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新考评办法激起报人强烈反弹[堕落街论坛]

李大同：就中国青年报新的考评办法致李而亮总编辑并本届编委会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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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而亮总编辑并本届编委会：

　　本周一办公会上你布置了全报社以中心为单位，就新的考核条例征集意见，限在一周内完成，8月20日就要依此执行。尽管当时还没有任何一位部门主任看过，在此前下发的编委会纪要上，已经对这部方案做了充分肯定，自说自话写上了“导向明显，原则明了，条例清晰，涵盖面广，有着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等溢美之词，这表明你及编委会根本就不准备对这部关系到中国青年报的办报方向、关系到本报新闻评价的根本标准、关系到全报社员工利益的条例做充分的讨论并做实质性的修订。所谓征求意见，无非就是让大家在自己能挣多少“分儿”上再讨讨价罢了。

　　据了解，对这部办法的宗旨和所有细节，绝大多数编委也是临开会前才第一次看到。如此事关重大、细节繁复的条例，竟在区区两三个小时的一次会上就通过了，堪称一个管理奇迹。我也了解到，这部条例几乎就是你一个人的杰作，与文新副社长经大量调查研究后起草的文本有“很大不同”。可以肯定，你对“文新方案”做了重大的与实质性的改变。同样令人惊异的是，对这样一部重要条例的高层讨论，报社对管理负全责的党组书记和社长王宏猷竟不在场、竟无需他参加。
　　
　　8月8日周一下午，这部条例在内部网上发布，报社编采人员首次一睹其芳容，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因忙于编稿，我无暇细看。及至周三出版完成，部门开会讨论，我才开始仔细研究这部条例。细读之后，其震惊和愤慨的心情难以言表……
　　
　　这部条例的核心，一是将评价报纸办得如何的标准，不是按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和党的根本宗旨来制定，不是按胡GG总书记提出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精神来制定，不是按广大读者是否满意欢迎来制定，而是将评价标准强制性地依附于少数上级机关和官员的喜恶之下；二是以一套利益给予和利益制裁的方式，将有优良报业文化传统的中国青年报的价值体系彻底瓦解掉，将历来对推动社会良性发展、对维护社会正义和公众利益、对推动改革有极大热情、对贪官污吏和种种社会腐败深恶痛绝、对努力传播深刻思考、意识明确地担当历史责任的中国青年报人，庸俗化为一群一周复一周算计、争吵自己能拿多少“分儿”的打工仔。因获加分的名额极为有限，实际权力又不掌握在保证“程序公正”的第三方手里，不掌握在读者手里，而是由各级顶头上司最终决定，这不可避免地将造成对顶头上司俯首帖耳、中心内各部门明争暗斗的恶性局面。
　　
　　毫无疑问，将中国青年报人奴化、庸俗化的进程，正在你的领导下（以编委会的名义）按部就班、有计划地进行着，现在，终于大言不惭地写入考核文本了——这是试图整体颠覆中国青年报精神和价值观的一个罕见的制度性文本。
　　
　　让我们看看这几条吧！
　　
　　加分：
　　
　　（三）每月读者调查中，阅读率最高的前3篇文章作者，每篇加50分，从第4到第10的，每篇加30分。
　　
　　（四）每月读者调查中，阅读率最高的前三个版面，每版加50分；从第4到第10个版面，从加30分起，依次每版递减3分。
　　
　　（五）获团中央书记处领导批示表扬的，加80分。
　　
　　（六）被中宣部领导批示表扬的，加120分；受中宣部《新闻阅评》专题表扬的，加100分；阅评综述中点名表扬的，加50分。
　　
　　（七）受国家部委或省委主要领导批示表扬的，加100分；受部委或省委来信表扬的，加80分。
　　
　　（八）受中央领导（政治局委员以上）批示表扬的，加300分。
　　
　　从第5条开始，如果受表扬为稿件，则相应版面责任编辑给予奖励的30%加分。
　　
　　减分：（六）从“加分”的第5条到第8条，受到点名批评的，按以上标准进行反向扣分。

　　看到这些规定，简直使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篇报道或一个版面，受到读者最高评价只能加50分；而只要受到某个官员表扬，最低也要加80分，最高可以加300分！这还觉得不足以让编辑记者印象深刻，在“减分”条目里，再特别规定，如果受到这些不同级别的官员批评，要“反向扣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你为一篇报道无论付出了多大努力，进行了多么艰苦的调查，写作如何精致，甚至可能还经受了生命危险（记者为披露真相被打的还少吗），也无论这篇报道获得了广大读者多么高的赞许，只要惹得某个官员不高兴，“批评”了几句，那么你所有的劳作不仅等于零，你为本报增添的声誉也等于零，读者评价更是连个屁都不算——你还要为此倒找钱，可能赔进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
　　
　　在这样蛮横无理的制度安排下，编辑记者只要不是精神失常，还有谁会去搞舆论监督报道呢？无独有偶，主流新闻媒体最基本的、代表社会良知和公正，为广大弱势群体伸张正义、社会其他组织无法替代的功能——舆论监督，在这部条例里连一个字都没有，这岂是“疏忽”二字能够解释，刻意为之罢了！
　　
