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

抗日战争主要战役列表

1932年

• 淞沪抗战(又称一二八抗战，1932年1月-1932年3月)

1933年

• 长城抗战(1933年1月-1933年5月)
• 热河抗战(1933年2月-1933年2月)

1936年

• 绥远抗战(1936年11月-1936年12月)

1937年

• 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1937年7月)
• 平津作战(1937年7月)
• 太原会战(1937年10月-1937年11月)
  • 南口战役(1937年9月)
  • 平型关战役(1937年9月)
  • 忻口战役(1937年10月)
  • 娘子关战役(1937年10月-1937年11月)
  • 太原保卫战(1937年11月)
• 淞沪会战(1937年8月-1937年11月)
  • 四行仓库
• 南京战役(1937年12月)

1938年

• 徐州会战(1938年2月-1938年5月)
  • 台儿庄大战(1938年3月-1938年4月)
• 武汉会战(1938年8月-1938年10月)
  • 万家岭战役(1938年8月-1938年10月)
  • 小界岭战役(1938年8月-1938年10月)
• 广州战役(1938年10月)

1939年

• 南昌会战(1939年3月-1939年4月)
• 随枣会战(1939年5月)
• 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1939年10月)
• 桂南会战(1939年11月-1940年2月)
  • 昆仑关战役(1939年12月-1940年1月)

1940年

• 枣宜会战(1940年5月-1940年6月)
• 百团大战(1940年8月-1940年12月)

1941年

• 上高会战(1941年3月-1941年4月)
• 晋南战役(1941年5月-1941年6月)
• 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9月-1941年10月)
• 第三次长沙会战(1941年12月-1942年1月)
• 香港保卫战(1941年12月)

1942年

• 滇湎路战役(1942年3月-1942年9月)
• 浙赣战役(1942年5月-1942年8月)

1943年

• 常德会战(1943年11月-1944年1月)

1944年

• 豫湘桂会战(1944年4月-1944年12月)
  • 豫中会战(1944年4月)
  • 长沙会战(1944年5月)
  • 衡阳保卫战(1944年6月-1944年8月)
  • 桂柳会战(1944年8月)
• 缅北滇西战役(1943年10月-1945年3月)
• 密支那战役(1944年5月-1944年8月)
• 强渡怒江战役(1944年6月-1944年7月)

1945年

• 湘西会战(1945年4月-1945年6月)
• 桂柳反攻战役(1945年4月-1945年8月)

南京保卫战

太原会战

百团大战

[凤凰周刊]大抗战格局中的蒋介石

民族真正大团结的那6个月

“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1937年7月17日，作为当时全国的领袖，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宣布对日抗战。

7月7日，日军进犯芦沟桥，一位二十九军的军官回忆说：“7月8号早晨，我们在南苑受军训，早晨还没起床，听到炮响。起床集合点名时，队长就提出一个军事通报。日本人在打卢沟桥，大家都吼起来了，好！终于打起来了，是那么种心理。我们盼了很久的仗，终于要打了。”

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做事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7月29日，日军占领平津，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战死。31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是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的黄帝子孙，只有齐心努力杀贼，驱逐万恶的倭寇。”“我们从今以后要认定不是我们失败，就是他们灭亡，只要全国同胞大家照我的一贯方针和精神，做继续不断的奋斗，日本人必不能灭亡中国，反转过来说，我们必定能够打败日本。”

随后，8月7日，决定国防大计的中国国防最高会议在南京召开。蒋介石、汪精卫、林森、中央各军事部门长官以及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刘湘、余汉谋等地方军政大员，还有将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红军总司令朱德等参加会议。如此之多的地方实力派首领，以及中共红军领导人齐集南京，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曾与蒋介石打过仗，过去都曾不同程度地与蒋为敌。如今到了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关头，大家终于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捐弃前嫌，携起手来，共赴国难。最后，蒋介石宣布对和、战决策以起立方式进行表决。结果，所有与会者不约而同齐刷刷起立。

历史学者唐德刚说：“近百年来，中国民族真正大团结，只有6个月。就是在西安事变之后的6个月。中国全国人民异口同声，大家心里愿望一致，都拥护蒋委员长抗日。”作家柏杨是河南人，他说：“那时一听说抗战，一听蒋委员长领导抗战，那股热情。那时我们羡慕的就是大刀队，我们唱军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现在唱起来还热血沸腾。”

纷争难断的抗战大战略

以前，共产党说抗战是自己打的，国民党则为之忿忿，每到七七纪念都总揽抗战全功，说共产党只是在坐大避战。后来历史学者又说抗战打早了，要不是“西安事变”相逼，放弃剿共，提前抗战，若再拖个一、二年，待中国受德式武器装备训练一百个师，到时再与日战，必不致被打得那么惨，受创那么重，也不会有战后共产党也打败国民党取天下之事。

但唐德刚则从更高的历史角度说：“没有西安事变，中国同日本的抗战，可能拖两年。中国抗战再拖两年不打，欧战爆发，日本人在中国与苏联之间，它是不是选择中国？或它是直接打苏联？若苏联被德日两国夹攻打垮了，那这世界大不同了。丘吉尔讲，世界历史常常是偶然的事件，如西安事变就是很偶然的事。这个偶然事件，影响世界必然的发展。我同张学良讲过多少次，张学良老喜引我的话，唐德刚说的，唐德刚说的。没有西安事变，中国历史不是现在这样。世界历史也改变了。”

今天谈起抗日的历史，一句话就是：“我们打不过日本。”当初张学良九一八不抵抗，也说：“我们打不过有什么法子？”日本人曾说：“三个月亡中国。”中国人听了忿忿，但孙中山和蒋介石曾说：“日本人十天内就可亡中国。”因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已建立了一个头号的东方军事强权，而中国自甲午战争以后则一蹶不振，两国的军力差距以几何级数拉开。如果当时清朝的统治稳定，励精图治，或可一搏，但当时中国已整个衰败了。病入膏肓，从脑到身，从政治、经济到社会都坏了，徒有个大身躯而已。满清推翻后军阀混战，列强帝国主义也各找代理人，奉系军阀受日人扶持，一旦不受制，日人就把张作霖炸死。奉系曾发展出一套现代化之武力，有东亚最大的兵工厂，也有飞机等，但军队的素质士气仍不高，此为张学良后来想联共之因，因为他认为“红军能经长征不散”，太可佩了，要是自己的军队不早垮了？因此他叫周恩来派人来整顿他的部队。这种部队先在上个世纪20年代投入军阀内战，郭松龄的反奉败死又削弱了东北军，加上中原大战后的入关，九一八事起东北空虚，日本人第一仗就兵不血刃地占了沈阳。

