、或者杏核，比赛谁一把抓得多。至于男孩和女孩可以一起玩的游戏，大概就是捉迷藏和“找新娘”了。“找新娘”就是两个孩子拉着手高高举起，形成一个拱门，其他小朋友手拉手形成一个圆圈，从门里一个个钻过去，唱着“嚓咕啦，嚓咕啦，大家一起找她吧，一找呀，两找呀，美丽的姑娘就是——她”，最后大门落下，被扣在里面的那个孩子就是“新娘”。两个孩子四手交叉，“新娘”就坐到这个简易“花轿”上，孩子们簇拥着在院子里一颠一颠地扭着，欢快地唱着：“嘟嘟哇，锵锵锵，娶个媳妇好尿炕。”

　当然，和现在孩子们玩的滑板、电脑游戏相比，那个年代的游戏要简单得多，但是，那个年代游戏的快乐更接近快乐的本质。
　　　　　　　　　　　　　　　　　　　　　　　　　
　　寒假很快就要过去了，回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大家不得不再一次面对50斤肥料给我们带来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