　　除了日常小额奖励，还有一项总编辑“特别奖励办法”。这可算是“巨额”奖励了——最高可以给2万元。有什么资格可以获得这种巨奖呢？办法如下：
　　
　　第一条，“A版数在前三名的”，呵呵，A版本来就是总编辑说了算；“总分在前8名的记者”，这是在鼓励什么？越是独家发现和发掘、调查深入和写作精良的稿件，生产量就越低，对本报声誉的价值就越高，对争取订户的贡献就越大，本报缺过眼烟云般的垃圾稿件么？
　　
　　第二条，不出意外，又是受到各级官员“表扬”的；受表扬次数越多，赏金越高。
　　
　　第三条，“在编委会统一组织的重大采访活动中出色完成任务的”，谁都清楚，这是指典型宣传、两会报道等规定动作；靠这个“提升了品牌和影响力”的媒体是哪一家？何况这类稿件先天就享有不受竞争的地位，通常被指定刊发日期和重要刊发位置。至于有没有读者看就没人理会了。（如果这是指案情复杂，需要多人配合和相关负责人现场指挥的重大舆论监督报道，如“曹县一中”高考舞弊案，那么我举双手赞成。）
　　
　　第四条，“采访中遇较大风险，努力克服困难胜利完成任务的”，谢天谢地，如果不是特指出了车祸什么的，这类报道似乎沾点舆论监督的边儿了。可是这与前面的规定之间发生了悖论：批评稿件通常会受到被监督的部门领导恼怒，甚至受到直接上级机关的批评（其概率决不会小于50%，往往还有40%出笼前就会被“公关”或“毙”掉），遇到这种情况，是该重奖还是该“反向扣分”呢？不用说也知道，多半是后者，不奖不罚就是大运气了！如果一篇稿件受到了读者的最高评价和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同时却受到某个上级官员的批评，依照这个条例，又该怎样处理呢？如蒙开恩，最好的结果是两相折抵，相关记者和编辑注定还是要倒扣……
　　
　　在这封意见书里，我无意一条一条从技术上来讨论（尽管这其中的不可理喻不可行不恰当之处比比皆是，譬如一条六七百字的“本报讯”竟可以与一篇四五千字的调查性报道毫无区分；很多编辑记者即便所有版面、稿件均为A等，也“先天”不可能完成任务），列出上面的条目，是因为这些条目是这部考核条例的核心和基本价值取向。这些条目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中国青年报向何处去？中国青年报是生存还是死亡？
　　
　　你到本报任职以来，无论大会小会，“我们是党报和团中央机关报”这句提示不绝于耳，大家耳朵里快生出茧子了。在一次部门主任会上，你甚至说出“你们要明白自己是干什么的”这样颇具威胁味道的话。也许在你看来，中国青年报的新老业务骨干，从来都没有搞清过自己是干什么的，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党报和团中央机关报，现在，你要给我们耳提面命上上课了，光上课还不行，还要亲手设计出一套严密的“制度”——呵呵，不是我要惩罚你，是“按制度办事”。
　　
　　在你刚到本报任职，作就职讲话时，听起来颇为诚恳地说，中国青年报是一张有优秀历史传统、社会声望很高、有很大社会影响力的报纸，有一支训练有素的高水平的编辑记者队伍，你希望能被接纳，“能尽快融入这个集体”。这话很让人感动，也让包括我们这些老编采在内的报社上下，一度对你抱有期望，期望你能尽快感受了解这家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报纸，尽快和大家在如何办好这张报纸上同心协力，共同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共同保持和提升本报的品牌。如今我们看到了什么呢？你不是在力争“融入”，而是在努力彻底改造这张报纸，——在这部你亲手起草的考核条例里，中国青年报的前景已经昭然若揭：那就是悲惨地沦为第二份《光明日报》，社会影响力荡然无存，发行量跌落到不堪的地步，半死不活——那曾是率先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报纸，在上世纪80年代，曾是一张多么令人瞩目的报纸！
　　
　　我们还没有天真到认为这是你个人意志的产物。不言而喻，你是执行者，然而执行起来毫无心理障碍，屡有创造，积极主动，步步为营。其目标，就是要尽快将中国青年报改造成为团中央书记处个别领导心目中的“机关报”，这种“机关报”只有一个特征：必须无条件地为“我”升官创造条件，一切可能有害于“我”晋升的报道都要尽量消灭之！
　　
　　我1979年进入本报，迄今26年了，历经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亲身感受了从胡启立同志开始，王兆国、胡GG、宋德福、李克强等历任团中央书记的领导风范，他们都经常来报社，或做讲话，或在编辑部串门聊天。启立同志在担任政治局常委时，还到报社来听取意见，与我们面对面就新闻宣传工作做长时间的坦率交流。陈昊苏同志分管本报时，为了解报纸生产的全过程，大冬天里裹着棉大衣和编辑们一起上夜班，直至凌晨报纸印刷出厂。兆国同志到团中央任第一书记伊始（此前我刚刚在二汽与他做过长谈和采访），就专门到报社来看望参加全国记者会的记者，挤在人头涌涌的会议室里和大家谈笑风生。锦涛同志每逢除夕，必到报社来看望大家，和部门主任们座谈，听取意见；座谈结束后还坚持要去食堂看望炊事员。
　　
　　80年代初一次两会，已经晚上五六点钟，我奉报社之命，紧急采访两会中的青联系统政协委员，要求晚10点钟必须交稿，恰好锦涛同志（时任团中央常务书记）就住在我隔壁，我敲门而入，说明来意，锦涛同志建议我采访基层来的同志，我说报社点名要采访你，“你今天说也得说，不说也得说。”锦涛同志听我这样说，便立即接受了采访，他非常理解报纸工作的特性——那时，我只是一个初入此行不久的普通记者，这样直统统地提出采访要求他也毫不为忤。
　　