当然并非说东北军是当时军队中最强的，否则又何至于被国民革命北伐军所败。西北军、两广军队都有勇敢善战的，但整体说来仍差日本皇军甚远。何况是内战不断，正如军事学家蒋百里所说的：“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合则强，反之则弱。”中国的生活条件当时极弱，历史学者黄仁宇的《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对蒋十分推崇，也就是认为蒋在抗战中能调动那样低水准的社会条件，坚持到日本战败，不能说战胜，实很难得，足称伟大。

当然，蒋介石也是中国在那时空下出来的领袖，他也有很多的弱点与错误。他领政的合法和正当性也有疑问。北方正统政府说他是叛党军头，共产党又视他是革命叛徒。党内胡汉民、汪精卫则认为他以兵谋篡党，这些矛盾都反映在抗战，抗战中他领那样个军，决那样的策，也有很多失误，但大历史总结看来，他化抚矛盾，调动全国力量，总算保住了国家生机。

首先是攘外还是安内之争。如果要安内剿共，就要与日本妥协，但日本又在“共同防共”之名下，一再扩张侵略；如果要攘外抗日，就要与苏联合作，停止剿共。这也是张学良与中共想打通西北，求取俄援之因。中国打不过，只有寻求俄援及后来的美援。战后雅尔塔密约外蒙的独立和今天台湾的问题都源于此。德国一直在抗战中调停中日的冲突，德国军事顾问到欧战开始才撤，淞沪抗战有人就怪蒋介石听了德国顾问法肯豪森的建议“依托上海”，结果中国1/5的军队，还是精华，断送在淞沪会战。
抗战前，蒋在联苏还是剿共间举棋不定，蒋得陈立夫、张冲在苏联的电报，可令红军输诚，联共抗日。但蒋仍想先消灭红军再谈联苏，结果西安事变突如其来，张学良逼蒋抗日，斯大林也力主保蒋。蒋重获新生，共党输诚，他也下了抗日的决心。

豪赌抗日的决心与本钱少的打法

大战略之难断如此，战术上也是一样。国民党常责共党在抗战中假打以保全实力为主，共产党则说国民党不认真打只想看住共产党，胡宗南的西北大军40万就是如此，但战场上打或撤涉及太多考虑，抗战重要将领郭寄峤记述“忻口会战”就谈及此。郭是东北军出身，曾参加郭松龄反奉之役，后来做新疆省主席，到台湾后做到国防部长。他是台湾行政院长郝柏村的叔岳父。忻口会战是抗战初期与上海保卫战和台儿庄会战并列的的三大战役之一，平型关大捷也是此一会战的一部。当时第二战区长官是阎锡山，副长官是卫立煌兼前敌总司令，郭任参谋长。由于晋军军长李服膺，擅自弃守大同，蒋电令阎将李处决，郭说：“‘闻李服膺系阎长官外甥，阎长官以守备大同，是属临时决定，原无长远设施，自难长期支撑，恳先免予处决。’但中央一再不准，阎长官遵令忍痛将李军长处决。在激战中中央军第九军军长郝梦龄及旅长郭廷珍等三人，从峤的指挥所驰往前线阵地视察，被敌机枪迫击炮射击，同时殉国。翌日，委员长蒋公曾由苏州打来长途电话，告诉卫将军，‘如不能支持，可后撤’。卫将军询我，我即接电话向蒋公陈述‘我们与日本人打仗，一切不如人，必然不利，但晋省概属山地带，由北平到太原，全属山道，此地不打仗，吾人将无处可与日本人作战，中央已答应将孙连仲冯钦哉两军拨来，目前请委员长严令各军，迅速开来，我想我们可以把阪原兵团消灭，至少亦能毁其大半，在国际上可以增加我们一点荣誉，现在不能撤退。’委员长旋答曰：‘可以，你们相机决定。’在蒋公指挥作战，能如此放宽，由部属相机决定，殊属难得。”

郭寄峤与朱德关系很深，见蒋介石都是他陪着去，他到台湾还常引朱德批蒋批毛的话，王铁汉将军劝他不要讲，以免蒋不悦招祸。他说：“从1937年冬迄1942年春我离开第一战区时期，敌军比较重大总攻击，计14次，每次使用兵力，约五、六师团左右或以上，而约在1940年夏季攻势时，适值大雨滂沱，到处山洪暴发，交通隔绝，此役在太行山中南部之十八集团军刘伯承师徐海东旅，集中条山之中央军十四集团军、豫军等，均有极多斩获，敌死伤甚众，俘敌官兵亦数百人，后勤补给汽车两纵列，并有营妓500余人。战斗结束后，不数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到我中条山指挥所，告诉我：‘下午徐海东旅长（该旅属刘伯承一二八师，师有十二万余人，每旅有四万余人）要来见你。’二、三小时后，徐海东由朱德陪同来见我，我首对徐海东说：‘你此次在太行山战役，很有功劳。’朱德在旁边说：‘可是有功劳，但搞糟了。’我很奇怪，问朱德：‘为什么？’朱德说：‘我们本钱少，照他这样打法，不久便打光了，所以毛主席叫他到延安去再受训。’这一段话在我的头脑中印象很深，这一战役杀伤敌人不少，俘获亦多，十八集团军徐旅本身伤亡大约4000人左右，他们所用的战术是分段、切、截、追杀，大约与在赣南打法差不多，不过日军火力大，战志坚强，故结果十八集团军牺牲亦不少。这一点，我特别要写出来的目的，是希望我们军事教育和作指挥官的人们，要个别研究，战斗中，盲目勇敢，愿意牺牲官兵生命，是不应该的，最后结账，必然失败。共产党人海战术，北方冯玉祥打仗的大刀队战法，对装备拙劣火力微弱的敌人，是有效的。对重装备，火力强且有制空权的敌人，那便是自找过分损伤。在今日科学武器时代，战场上多是面式火网，不能用落伍战术随便把官兵生命牺牲，企图侥幸的成功。”

