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灌水]水区最高之窝窝头大厦....

大旗最怕的人有两个，一个是他爸，另一个就是他大姐——金玲。在大院，玲子的知名度要比大旗高得多，我们给她起了个外号“小白鞋”。那时候，我父亲用一个木头盒子自己装了一台晶体管收音机，旋钮是妈妈大衣上的纽扣。每天傍晚收听小说联播，成了我们最主要的娱乐活动之一，就好象现在人们每天看电视连续剧一样。当时广播里正播放长篇小说《渔岛怒潮》，里面有一个地主婆就叫“小白鞋”。每次一听到这名字，我就联想到玲子，觉得那么形象——因为玲子就成天穿一双白色球鞋。

玲子已经上6年级了，还不是红卫兵。她总逃学，和一些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我曾经看见她坐在红军他哥建国的自行车后座上，搂着建国的腰招摇过市。建国穿一身旧军装，军帽垫得高高的，嘴里叼着烟卷，眯着眼睛，领着一大帮小弟兄，一副不可一世的表情。
　　还有一次，我扒窗看见喝醉了的老金把玲子吊起来用皮带抽，而她硬是一声不吭。
　　我回家问妈妈玲子为什么挨打，妈妈不屑地说：

她不学好，是个小马子。”
　　“什么是马子啊？”
　　“小孩丫丫的，问那么多干嘛？”
　　　　　　　　　　　　　　　　　　　　　　　　　
　　还有，就是夕树虹子——她的中国名字叫冷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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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虹有一半日本血统。
　　从她搬到我家隔壁的那天，父母就告诉我她家是日本遗孤——她的父亲是日本人，要我尽量少和她家来往。在那个血统论甚嚣尘上的年代，这是可以理解的。何况，这里还搀杂着两个民族之间的宿怨。
　　但是，这更加使我对她家产生了一种好奇。我经常偷偷观察她家的每个人，但也看不出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如果说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她父母对别人都十分客气，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那是1972年，我6岁。
　　　　　　　　　　　　　　　　　　　　　　　　　
　　由于我的父母是双职工，白天都要去上班，就给我脖子上挂把钥匙，把我自己留在家里。这在大院里是很普遍的。
　　刚开始的时候，我个子太矮，够不到门鼻儿，父亲就在门口放个小板凳。

对于这件事，他们起初也有些犹豫，对我自己在家有些不放心。为了我的安全起见，父亲给我划了个活动范围：规定不许我出大院的大门。在当时，也实在没有其他办法——幼儿园太远，离大院起码有三站地，父亲没有自行车，早晚接送实在不便；而我的姥爷家那时正好在农村下放，也是鞭长莫及，帮不上什么忙。所以只好如此。

提起我的姥爷，可算得上重机厂的元老了。３０年代从山东闯关东来到这个海滨城市之后，他就是在这个满铁机械制作所当学徒的。建国以后，姥爷曾当过全国劳模，还到北京和毛主席握过手——那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颠峰了。

后来，姥爷因为没有文化，出了个笑话：从北京回来后，姥爷被人邀请到处做报告，讲他见到毛主席的幸福时刻。有一次，一个记者大概是想把姥爷的事迹整理拔高，树个典型，就问姥爷是出于什么想法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而拼命工作的。姥爷颇为得意地说：“咳，啥想法不想法的，俺打小鼻子那时就是这么干活的。”结果，姥爷终究没成什么气候。

七十年代初，走“五七”道路，姥爷稀里糊涂地就被下放到离市区百多公里远的农村，遭了几年莫名其妙的罪。关于历史的宿命，是姥爷所解释不清的，以他的文化水平，也难以明白国家的大政方针。总之，要不是后来落实政策，姥爷怕是要一辈子扎根在那里了。

所以，从我记事开始，父亲就偷偷地给我灌输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思想，并给我举了一些事例作为证明，其中就包括姥爷。
　　　　　　　　　　　　　　　　　　　　　　　　　
　　那天，我跟着大旗、马蛋、小强等一帮小孩疯跑，不知不觉越过了父亲划定的活动界限，来到了大道边。这时正好有一队头戴柳条安全帽、肩扛锹镐的工人列队从工厂方向跑步过来，往炮台山那边进发，边跑还边喊着口号：
　　“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