　　团中央第一次预备颁发五四奖章时，确定为新疆油田的秦文贵。事前要让他的事迹广为人知。本报作为团中央机关报，率先做好这个先进人物的报道责无旁贷。按照上下级关系，团中央书记处只要给本报发出一道指令就行了。可克强同志担任第一书记的团中央是如何做的呢？有一天，报社意外接到通知，让常务副总编辑和我到团中央书记处开会，怎么会让一个普通编辑去参加书记处的会议呢？原来，书记处认为《冰点》的人物报道是最出色的，怎样搞好秦的报道，需要当面和我这个编辑商量。那天常务书记刘鹏同志主持会议，他说：“大同，你是专家，怎样宣传好这个典型，主要听你的意见……”这是一种什么领导风范？本来，《冰点》因处在8版，从不承担典型宣传的任务，但刘鹏同志虚心求教，我“只能”详尽、坦率地讲了我的意见，直言相告：造成张海迪式轰动影响的时代条件已经消失，读者需要看到可亲可触可感却不需要“仰视”的先进人物，只要你的报道“高大全”，就立即会引起读者的反感。最后，刘鹏同志委婉地问我，能否派《冰点》记者支持这次宣传。尽管我认为这不是我份内的报道，但还是派出了最好的冰点记者。这篇“冰点”人物破例在一版头条发表。这以后，秦文贵的报道开始铺天盖地。若干年后，本报有记者问秦文贵，关于你的报道最满意的是哪篇？他回答说，“冰点记者写的那篇。”——这不是命令的结果，面对这样的领导作风，我们心甘情愿。
　　
　　有一次克强到报社来找总编辑有事。路过我的办公室，就走进来说：“大同，你的冰点可是变热点啦！”我和他开玩笑：“你日理万机，还有时间看冰点？”“我每期必读，有时就干脆直接在报纸上作批示。”他说。本届团中央书记处领导，可曾有一人、一次这样来与本报编辑当面交流过？
　　
　　一度分管报社的团中央书记姜大明同志，有一次秘书看他独自在办公室泪流满面，悄悄过去一看，他正在看冰点的一篇报道，为报道里孩子们的命运在哭。当我听到这个转述时，深为感动。这表明那时团中央的书记们，尽管身为报社的直接上级，却像普通读者一样在阅读本报，和普通读者一样为报道感动。这是人性而不是“官性”的表现。
　　
　　像这样的团中央书记们的故事，本报老编老记谁不能讲出几个？总编辑们知道得更多。吉炳轩同志曾分管本报，即便在他担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后，本报老总有事找他请教，莫不是马上让秘书安排时间，从无推拒。胡春华同志分管报社时，有一篇影响巨大的冰点报道遭致某省委强烈反弹，省委第一书记亲自签发了向党中央三个主要部门状告本报的报告。本报似乎面临灭顶之灾，但是，在看了本报记者送去的翔实的调查材料后，春华同志表态：“看来是要干到底了！”——这就是他的家乡！几个回合下来，无论在党内还是被告上法庭，本报都没有输。如果春华同志有一丝为自己“官运”的考虑，如果他不信任、不尊重本报记者的职业水准，会有这个态度吗？
　　
　　这就是本报复刊后历届团中央书记处和分管书记对机关报的做法和态度。我在本报这么多年，没有任何一位编辑记者有过我们不是党报、不是团中央机关报的想法和言论，相反，历届团中央书记处，自觉秉承耀邦同志的民主作风，从不粗暴命令，高度尊重媒体自身的运行规律，体谅办报的难处，精心指导和爱护这张报纸并尽量多承担责任。有谁会否认，那时中国青年报的崇高声誉，也同时属于团中央呢？
　　
　　中国青年报从来不是在真空中发展到今天的，正是在耀邦同志民主风范的熏陶下，在历届团中央书记处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本报从总编辑到普通编采的共同努力，中国青年报才成为“社会声望很高、有很大社会影响力和公信力”的报纸，成为党报、机关报里最受读者喜爱和欢迎的报纸。正是基于这种荣誉感，本报很多编辑记者，情愿为这张报纸效力一生；众多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生，以有幸能进这家报纸供职而骄傲。我们明白，党报、机关报是在战争年代的特殊条件下诞生的，建国后，虽然延续了这一体制，但办报的财政拨款、人员工资以及绝大部分为公费订阅的现实，都无一例外来自纳税人的奉献，因此，党报、机关报有绝对的理由必须对读者、对人民有足够的回报，让他们满意。让读者、让人民满意，就是党报机关报工作者的党性规定，否则我们就是在尸位素餐。
　　
　　赵勇分管本报后，他本应该充分了解和继承历届团中央书记处对本报的领导原则和领导作风。可他第一次在本报部主任以上干部大会上讲话，竟拿出1951年创办本报的一份文件，告诉我们这些老报人中国青年报是党报，是团中央机关报，声色俱厉地宣称，谁不想干就走人，我马上就批……没有任何一届、任何一个团中央书记来报社，以这样的威胁口气，讲过如此荒诞无稽的话！
　　
　　难道中国青年报在本届团中央书记处之前，李而亮任总编辑之前，就不是党报、不是团中央机关报吗？否定这一点，就是否定了周强、赵勇之前历届团中央书记处对中国青年报的正确领导；就是否定了这之前历任社长、总编辑创下的得到业内同行尊敬的业绩；就是否定了中国青年报作为党报、机关报的办报传统，更否定了几代中国青年报人建立并维护这个办报传统所作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赵勇真的认为这么多总编辑、部门主任连这个常识都没有吗？连这一点职业规定性都不知道吗？连这一点职业自觉性都不具备吗？当然不是！
　　
　　一言以蔽之：和历届团中央书记处的看法截然相反，他认为目前的中国青年报不是他心目中的党报和机关报。他心目中的机关报就是老子和儿子的关系，老子吆喝一声，儿子应当瑟瑟发抖；老子让你往北，儿子就不敢往南。怎么这张报纸老是不能按照他的个人意志来办呢？甚至时不时还惹得官场左右的同僚不高兴，对自己的上升仕途造成威胁。
　　