最重要的淞沪之战，李宗仁说：“检讨淞沪会战的得失，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最高统帅犯了战略上的严重错误。我们极不应以全国兵力的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做孤注的一掷。即使要在淞沪孤注一掷，也应该打积极的防御战，而蒋提出的‘获胜的要道’，令国军坚守阵地，来对抗敌人的飞机大炮，却是单纯的、消极的防御战，形成失去主动、惨遭挨打的局面。这种‘战略上的严重错误’，国民党学者虽也同意‘似非得计’，但总以有桑榆之收为辩。”

台湾名外交家陆以正就说：“八一三开始，政府中央军是精锐尽出，在上海拼命抵抗了三个月。事实上把所有最精锐的部队都摆到那去，都打完掉了。这在当时政府是一个非常大的赌博。但那是值得的，因为你只有这样子，才能使其它国家知道中国抗战的决心。尤其是八一三后，第二天八一四，我们空军第一次出来，到黄浦江上去炸日本停的军舰。那人心真是振奋到了极点，现在想起来都还可以流眼泪。”

忍辱负重的结果，得道多助的胜利

抛开种种关于抗战的战略、战术争议，其实说到底抗战的胜利是意志的胜利。张学良说：“如果使军队与民众真正觉悟，从内心上发出与敌势不两立之抗战精神，则力之增加实不可限量。”

柏杨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我是小学二年级。我们全班哭成一团。认为我们国家要亡了。我们才几岁啊，小学二年级，七八岁。”

陆以正说：“我们那一代从小到大，受日本人的侵略，对每个人的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我们都非常反日本。而在台湾那一代，跟我的年龄差不多的人，那时他在做日本的皇民，所以完全不一样。我起先是在开封长大，九一八时日本人占了东三省，第二年一二八，我们家刚好搬到上海，住在济司斐尔路。那时日本人打蔡廷锴将军的十九路军，抵抗得非常激烈。真是以非常落后的武器，对付非常精锐的日本部队。那时我们住在沪西，越界租路的地方，看浦东那边晚上的炮火，房子烧得红红的，这印象之深刻，到现在不能磨灭。”

陆以正也看到了八百壮士的坚忍不屈：“四行仓库就是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四个银行联合的一个仓库。这个仓库正好在苏州河边上，所以派了一个营副叫谢晋元，带了几百人守在这个地方，挡住日本人。等到军队完全撤退后，四行孤军就没法再打下去了。公共租界为了人道原因，就让他们过桥到公共租界这边来，名义上把他们缴械。我记得就在上海沪西胶州路的地方，设立了一个集中营，把他们收容在那地方。结果这个地方反而成了抗战人的圣地。这些人关在那个里头，每天早晨还升旗，我常常与同学被带去参加升旗礼、降旗礼去劳军。那对我们是非常振奋的东西，国家抗战的象征。事实上那升旗典礼，非常的简单，是一个号兵吹个喇叭，看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冉冉上去。”

抗战初期，英美袖手，苏联有偿援助了中国大量的物资，包括1000架的飞机和5亿元美金，这笔珍贵的援助，中国人不应该忘记。联俄抗日，西安事变的基本目的达到了。蒋介石领导抗战，坚持到底，中国人也不应该忘记。但是更不应忘记的是，自助才能人助，如果中国撑不下来，重庆一失，苏联可能拿下中国的西北和西南各省，与日本瓜分中国，中国会成为第二个波兰。
名教育家高梓说：“那时很了不起，可以说万众一心，同心同德敌忾同仇，打倒日本。天一亮就听到唱这个歌，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那个时候很振奋，十万青年十万军。我们在青木关马路边上，看着那些青年，站在卡车里开着走，真了不起。”
“那时我们处在一种劣势。但我们抗战的意志精神非常的强烈。我们都有这个观念，我们人口比他们多，多多少倍。我们只要打死一个日本人，我们就够本，打死两个就赚一个。就是这样想的。一定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我们有充分的信心。那时在精神生活上可说比现在活得还充实。大家很苦，可是不觉得苦，觉得很快乐。觉得很有希望。”

不管蒋介石在国共内战中是如何成王败寇，屈辱以终，他在对日抗战中运筹帷幄、忍辱负重、坚持到底，终得胜利，实在是功在国家。

李宗仁完美演绎持久消耗战略

　　徐州会战之前，中国军队所采取的基本上是单纯的阵地防御战，自己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加之武器装备等不如日军，所以屡战屡败。经过淞沪会战及南京保卫战，中国统帅部接受了以往的教训，开始改用攻势防御新方针，即将阵地战的守势与运动战的攻势及游击战的袭扰密切结合。在预选的战场地区，以一部分兵力固守阵地，吸引和消耗敌人；以一部分兵力游击敌后，破坏交通，袭扰据点，牵制敌人；以主力兵团迂回敌军侧背，实施强有力的攻击，从而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于被动中争取主动。

　　李宗仁作为徐州会战的最高指挥官，以自己成功的战役战术行动，给当时最高统帅部业已制定的“持久消耗战略”作了完美的注解。早在抗战初期，李宗仁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古老庞大而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有效的抵抗外族入侵问题，就从战略上作过深入的思考。他曾在其《焦土抗战论》中，分析了当时中国工业、交通的落后状况，指出：“从战略方面说，若日本侵略者实行堂堂正正的阵地战，则彼强我弱”，“故敌人利在速战速决”，“但吾人必须避我所短，而发挥我之所长，利用我广土民众，山川险阻等条件，作计划的节节抵抗的长期消耗战”，“到敌人被深入我国广大无边原野时，我则实行坚壁清野”，“发动敌后区域游击战”，使“敌人疲于奔命，顾此失彼，陷于泥沼之中”。1937年10月12日，李宗仁就任第5战区司令长官正值上海已失，南京危在旦夕。他从战略上判断：京沪战事一旦结束，津浦线必然是敌人攻击的目标。并根据对形势的分析，提出抗战的战略重点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南京失守后，面对日军三路大军以猛虎扑羊之势，向徐州的夹攻，李宗仁深知自己的部队难与敌军相火拼，他抓住敌军骄狂之弱点，运用自己数万之哀兵，与敌展开运动战，“敌进我退，敌退我打”。