　　十分严峻的事实是，中国青年报已经面临重大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发行量逐年下降，广告收入不足挂齿，去年报纸经营已经严重亏损。而与此同时，一批都市报开始呈现主流报纸的应有风范，自觉承担主流报纸应有的传播责任，新闻与评论制作日渐改善；经营上，广告额数以亿计的已不胜枚举……中国传统的主流大报，正面临着在影响和经营上的前所未有的颓势。这是读者的选择，也是市场的选择。如何应对这种激烈竞争的局面，挽回传统党报和机关报的颓势，没有任何别的选择，惟一的道路是取信于民，像马克思关于“人民新闻”所说的那样：“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与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它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从生活那里倾听到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马克思强调：“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会完全萎靡不振。”
　　
　　然而赵勇作为团中央分管书记在怎样“领导”自己的机关报呢？他屡次强令本报砍掉“青年话题”版，砍掉《冰点周刊》，一时难以做到至少要砍掉一半的版面；他要求取消最受读者欢迎的学者专栏，尽量削弱这两个品牌版面的影响——他清楚地知道，在历年本报读者调查中，这是中国青年报两个阅读率最高、读者最喜爱的版面（每月调查数据均超过70%，很多月份甚至超过80%，冰点最高曾达到过92%），也是新闻界给本报评价最高的两个品牌。《冰点》不仅是中宣部评定的“中央主要新闻媒介名栏目”，也是全国记协评出的“中国新闻名栏目”（全国记协评选前在7个省市的各界读者中做了大规模调查，结果《冰点》得票为全国报纸类第一名）。即便在一次县、地级专职团委书记的调查中，《冰点》和“青年话题”也位居阅读率的第一、二名。你本人也对我说过：“我还不知道读者喜欢看什么吗？我太太就要我把周三的报纸带回家，就是要看《冰点》嘛！”——这话你对赵勇也讲过吗？
　　
　　为什么受到广大读者喜爱、欢迎就不符合党报、机关报的办报原则和方向呢？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吗？这是党的新闻宣传原则所规定的吗？这符合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的执政理念吗？
　　
　　毫无疑问，现在终于出笼的新的考核办法，暴露出本届团中央分管书记和你本人衡量党报、机关报的真正标准——这就是看少数领导机关的官员是否满意，满意夸奖就赏；如果一不小心触动了他们的神经和利益，招来批评，就罚你个底儿掉，叫你下次还敢这样做！——无可置疑，这是对以往历届团中央书记处对本报的领导原则和评价标准之全面否定。
　　
　　对党报、机关报办报方针的理解，你也自有心得。不久前参加过一个总编辑“舆论战”学习班回来，你在办公会上大谈自己如何“大彻大悟”。彻悟了些什么呢？你说悟到了“宣传”是可以按“需要”来的。在会上，你点着本报采写任长霞的记者说，都知道任长霞和丈夫关系十分紧张，可你写典型时就要写关系很好嘛，这是需要；你又举孔繁森的例子，说你很熟悉他，虽然他是个很不错的人，但也有缺点。“他也有血有肉，是个感情很丰富的人，但我们宣传他，就不能写他的这方面，就不能写他的毛病，而要写他如何如何好……”你笑，众人也笑，似乎明白了“感情丰富”在暗指什么。至于“舆论”，你“悟到”可以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可以造谣、造假，你说“美国打伊拉克就是这样嘛！”
　　
　　先不说美国是不是这样，美国媒体是不是这样，即使是，那也绝不是我们效仿的榜样。造谣、造假、按“需要”可以随意杜撰编排事实，这些都是早已被中国新闻业彻底摒弃、严加警惕的行为，也是中宣部近来三令五申要求新闻界杜绝的行为。你是从人民日报过来的，难道人民日报的同行们，没有对大跃进、反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宣传”、“舆论”对国家、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做过痛切反思吗？这不是包括本报在内的所有党报、机关报必须永远、彻底禁止的行为吗？你难道没有注意到在你大谈这些“大彻大悟”时，当场就有人发出讥讽之声吗？
　　
　　在刚刚结束的本报全国记者会上，听说你向记者们传授了“策划新闻”的心法。若干年前，河南郑州建成了一座大型立交桥，当地官员很想上人民日报露脸。“全国有成百上千的立交桥，为什么郑州这座就可以上人民日报头版呢？”本来这是不可能的事。那时你是人民日报驻河南的记者，于是“策划”了一起50对50年婚龄的夫妇齐上立交桥参观的活动，果然，这条“新闻”上了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就是你自己写的吧？）。你很得意自己的创造，说此举受到了时任河南省委书记李长春同志的表扬。也许，你认为这就是党报机关报的行为方式。对如此心经，我无话可说，只能告诉你，我在本报从业26年，从未听说过有这样的事情。如果事前知道一个记者在主动“创造新闻”，按本报的规则，不仅这条“新闻”必毙无疑，这个记者的职业声誉，亦将万劫不复。
　　
　　在你就任本报总编辑的讲话中，你介绍了自己过去当总编辑时如何办好报纸的经验，你说那就是要“善于写检查”，这说明你完全清楚受读者欢迎的好报道，有时甚至经常会受到上级批评，善于写检查就是要善于应对这些批评。这话说得很内行，准确反映出中国新闻从业者，尤其是党报、机关报从业者面对同一个报道，读者评价与官方评价有时截然相反的两难困境。全体部门主任对你的讲话和表态报以热烈鼓掌。
　　
　　仅仅时过8个多月，你来了一个180度的急转弯，在这次全国记者会上宣称：今后再也不许发生上级批评，记者暗地里高兴，我来写检查的事情！好稿的标准就是受到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表扬。——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表达，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你呢？你是否知道，记者会还没有结束，就有相当多的的记者，找到经常刊发批评稿件的版面主编，表示歉意，说今后再也不会给你们写批评稿件了？你是否知道，报社许多如我一样的编辑，在听到这个结果时，感到的无边绝望？你是否知道，许多地方记者对我们说，这是本报历史上开得“最沉闷”、“最失望”的一次全国记者会？还有记者告诉我，他们在赴会前就接到“告诫”：在会上“不要说话”。是谁指使、何人因何种原因让记者“闭嘴”？——所有这一切，难道是正常的吗！
　　
　　不久前，报社发生了一个“事件”，之所以称为是事件，是因为为此形成了编委会文件。矛头针对图片总监贺延光对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用语的批评。本报文化传统的特征之一，就是内部经常发生自由批评和反批评，编采人员可以从中看到各种不同意见的交锋，从而作出自己的判断。这还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功能，自由辩论的风气本身才是最重要的。这种风气使人襟怀坦白，大气，远离阴暗下作，是一张全国性大报必不可少的珍贵的精神资源。我就曾把本报一流辩手、副总编辑陈小川当作辩论对手，在他批评冰点一篇报道的“大字报”旁，也贴出反驳他的“大字报”。这在本报内部，再正常不过了，就像如今在网上发帖一样百无禁忌，丝毫不会影响彼此的关系。然而，这次寻常小事却构成了“事件”，编委会在本报历史上首次对这种内部自由批评发出“官方文件”，文件以扭曲、无视的方式全面否定贺延光的意见——这就开了一个影响极坏的先例。发出这份文件的意图很清楚，你还想自由发表批评吗？掂量一下再说吧。
　　
　　贺延光在批评帖子里实际只指出了两条：“胡GG总书记的批示像灯塔一样指明了大学生前进的方向”云云，有充分根据认为，这涉嫌个人崇拜，涉嫌使用“文革”用语。贺延光在帖子里并未对整个评论发表批评，相反，他跟我、跟评论部同事都说过，这类评论可以写，可以写得很好，但绝对不能使用这类文革时大搞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专用语词。这个批评无疑是正确的，有党章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明确依据。毫无疑问，报社大概除了编委会成员，都会同意贺延光的批评，就连评论员们也无不同意见，评论部主任李方说，“如果我们写出这样的词句，就剁了我的手！”——这真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事儿：被批评者欣然接受批评甚至因此而高兴，批评者却受到领导层以文件形式发出的批评，文件里矢口不提批评意见本身是否正确，反而越俎代庖，批评批评者用语不当。而此时，当事人双方正毫无芥蒂地在用电话、留言等方式继续坦诚交流呢！
　　
　　说到防止个人崇拜，就讲一个故事。“小平你好”这幅经典新闻图片，就是贺延光抓拍下来的。那天晚上送到总编室夜班，总编室负责人老报人魏方艾的第一反应竟是“不能发”，理由是“这不是搞个人崇拜吗！”后经反复阐明这是一张大学生自发行为的纯粹的新闻图片，值班总编辑才小心翼翼地同意放在第四版，只给了两栏大小。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本报对个人崇拜警惕到了多么严格的程度。然而谁都不会否认，这就是中国青年报的文化。无独有偶，团的十五大时本报出特刊，要在一版登江伯伯、胡锦涛新老两任总书记和团员青年在一起的大幅照片，本报的职业编辑连这还处理不好吗？可赵勇不放心。事后夜班告诉我，他竟亲自来报社量两张照片的大小，反复揣摩安放位置——堂堂团中央常务书记，此时竟自愿充当版面编辑。为何如此躬亲非本职工作？不过是因为明天特刊要上送给新老两位总书记。此前历届团中央书记，倒是没有一个干过这种事儿。
　　
　　两相比较，以你为首的编委会不应该反思一下是否应当发出这个批评批评者的文件吗？编委会是怎样“达成共识”的呢？这是本报一个什么性质的历史记录呢？我们的感受是——这在中国青年报文化史册上涂抹下了令本报全体报人蒙羞的一页！
　　
　　这个本来不应成为事件的事件在延续，评论部主任李方毅然决定离开本报了，离开他亲手创立、精心培育的“青年话题”，离开本报最具“公民意见”影响力的版块，而这本来就是他的“亲生儿子”！一段时间以来，他流泪、整夜做噩梦，在看到编委会文件后，终于下了决心。几天前他专门到我办公室来，告诉我“会有个交代和了断”，我还在猜测什么事儿要“了断”呢——原来如此！
　　
　　此前，评论部的同事们开会，要求主任李方找总编辑澄清本报评论员起码的良知和羞耻心的底线。他在痛苦中找你，你是如何回答的呢？你没有耐心听取一个部门主任的沉痛陈述，你没有平等地讨论怎样改善中国青年报的评论，防止“灯塔”之类让业界和读者笑话的陈腐用语和思维定式再出现，而是说：“中国青年报的价值就是你们的价值！”潜台词是“我的价值就是中国青年报的价值”！而且，你的口气没有讨论的余地。如果再不服，后果如何？现在我们知道了，一个中国青年报的部门主任，会给自己的良知一个什么样的归宿——他对社长王宏猷说：“我不能做赵勇的狗！”
　　
　　这句话注定要被记入报史——他是第一个以如此坦荡荡的理由拂袖而去的本报部门主任，表现出他是一条真汉子。然而谁也不能否认，他是被逼走的，本报领导不给他一点保持自己道德情操的余地。我们竟然无法留住这样一个富有才华、性情温和并愿意作出必要妥协的业务骨干，既是一个莫大耻辱，也是一个莫大嘲讽。我们不能不充满危机感地想到：还有多少有羞耻感和良知底线的本报同仁会被迫步李方的后尘？