　　徐州会战虽然未能全部歼灭敌军,但它却把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主动歼敌一部达到防御的目的,从战略上来讲是正确的。它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已由消积防御向积极防御的某些转变。正如陈诚所讲:“台儿庄之战胜即我游击战、运动战在战略上之功效也。”

　　徐州会战以中国军队的撤退而告终,但这一撤退是防守后的撤退,它使日军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全部落空,挫伤中国军民抗战意志的目标未能实现。而中国军队的防御作战和主动转移却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在战略上符合持久消耗战的作战原则,并为部署武汉会战赢得了宝贵时间。

　　徐州会战对中国及其军队具有划时代意义，它证明，中国的军队虽然武器劣、训练差、缺乏统一性，但在一次“典型的战役中”毕竟能够以优越的战略策划击败日本人。对这次胜利贡献最大的部队之一竟是一些装备落后、缺乏训练的“杂牌军”。这次大捷还得力于其他战线的军队和游击队的积极配合和协助，他们阻挠敌人的运输线，在作战最关键的时刻拖住敌人的兵力。

血色满滇西 文/作者: 黄 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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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老兵李文德，他身后的高山就是自己曾经战斗过的松山主峰

绰号“打不死”的抗日老兵寸时中

　　本刊特约记者◎黄 恒

　　怒江东岸保山城，1944年滇西反攻的大本营。飞机甫一降落，走出舱门，气象已是不同，四周群山环抱，云低天高。

　　出保山向西，穿横断山支脉，跨怒江往南，有当年血战之地松山和龙陵，再翻高黎贡山，就是抗日名城腾冲。继续向西南走，经芒市，到达中缅边境城镇畹町，沿途已是一马平川。

　　这是当年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的大致路线。今日重走一遍，格外感觉山河壮阔。车窗外，天空湛蓝，高山体态敦实，其上一片苍茫绿色，云朵飘过形成大块阴影，土地殷红，热带作物茂密，雨后怒江色调昏黄，愈发显得浑厚，江边坝子却是翠绿如洗。

　　10天中，在这幅大画卷前，我听着抗战老兵们讲述当年的血火亲历，听普通百姓讲当地名士的铮铮风骨，听国殇墓园内鸟啼蝉鸣，听松山峰顶松涛似海……宛若沉浸在一首宏大深沉的叙事曲中。

　　“如此大好河山，岂能沦丧倭寇手中？”同伴一声感慨，道出此曲个中真情。

　　不屈老人

　　在滇西腾冲，有一座当地人视为精神家园的国殇墓园。墓园修建于1945年，当年7月7日落成，以纪念为收复腾冲，洗刷滇西人耻辱而牺牲的近万中国远征军官兵。

　　墓园忠烈祠后，有一座不高的小土丘，上边密密麻麻地树满了30多厘米高的石头墓碑，墓碑上刻着红色小字，说明阵亡者军衔和姓名。

　　当年远征军36师106团2营便衣队的14岁上等兵周光永告诉我:“其实，这里每一块墓碑下边埋的并不就是墓碑上刻着名字的那个人。战役结束后，20集团军把收容的中国士兵骸骨放在一起火化，在每一块墓碑下面撒了一把（骨灰）。”

　　战史记载，腾冲之战，1944年由夏徂秋，前后历经大小40余战，击毙日军6000余人，城内日军无一逃脱。中国远征军伤亡官佐1334员，士兵17275名，其中大多滇西本地人。

　　抗战前繁华的“极边第一城”腾冲经此一战已成一片焦土，但当地人却无任何遗憾。因为，在他们看来，1942年5月，驻腾冲的腾龙（腾冲和龙陵）边区行政监督、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的三公子龙纯武不战而逃，让292个日本兵不费一枪一弹占据这座边关要塞，才是奇耻大辱。

　　国难当头，有人逃跑，更多的滇西人却挺身而出，最有名的一位就是国民党元老、腾冲人李根源。在滇西采访时，几乎每个人都会提到他的名字。

　　李根源，字印泉，又字养溪，生于高黎贡山。1905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时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09年回国后任云南讲武堂教育长、校长，参与领导重九起义和护国讨袁运动。

　　1939年，李出任云贵监察使，面对老家沦陷，上书蒋介石要求成立一支“老子军”奔赴滇西抗战。在滇西沦陷至反攻的两年多时间内，李根源随抗战军队转战滇西，把“云贵监察署”的办公地点一再往西迁，从大理一直搬到最前线腾冲，并以60岁高龄联络怒江两岸中国军队和抗日游击队共同作战。

　　曾给李根源当过侍从的周光永至今难忘老人家所写《告滇西父老书》中的语句:“云南已成战场，滇西即是前线……驱逐敌人退出腾冲，退出龙陵，甚至退出缅甸……始能保住滇西过去历史上的光荣，始能保住云南抗战历史上有光辉一页……虽毁家纾难，赴汤蹈火亦在所不惜。”

　　而更多本地老兵则都对“李国老”在大理黄埔分校的每周讲话印象深刻。1942年，国民政府采纳李根源建议，在大理成立“滇西战时工作培训团”，后成为黄埔分校。在李的保荐下，近千名从滇西沦陷区逃出来的热血青年进入这所学校，培训之后，分入各支部队，担任少尉排长，参加光复家乡的战斗。

　　已经83岁的刘志声是保山人，当年从大理军校毕业后进入第2军9师27团，从保山一直打到缅北。他回忆说，大理受训时，崇圣寺三塔下，每周李根源都会与20集团军司令宋希廉一起训话，“他们站在土台上面，李根源长袍马褂，宋则是一身军装。李根源讲的都是一个意思，我们滇西人必须雪耻，必须打回老家去。我们在下面听着个个热血沸腾”。

　　直到现在，刘志声还依稀记得李根源为他们所作的歌：

　　“仇比洱海深，意志比苍山高。滇西青年奋起，雪耻救国责在双肩，团结一致，勇敢向前，哪怕血染千里滇缅。”

　　腾冲光复后，又是李根源主张建立国殇墓园。现在，墓园最高处纪念碑上，“民族英雄”四个蓝色大字，为李根源手书；陵园最低处，跪向墓碑的地方还有一个收集日军尸骸的土坟，立有黑色“倭冢”二字，也是李根源手书。

　　以这位不屈老人为领袖，滇西各地乡绅、土司纷纷投入抗日救国，其中还有一位颇为著名的张问德。此人62岁赋闲在家，见日本人占了腾冲，竟临危受命当了沦陷区的县长，在腾冲发动全民抗战。他敢于责令畏敌逃跑的前县长交回印信，痛斥日军诱降花招，为周旋生存，先后8次徒步翻越高黎贡山，当年被誉为全国沦陷区500个县长中骨头最硬的一个。

　　腾冲滇缅抗战博物馆中有一镇馆之宝，就是1943年李宗仁亲赠张问德的红藤杖，上面题了8个字：抗战到底，步步前进。

　　同仇蚁民

　　60年前，曾有文如此记载滇西反攻时的场景：“天空机群蔽天，沿江卒伍遍地，支前民工，酷似蚁群”。读罢不由豪气顿生。

　　曾组织过后勤支援工作的85岁老人杨鸿恩告诉我，在这场壮阔的民族战争中，最让人感动的就是滇西那些普通的老百姓，“他们太可怜，也太好了。高黎贡山海拔4000米，还有怒江天险阻隔，没有老百姓提供的巨大后勤保障，反攻根本就没有可能”。

　　杨鸿恩是保山人，曾任20集团军后勤总监部运输处第一分处少校主任。20集团军是滇西反攻的右翼军，总指挥宋希廉，主攻方向是腾冲。左翼军为第11集团军，主攻龙陵。

　　杨鸿恩说，其实早在1942年中日两军沿怒江对峙之后，就已着手反攻准备。期间，他勘察了保山所有通向怒江渡口的道路，道路都用工具进行测量，保证不低于2.5米，凡是不够标准的道路，均有当地乡镇政府组织民工加以整修。

　　“反攻开始前，军方确定4条支前线路。保山36个乡中没有沦陷的34个乡全部动员起来，组织人力、物力支援前线。每个乡都组成了一个民夫大队，一共组成了17到18个黄牛运输队，25个骡马运输大队。从战前开始一直到胜利，每天都有2.5万到3万民夫一直在源源不断地为前线供血。

　　“4条路线中，前两条还好，后两条，其实以前只是马帮运货走过，路途艰险，那时候走得慢呀，一去就要两三天的时间。尤其反攻的时候是雨季，道路泥泞，根本就没法走，每个民夫，或者用肩挑或者用背篓背，每个人都是几十斤，一步一滑地走在崇山峻岭之间。远远望去，在山间的小道上，不间断的民工运输队真的就像一群蚂蚁一样。

　　“那时候，民夫每人每天二十四两米（16两为一斤）、三钱盐巴，骡马加倍。而那些马帮的头领，根本就不要钱粮。吃不饱，还要日夜不停地赶路，许多人是被累死在路上的，还有些人一个瞌睡就跌下了几百米深的峡谷，一路都是死尸。腾冲沦陷之后，当地男人有的去打游击，有的被组织抬担架，男人都没有了，我亲眼看到过，在运输队里居然有很多小脚女人。她们哪里走得了那种路呀，挑的东西一般就是军粮和子弹，数量很少，但看见她们，我的眼泪一下就掉下来了。”

　　说到这里，老人的眼圈又红了。

　　在腾冲，还有家喻户晓的户帕送军粮的故事。60万斤军粮，老百姓只用了五六天时间，翻越高黎贡山送到了腾冲城，很多人在路上活活饿死，却没有动背囊中的一粒粮食。

　　保山市滇西抗日战争纪念碑的铭文上，写着这样一段话：“（滇西反攻时）仅保山地区就出动支前民工二十多万人。修公路、建机场、筑工事、运军粮、送弹药、抬担架，牺牲民工二万四千六百多名。其中，保山县就补充兵员两万多名，贡献民工一千五百四十二万工日，死亡民工三千八百五十余人，出动骡马一百一十九万多工日，驮牛三十二万多工日，死亡牛马五千九百多头，供应军粮大米三千五百八十万公斤，马料四百四十五万公斤，猪牛肉二十三万二千多公斤，其他物资不计其数。”

　　3850多人，这几乎相当于一场战役中一支军队的阵亡人数。要知道，那时候，保山县全部人口不过30万而已。也就是说，为收复国土，1%的当地人死在了支前路上。

　　所以，1945年1月27日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在缅甸芒友会师大会时，中国远征军总指挥卫立煌将军总结滇西缅北抗战胜利原因的第一条就是：滇西老百姓的无私支持。

　　“那些老百姓觉得保山没有沦陷，我们没有沦为日军的奴隶，那是军队将士的功劳，所以只要能够收复失地，只要能够把日本人打出去，出多少钱多少力都是应该的。”杨鸿恩的话算是对滇西人民不计回报的付出作了注释。

　　浴血松山

　　在滇西反攻中，一共有三场著名战役，一是腾冲攻坚，二是松山大战，三是收复龙陵。三战无不惨烈异常，至今战场遗迹仍保存完好的就是松山。

　　松山大战，从1944年6月4日一直打到9月7日，中国远征军第71军和第8军先后上阵，一共发起了10多次总攻，伤亡官兵8000多人，最终使用坑道爆破的战法，这才彻底消灭盘踞在这里的日军“拉孟守备队”1260人，生俘敌28名，慰安妇数名，缴获步枪437支，轻重机枪34挺，各种火炮16门，战车3辆。