　　
　　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本报风气一段时间以来已很不正常，渐渐没有人敢说话了，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各种不负责任的流言蜚语不胫而走，而庸俗、犬儒之气开始弥漫，编委会纪要总是“一致认为”，公共留言上总是表扬与自我表扬，连各省部有关部门在本报完成规定宣传任务后发来的千篇一律的官样“感谢信”也要一一登出来，好像这辈子没见过这玩意儿。现在好了，这种表扬随着条例的实施，无疑会像雪片一样飞来，有钱拿呀！这是一种什么导向？
　　
　　你第一次以本报总编辑的身份担任中国新闻奖的评委，回来以后在办公会上详细介绍了你是怎样纵横捭阖为本报拿到若干奖项的，为此甚至将别人送给你的好烟都拿去送给另一组的组长了，你自嘲为是“行贿”。你很奇怪怎么这项中国新闻“最高奖”在本报没人当回事儿，两次会上都要求大家从此“高度重视起来”，“评职称都要靠这个，是硬件……”
　　
　　按常理，本报当然应该重视这种最高层次的“同行评议”，从中发现差距并获得应有荣誉。然而这个奖项设立没多少年后，你就无法再尊重它，不仅因为它以“官本位”预置（行政级别越高的新闻单位，额定奖就越多），还因为评选不久就蜕变为一个“大平衡”，东道主报社要保证获奖，其他媒体荣誉均沾最好，大家面子都好看。老徐曾是这个奖的资深评委，我从来没有听他在会上介绍过评选的详细经过，私下也没有，回来就是通报一个结果而已。因为不值得说，懒得说。如果不是你这次回来绘声绘色、充满细节的介绍，我还真不知道这项评奖已经堕落到了如此龌龊的地步，简直就成了赤裸裸的暗中交易，外加些场面上的小谋小计。这样“评”出来的奖，怎么会受到尊重呢？怎么可能评出真正的新闻精品呢？问题还在于，你什么时候这样重视过读者对本报报道的评价呢？你为什么不认为读者的评价同样可以作为评职称的硬件、而且更硬呢？有哪一家报纸因为获官方奖项最多而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并愿意为它自掏腰包呢？
　　
　　在你担任总编辑后，办公会上开始呈现出一道新的风景，那就是你总是嗓音洪亮、字正腔圆地亲自诵读《新闻阅评》，往往全文。这次，又公然把阅评员是否表扬或批评，列入编采人员的奖惩条例。究竟有哪个中央文件或中宣部文件授予过阅评小组这样的权威地位呢？没有吧！这些人也是中宣部的普通工作人员，阅评中写入的，不过是他们的个人意见。这些人究竟何德何能，具有何种特殊经历和学识水平，其政治把关水准均远远高过各大中央新闻机构的久经锻炼的总编辑们，有权对他们负责的工作指手划脚，做出不容申辩的终审评定呢？
　　
　　本来，阅评小组某成员的意见，作为党内正常民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本着与人为善的诚恳态度，有充分的事实根据，讲道理，批评得对，也应当接受并引以为戒。但是，如果这种批评完全没有根据，思想僵化，断章取义，强词夺理，扣帽子、打棍子（惜乎许多阅评均属此类），则被批评一方完全可以按照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按照党章所规定的正当权利和途径，对之提出反批评。这才是党内生活正常的体现。可如今，阅评小组成员的个人意见，几乎变成悬在各媒体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谁知道哪一天会因为某个领导同志的批示而掉下来（中宣部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哪有时间和精力去与原文作比较呢）！现实是，尽管被批评的报纸老总往往并不认同这些“阅评”，却鲜有按照党内规则提出抗诉的，因为这会被认为是“抗上”，于是所有党内民主生活的规定都成了空中楼阁。
　　
　　鉴于这种《阅评》发文相当频密，几乎每周都能收到两三份，于是俨然成了“指导”各新闻单位工作的尚方宝剑。不正常的情况终于出现了，新闻单位开始和阅评小组套近乎、拉关系，宴请他们，也许还要准备价值不菲的礼品，往往社长总编辑亲自作陪，希望他们能高抬贵手，少给些批评，多写点表扬。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这是党内政治生活的一个新的腐败品种。
　　
　　你来本报不久，就宴请了阅评组成员，如果这纯粹是为报社的“安全”着想，还是可以理解的（这花的是报社全体员工的血汗钱哪），然而现在我们看到，你竟把这些人的个人意见，堂而皇之地列入了本报编辑记者的奖惩条例，将本报编辑记者职业业绩的生杀予夺之权拱手献出。凭什么？谁有权给他们这种权力？你有吗？编委会有吗？经过党组讨论吗？我看是没有。因为这太荒唐了，没有任何一点党规国法的依据，这严重侵犯了编辑记者的合法权益。
　　
　　除了批评，阅评小组手里另有一个砝码，就是也可以随时表扬他们愿意表扬的报纸，在目前这样不正常的党内生活中，对一家报纸的负责人，这倒成为了一种有利于晋升的“资源”。在个人政治功利的驱使下，总有人会对这种“表扬”趋之若鹜，甚至用利益来交换。已经听到多人传说，中宣部新闻局某领导是你的大学同班同学，关于本报的一些表扬阅评，就是由本报自己人撰写，交由阅评小组再发下来的——我不敢、也不愿相信这是真的，宁愿只是“传说”……更可怕的是，如果今后各省部发来的“表扬信”也都是由当事人自己撰写，对方盖个公章再传回来，按本报制度拿奖励，那将会出现何等乌烟瘴气的“交易”局面——这种事儿断然不会发生吗？不幸我也听到了这样的传言。我无权调查这些传说的真伪，但编委会则有义务搞清楚，有则应当严肃处分；没有也应当加以澄清，这些传闻正像毒气一样弥漫在本报内部，使人良莠不分，使人堕落……

　　关于这份新的考核办法，还有很多话要说，譬如技术、细节上的种种不当之处，但这些不是最核心的问题。核心是价值导向问题，是评判标准问题，是将中国青年报奴婢化、侏儒化、庸俗化的问题。我以一个已将26年的最好年华贡献给中国青年报的老编辑的身份，代表本部门全体同事和其他部门很多和我意见一致的同事，郑重敦请党组和编委会重新设定《考核办法》的基础和内核。如果一意孤行，定要这样做的话，中国青年报的衰败两三年内就会见分晓。谁愿意看到这种结果？谁能够承担这种结果？谁愿意因此被记录为报史上的罪人？！
　　
　　面对这样一份《考核办法》，我们不能再沉默，要公开地发表我们的意见。每一个认同中国青年报价值观的本报同仁，也没有理由再沉默。这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传统。沉默就是沉沦；沉默就是将让光荣的中国青年报死在我们这一代面前……

　　　　　　　　　　　　　　　　李大同
　　　　　　　　　　　　　　　　2005．8.15

关注中青报命运就是关注自己
　　
　　　　posted by 天涯名人十年砍柴
　　　　　　
　　　　从网上读完中国青年报资深编辑、我们新闻人的前辈李大同致该报总编辑的公开信，心中有难言的悲凉，同时也萌生对大同先生莫大的敬意。
　　　　这封信看起来只是讨论中青报新出台的考核办法，似乎也只是表达一个中青报人对自己奉献过半辈子的报社一份珍爱，对自己新闻理想的一种坚守。但这篇公开信我以为值得全中国新闻人，尤其是现在仍栖身在所谓主流大报中的新闻人关注和讨论，他说出的不仅仅是中青报的问题，也是全体“官办”报社的共同问题。
　　　　我们太多的人习惯于权力威势对新闻的支配，利益得失对理想的吞噬，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宣传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时，终于有人站出来了。从去年的卢跃刚，到今天的贺延光，李大同。站出来的都是中青报人，这份荣耀当属于中青报人，但是我真希望这非最后的抗争。
　　　　卢、贺、李等人，无论从其资历还是知名度来说，中青报未来如何对他们个人的利益不会有太多的影响。他们既没有跻身于庙堂的心思，也过了那个年龄，他们在圈内的影响，使他们即使这张报纸倒闭后也衣食无忧。他们站出来明明白白表达自己的态度，不为个人计，也不仅仅是为中青报计。他们既在维护自己的理想和荣耀，也在为所谓主流报社的新闻从业者，维护最后一点尊严。就如当年袁世凯逆历史的潮流称帝，蔡锷在通电反对他时，陈述了他和袁公并无私怨，甚至肯定项城待他不薄，但要为“四万万中国人争人格”，毅然起兵于边陲。公义当前，个人恩怨微不足道。
　　　　如果，中青报也沦落为充斥着媚俗赞歌的黑板报，那么我只能说，所谓主流的大报最后一个理想主义的堡垒陷落了。这将是所谓主流大报新闻人的共同耻辱。
　　　　现在供职于中青报的人也就几百名，曾经供职于此的人数也有限，但牵挂着这份报纸的新闻人则是其十倍、百倍甚至更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青报是许多新闻人托梦之所在。比如我，栖身在和中青报号称兄弟的另一家报社，对本报尽管有种种不满足，但是我不至于到痛心疾首的地步。因为在本报，二十多年来从来就很少有理想主义的发育空间，我来之前如此，我来之后亦如此。在这样的文化中，我最佳的方式是尽本分干完自己那点活，说俗一点，我仅仅把那份活看成谋生的职业，而非承载理想的事业。而中青报不一样，她已然是一种符号一种象征，有她在所谓主流大报还不至于脸面荡然无存。因此，我可以说关注中青报比关注自己所在报纸更甚，她的版面一点改观，人事的一点变动，我都倾注了很大的注意力。——恐怕其他媒体的许多同行也是如此，大同的公开信刚刚出来，央视一位正在机场准备去外地外地采访的同行，就在电话里和我讨论了半天。
　　　　因为这种情结，我认识结交了中青报的许多同龄朋友，自愿做一位不领该报工资的“编外人员”。除了卢跃刚老师外，李大同、贺延光老师至今无缘结识，但我一直把他们当成前辈，隐隐有种“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情怀。我也和中青报的朋友一样焦虑过，李大同先生那一代中青报的人精神和气质能否比较完整地薪火相传下来。
　　　　当然，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我和中青报的朋友也不止一次讨论到，要想再有中青报80年代几乎“一言而为天下法”的影响是很难的，因为新闻媒体的总量大大增加了，竞争更加剧烈了，受众对新闻产品也愈加挑剔了。八十年代中青报采编人员“黄金一代”的阵容重现的难度也很大。从83年到89年，正好是我的中学时代，是一个农村少年接受外界文明最佳时期，那时候的中青报对我而言，还真有点“灯塔”的味道（现学现卖，别嫌肉麻）。通过报纸我也熟悉了许多中青报老师的名字，李大同、卢跃刚、贺延光、张建伟、孙凯、王安、毕熙东等等，放眼当时的中国报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体育以及社会等新闻领域，中青报都有该领域最优秀的采编人员。——很多后来进入新闻界的非中青报人，都有我这样类似的心路历程。