　　登上松山那天，恰逢7月7日。主峰子高地之上，两个直径近10米的巨大弹坑赫然在目，那是当年中国工兵部队从地下掘进使用70箱共3吨炸药将日军主碉堡炸飞后留下的标示。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大小弹坑散落在山坡山顶各处，如今里面落满了干枯的松针，浅浅的，只有几十厘米深。掩体、散兵坑、战壕和交通壕依旧相互通连，最深的一段交通壕深达2米，据说当时中国远征军为向地道里搬运炸药而挖。

　　住在主峰下的董姓村民有40多岁，他告诉我说，小的时候，他和其他伙伴经常上山挖弹片、弹壳换钱，他自己一共挖到过上百斤的战争废品，都挖出了经验——“那时候多得很，弹坑四周很容易找到弹片，子弹壳一般散落在战壕中。我还挖到过迫击炮弹后边的尾翼，是铜做的。”

　　当年中日军队为何要在这座山上殊死拼杀呢？到了实地，答案一目了然。当时连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唯一一条补给线滇缅公路，就在松山半山腰盘旋而过，松山海拔大约为2150米，而滇缅公路这一段则为1600米左右，从公路仰望，松山顶峰几乎直上直下，可谓扼守要冲，不可不争。

　　当初日军负责守松山的“拉孟守备队”，兵力不算多，但是，自1942年占据松山以来，他们已经在这座险峻山峰上准备了两年。据战史记载，日军共在松山及附近山头修筑了20多个阵地和观察所，每个阵地依地形在制高点构筑1～3座主碉堡，在主堡两侧又构筑若干子堡，并在阵地前构筑侧射潜伏小堡。阵地之间堑壕交错，互相连通。

　　日军碉堡大多分三层，上层用于射击观察，中层休息兼射击，下层储存弹药。每个堡垒上掩盖数十厘米直径原木4到5层，再铺上3毫米厚钢板数层，钢板上再堆厚度1米以上的沙土。堡垒露出地面部分四周，又安置盛满沙石的大汽油桶3层，桶间同样复加钢板数层，桶外被土。这样的堡垒，38厘米榴弹炮直接命中都不能摧毁。

　　日军曾扬言：“中国军队不死亡10万人休想攻克松山。”最后，中国军队的牺牲数字虽然没有这么夸张，但经历那一仗的第8军103师309团卫生员李文德说，他从没见过那么多死人。

　　309团是最后投入战场的预备队，那时战斗已经打到子高地之下，距离峰顶只有100米而已，但中国军队却再也无法取得进展。其中原因，亲临实地就会明白——在子高地近60°的百米斜坡之下，是一处宽约20米的山间坪地，没有任何遮蔽物。坪地之下，又是近70°的斜坡，日军守在此处，上边有火力掩护。即使中国军队攻上山坪，也会完全暴露在子高地机枪火力之下。

　　李文德说，那时候，他就从那块山坪向下抬伤员和死尸。有中国士兵的，也有日本士兵的。伤员一般需要经过军医检验，检验死亡后，卫生员们就把尸体拖到现在高地下的水塘里。

　　“那时候没有水塘，那是一个美国飞机炸的大弹坑，后来下雨才变成水塘的。”他回忆说：“我自己最多的一天拖过七八具尸体，拖过去摞在一起，有一人多高。仗打得激烈，那些死人的军装都没机会脱，武器装备也不拿下来，连臂章都没得摘，就那样带着手榴弹，穿着衣服，扎着皮带堆在一起。”

　　现在，在水塘边山还有一块墓碑，为103师松山战役阵亡将士公墓。墓志铭记载，其下所埋忠骸未及当日牺牲者数目之一半。

　　“那些日本人的尸体就往山下的峡谷里一扔，所以很多都被水冲走了。打了那么长时间，有1个月，我从来没洗过脸，没换过衣服，每天拖伤员、死尸，那时候，两只胳膊袖子上的血都结在一起变硬了。”老人说。

　　李文德记得，子高地被攻下来那天是8月20日。头天，团长把全团还能作战的人员都集中在了一起，包括李文德这样的卫生兵。点名结果，全团还剩下450来人。

　　“团长什么也没说，就问了一句:‘谁愿意当敢死队举手。’”李文德回忆说，“有150人举了手，我也举了手。团长下命令说，这150个人分成三组，他自己、副团长和另外一个营长一人带一组，剩下没举手的人一样也得冲锋，就是跟在敢死队员后边。”

　　老人说，团长当场给敢死队员们每人发了2000块“国币”。当时，在保山城里，吃一碗耳丝的价格是5块“国币”。

　　战史记载，整个战役，103师参战两个月，所有直属部队都拉上前线，师属特务连和工兵连伤亡殆尽，普通的步兵连，最惨的只剩下2个人。而李文德的数字则更为感性，他所在的卫生队，本应最为安全，但一仗下来，40人中也只八九个人没有受伤，光军医就打死好几个。

　　采访后，我曾如此感叹：壮阔滇西，壮阔胜利。那可以说，是对这片土地荣耀历史的一种由衷咏叹。然而，当我在深山中面对一个又一个贫困却自足的抗战老兵时，我又听到了乐曲中最低回的声音。

　　好，不说惭愧，不究过往。我只想每个愿意倾听这首滇西叙事曲的人去动手写下新的音符。我清楚地记得，那个被称为“打不死”的寸时中老人，当提起遥远的北京，有一个老兵论坛（www.52laobing.com），有人每月募捐给他50元生活费时，他笑得像个受宠的孩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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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尽忠魂 文/作者: 黄 恒

（转自《看世界》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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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麓山下的73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

74军常德会战阵亡将士纪念坊

37军60师集体公墓废墟

　　本刊特约记者◎黄 恒

　　六十年。

　　在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时候，寻找祭奠忠烈的纪念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在赢得那场伟大的民族战争之后，我们又陷入了另一场战争——内战。而后，我们在30年内，再度经历无数次内部清理，歪曲与荒谬让人不敢想象还有什么会原封不动。