　　　　我进入新闻圈，已经是二十世纪末，此时的中青报已无当年的风光。多年来作为中国平面媒体新理念的策源地，中国报刊人才“黄埔军校”的地位已不再，这一地位似乎被南方报业集团代替了。——这大概也符合“礼失而求诸野”的圣人之言吧，京华之地无人担当这种责任，九荒之外，自然有人接过来。原因当然有上面所分析的那样，中青报80年代“黄金一代”可看成手工时代打磨出来的工艺品，每一件都不可代替，都有自己的特质。这样的记者，他作为新闻人所表现的素质是多方面的：理想、热情、责任感、业务能力等等都超群。他们单个人一只笔，就能写出让世人惊叹的文章，如横刀立马的大侠。而今天的新闻产品。不再停留在手工时代，而是大工业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南方报业集团也许更符合这个时代，它们有着现代化的经营理念，有着成批量生产的人才机制，有资本主义初期开疆拓土的原动力。他们不需要培养80年代中青报“黄金一代”那样的记者，他们只要为这个时代一批批生产合格的、有市场的新闻人才就行了。除了这类原因之外，和中青报以及与她状况相若的所谓中央主流报纸所面对的政策环境大有关系。如果说，80年代的“画地为牢”，上面给画出来的圈子还有一丈见方，今日画出来的圈子只剩下一尺见方了。
　　　　举个不恰当的比喻，上头直接管理的报刊，可视为自己的“手足”与“羽翼”，他们以为管住了自己的“手足”就管住了整个社会的舆论。可是今天来看看，自己的“爪牙”和“羽翼”是管住了，而且差不多管死了，舆论管住了没有？网络的勃兴，淡化官方色彩的各类报刊增多，人们越来越不需要上头所控制的那些媒体所发布的信息了。我们假设一下，《人民日报》停刊一周，《新闻联播》停播一月，中国老百姓的两耳就会失聪么？我看不会，也许大多数老百姓不会有什么感觉。看到所谓中央主流报刊的集体沦落，栖身于内稍有新闻理想的人于心不甘呀。这是非战之祸，如果在同样的规则和平台中和人比武，输了就输了，心里服气。可这简直是将疆土拱手相让呀。将来的历史不知道如何评价这种自斩手足自断羽翼的行为。
　　尽管如此，因为中青报的“文脉”未断，十余年的风雨中依然支撑下来，那风骨犹在，虽然消瘦了许多。在诸多的中央主流报刊中，中青报还是一枝独秀，她仍然是无数学新闻的大学生梦想的地方。中青报的年轻记者成长的速度比别的报社快，成长的环境比别的报社好，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一切应当得益于几十年来，一代又一代中青报人的余泽。一些年轻的记者编辑，比如李方，在同龄的同行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较大的影响力。
　　　　可是，李方走了，因为“灯塔事件”。我和李方兄神交许久，也从未谋面。他所面临的困惑，作为同行感同身受。那篇评论我仔细地读过，当时就说，如果没有那个恍若隔世的“灯塔”比喻，这篇评论无论从立意、结构、行文都不错，也没有什么肉麻的感觉。我在机关写过几年“等因奉此”之类的公文，又来到报社写过一些主旋律的报道，深知此类文章之难写，尤其是对还有新闻理想的人而言。写那些汪洋恣肆、针砭时弊的痛快文章不难，不久完全凭才气和见识么；如果干脆自唾其面，就拣上面爱听而会遭读者嘲笑讽刺的话说，这倒不难。可要完成应景文章，还要读者不讨厌，不影响进食的前提下把它读完，确实相当困难。李方做得已经相当不错了。理想主义者不是一根筋的蛮夫，并不拒绝妥协，但是这种妥协是有有底线的。底线是什么？每个人不完全相同，但应当是不要彻底将人沦落成工具，彻底践踏一个人的尊严。
　　　　“名节”二字，今天似乎很陌生了，但一个读书人，还是需要讲点名节的。明末清初，满清人入主中原已成了不可能更改的事实。让读书人都学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的伯夷、叔齐是不现实的，但是不能像钱谦益那样。青楼出身的小妾柳如是劝他投水成其名节他害怕。——这也可以理解和接受，人都有求生的欲望。可他最后做了清朝的官，这就没法原谅了。有没有中间地带呢？顾亭林、王船山、黄梨洲三先生自知无力回天，也剃头易服，也承认清廷的统治事实，但就是不出仕，而是于野外荒村著书立学。——我以为，在那个时代，三先生的行为就是知权变而又守住底线的做法。
　　　　应当允许读书人有种模糊的态度，要给人一个中间地带，如果非得人家赤裸裸地表态，是会吓走一些人的。如果那篇评论在别的报社，也受到了上头的高度赞扬，也许作者以此为荣，认为工作受到了肯定。可是李方却不以为荣反以为耻，辞职他就。也许按通常的标准，不能理解这种行为，这可能就是文化的差异，中青报还有这种文化。李商隐在《安定城楼》中有两句诗：“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鶵竟未休。”臭老鼠在猫头鹰眼里是美食，可对凤凰没什么吸引力，凤凰非梧桐不栖，非醴泉不饮。年轻人有名利心很正常，用名利去诱之也是常用的方法。《离骚》中有言：“恐修名之不立”，对一些人来说，要的是“修名”而非其他的名。
　　　　李方的决绝让我对他更生敬意，他这也是明智的选择。爱惜名节的人是会得到更多人尊重的。今天已非几十年前用单位、粮票、住房控制一切的时代了，从里面出来对真正有些本事的人来说，不但饿不死，也许会活得更好。可李方的辞职，对中青报是否意味着一种象征？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出生的一代人，在南方报业集团早就是各报的总编、副总编了，各领风骚好些年了，而在中央传统媒体，成长得太慢，不过现在也到了该走上决策层的时期。李方的走会不会使其他人有狐悲之感呢？如果，当中青报“黄金一代”渐渐老去的时候，新的一代还未完全成长就星散或者尽快改道，中青报可能会真的沦落。
　　　　文化这东西，说起来很虚，但却很实，实到处处都存在。文化是最难形成，消亡后也最难起死回生的东西。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一国一朝如此，一个地域一个单位也如此。
　　　　由此，我能理解李大同、卢跃刚、贺延光这些为中青报文化“所化之人”痛心之所在。他们的抗争，其结局有可能如唐吉坷德大战风车。但抗争的价值，若不显于今朝，则必见于明日。
　　　　关注中青报的命运，因为这也是关注自己的命运

主题：《中青报》新考评办法激起报人强烈反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