　　湖南。

　　在6月的三湘大地驱车行走了2300公里，历经10座城市，我却发现，寻找纪念碑的感怀并不是只有绝望二字，虽然这里曾发生的6次惨烈的正面战场大会战，在我上学的时候，从未出现在历史教科书中。

　　长沙、常德、衡阳、芷江、南岳，那些纪念碑也许被摧毁过，但又顽强地被重建起来;那些纪念碑也许现在还颠倒着，但它毕竟固执地存在着。

　　不该被忘记的，永远不会被忘记。这是改变不了的历史宿命。

　　正午岳麓山

　　与长沙城隔湘江相对的岳麓山是南岳衡山七十二峰的最后一座。山并不高，主峰海拔300.8米，但却可以俯视整座城市。所以，从军事角度看，长沙存亡，与其制高点岳麓山有莫大关系。

　　在抗战史中，以长沙命名的会战有3次，还有一次叫长衡会战，指的是长沙与衡阳。1939年到1941年，长沙三战，日寇每次均损失数万，惨败而归。1942年1月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更是世界公认的，由中国军队取得的一场大胜仗，日军被毙伤5万余人，整个太平洋战场盟军的低迷士气为之一振。

　　那一仗，以“天炉战法”扬名的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指挥所就设在岳麓山下爱晚亭附近的房屋内。重炮旅则部署在山顶上，事先对长沙城内各处主要目标做过准确测量，因而对日军造成极大杀伤。

　　如今，长沙市政府正准备将薛岳的指挥所改建成长沙抗战纪念馆，而当年的炮兵阵地则已无迹可寻。不过，保卫长沙阵亡将士的墓碑还可以找到，他们大多葬于岳麓山，应有10万之众。

　　在最高处云麓宫外，有阵亡将士名录碑栏。碑栏一共有13块，里外都密密麻麻地刻满了人名，每块上面四五百人，总共大约有5000人。由于年代久远，风雨侵蚀，大多数名字需要仔细辨认才可读出。大多数来这里登高远眺的游客似乎都未曾注意到，手下扶着的栏杆内外，还有这么多字。它们已经将这座城市俯瞰了60多年。

　　由云麓宫后下山，走不了多远就是响鼓岭。如果不是随行的向导提醒，我根本没有发现，在马路旁边的一块小土包前还立着一块碑，那就是“长沙会战碑”。碑高2.35米，宽1米，记述了1939年第一次长沙会战的经历，但字迹模糊已难读全。

　　据记载，这块碑立于1948年，远置于云麓宫前，周边环绕阵亡将士碑栏。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才被移到现在这个位置。移来时，不知是工人不识字还是故意如此，碑的正、背两面还被放反了。

　　岳麓山下，原共青团湖南省疗养院，在一幢欧式建筑前，依旧倾覆着几块花岗岩断碑，上面可见“军中将侯旅长”几个字，余下文字连同石碑一起被拦腰截断。据说，这块断碑已在那里躺了10多年。

　　距那里数十米远就是正在修缮的73军抗日阵亡将士墓。再往下，湖南大学法学院附近还有已修葺一新的麓山忠烈祠，那是为第四路军抗日阵亡将士修建的。

　　时值正午，忠烈祠关门休息。年轻学生们在路上穿行，阳光灿烂。

　　夕阳常德坊

　　在常德最好找的一处建筑也许就是这里了，陆军74军常德会战阵亡将士纪念坊。位于市中心，门牌号码青年南路68号。几乎无人不晓。

　　牌坊建得并不华丽，一层三门制式，3层楼高。在我的印象中，牌坊似乎是灰色的，仿佛用水泥砌成一般，夕阳之下，静谧安详，好像在欣慰地看着门前的车水马龙，园内散步的市民。

　　走进牌坊是一处不大的园子，花草繁茂。园子中央立着一块四方形的纪念碑，大约四五米高的样子。碑建于两层石阶之上，第一层7级，第二层5级，二层平台20步见方。碑的四面均刻有当年政府要员的题词，如南面为孙科所书“已表精忠光日月，长留浩气在人间”。

　　站在纪念碑下回望，朴素的纪念坊更显肃穆。牌坊上何应钦题写的对联与横额简洁而激昂。上联是:“忠贯日月”，下联为“气壮山河”，中间四个大字:“万古军表”。

　　1943年11月，日军集中5个师团、4个支队共计8万余人和130架飞机，对常德地区发动进攻，中国军队集中28个师约19.4万人进行防御，常德会战打响。但是，由于中国军队指挥官判断失误，常德城25日陷入重围。守城的正是74军57师，师长余程万。

　　当时担任57师171团3营7连2排一个班副班长的李超，现在已经81岁。他向我讲述了那“万古军表”的一战。

　　“鬼子兵来势汹汹，4万多人打我们守城的8000人。虽然敌众我寡，但我们是在保卫自己的家乡，必须决一死战，都没准备活着回去。”老人情绪激昂地说，“战斗打响没多久，一个传令兵就带着余程万师长的命令进了我守的碉堡，大声宣读。命令是这么说的，‘官佐弟兄们，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我们要与日本鬼子在常德城决战，只准成功，不准投降，牺牲者光荣，偷生者可耻，宁可战死，不当俘虏。’”

　　李超那一战在阵地上打了9天9夜，最后在巷战中拼刺刀时负伤被抬出城。而另一名现年85岁的老兵吴云凯则坚持到城破前一刻。当时，他是57师169团团部文书。

　　他回忆说:

　　“常德血战中，经常有中国士兵单人面对上百敌人，身上缠几枚手榴弹，手上拿两枚冲向敌群，甩几枚后就拉响身上的与敌人同归于尽。我们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总要给自己留一枚手榴弹，藏在腋下，那是最后时刻用的。

　　“鬼子爬城时，我们一个掩体一般只有1个人，要管10～20米的城墙，我们开始扎稻草人，晚上放在城墙上，白天收，勤务兵、炊事员、卫生员、轻伤员全部上了战场，弹药也不够了，我们开始收集大刀、梭镖、竹签跟敌人肉搏。后来，只要我们一摆出拼刺刀的架势，日本人转身就跑。”

　　到了12月2日，8000守军只剩100多人。吴云凯至今还记得那天师长发给重庆军事委员会和第6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的两份电报:

　　“弹尽、粮绝、人无、城已破，副师长、参谋长同守一屋，誓死为上……”

　　后来，在下属劝阻下，余程万带人冲出重围寻找援军，城中只留下169团团长柴意新和其余29人，他们向日军发动了最后一次冲锋。几天后，58军赶到，余程万向58军11师借了一个团，于9日中午收复常德。

　　老人们回忆，这一战，常德城中只剩一座西班牙教堂还有房顶，没有一块青石路板上没有尸体的，有中国军人的、更多的是日本兵的尸体。此战之后，57师军装右臂上添了两个字:常德。他们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成为第一支进入南京收缴日军武器和接受投降的中国军队。

　　在74军纪念坊旁边有一条500米长的小街，名为“烈士街”。老人们都说，以前每逢刮风下雨的日子，总能在街上听到军队厮杀的声音。

　　雨中受降镇

　　从常德向西，穿张家界，入湘西，一路风景如画，再往怀化地区走，过了麻阳不久，就到了抗日名城芷江。

　　那里，在二战时建有远东盟军第二大机场。陈纳德的飞虎队从那里起飞，轰炸东京、支援前线，最终彻底夺回了中国战场的制空权。

　　那里，还是侵华日军举着白旗前来洽降的地方。1946年，当地人在芷江机场以南七里桥修建了一座牌坊，取名“受降纪念坊”，现在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

　　拜谒纪念坊的那天正赶上雨，天空低沉，细雨如泣，但心情却并不压抑，特别是想到老人们对1945年8月21日那一天的描述。

　　现在83岁的陈光杞当年是常德县县长戴九峰的秘书。他清楚地记得:

　　“1945年8月中旬的一天，那个时候我就在常德，看见常德上空一架日本飞机飞过去，机尾还拖着白旗。第二天看报纸才知道，那架飞机是去芷江签字投降的。那不止我一个人看到，常德80岁以上的老人应该都有印象。平时我们看到日本飞机都很紧张，那一天不同。那架飞机感觉很奇怪，低着脑袋，挂着白旗。第二天我看报纸，头版头条就是，日本投降了。”

　　当时目睹日军降使今井武夫抵达的一位记者写道:

　　“在飞机旁等待他们的是4辆军用吉普车，除第一辆引路外，其余每辆车的右侧都插有一面白旗……率先下飞机的今井武夫身着土黄色军装，拉长着的脸没有丝毫表情，他坐上第一辆插着白旗的吉普车前座……这支特殊的小车队徐徐开向会场，能听见的只是摄影机开关和转动声。目睹这一切的人们是扬眉吐气的:侵略者终于有了这么一天！”

　　纪念馆大门宏伟，门额上有大理石刻的三个隶书大字“凯旋门”，大门两边有4个象征胜利的V字。走进大门，迎面耸立着的就是大理石雕砌的受降纪念坊。坊高8.5米，四柱三拱门，远远看去，像是一个中文的“血”字，因此又称“血字坊”。这是华夏大地唯一纪念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的标志性建筑，坊上有蒋中正、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人题的楹联，有王东原、于右任、孙科、居正等人的题额。不过由于建坊时，国内时局已趋紧张，各位大员无暇至此，多以电报传来题词，再由当地人题写，因此无一为手书原迹。今日遥想，内战之忙竟没有时间为胜利喝彩，不禁令人唏嘘。

　　穿过受降纪念坊向左拐，就是受降会场旧址，建于1938年，是三栋鱼鳞板式双层木结构平房，构成一个品字形。中间为受降堂，右侧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左侧为陆军总司令、受降全权代表何应钦的办公室。

　　受降堂并不如想象规模大，进门左手是记者席，墙上挂着中、美、英、苏四国国旗。右手就是会场，颇似京剧里三堂会审的公堂。正中悬挂孙中山先生遗像，两旁是他的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坐在堂上的是中美两军将领，堂下“受审”位置则是今井武夫等人的坐席，他们在那里呈上了包括驻台湾日军在内的所有侵华日军集结地区的军事地图，接过中美关于日军投降事宜安排的4份备忘录，等待中国军方正式派人接受投降。

　　今井武夫在芷江共停留52小时。一夜之间，湘西小镇芷江成为华夏名城，欢乐从这里出发，散布到曾被日军蹂躏的每一片国土，散布到大后方的各个角落，举国欢腾。

　　每想到这里，心中油然而生一阵快意。是夜，雨未停，和侗族朋友畅饮30斤米酒。

　　傍晚岳屏山

　　岳屏山其实不能算山，而是一个土丘，缓缓走上去15分钟足够了，而这里竟是衡阳的制高点之一。1944年，第10军方先觉军长带着他的士兵，就依靠这样的地理条件，死守衡阳47天，敌我战损比达3∶1。

　　83岁的曾琪老人曾亲历那一战。他说，方先觉早有与日军在衡阳死战之意，因此日军到来之前，已把城中百姓疏散一空，只留百把人为军队做饭送水。另外，城外丘陵地带的枫树山、张家山、萧家山、天马山，守军将日寇来犯一侧的山体削成直壁，只待日军来送死。

　　6月20日，日军第11军中将司令横山勇下达了进攻衡阳的命令，直接进入衡阳战场的日军达2. 6万人，而守城第10军部队仅1.8万人，装备也无法与日寇相比，但这一仗打得日军胆寒，至今日本还有一个衡阳战役生还者协会。

　　据当事人回忆，一开始日军还攀爬云梯攻击各处小山，后来云梯已经用不着了，因为直壁下堆积的日军尸首已成一个斜坡，高与山齐，可以直接踩着向上了。而山上碉堡中的中国机枪射手，必须先用子弹把堵住射孔的日军尸体打碎，才能看到下面的情形。

　　最后，日军竟丧心病狂地使用毒气，这才逐步攻入城中。47天之后，方先觉手中虽然还有兵，但早已没有粮食。眼看援军就在附近却驻足踟蹰不前，方欲举枪自杀，手枪却被部下踢飞，最终被俘。后来，他又被国民党散兵组成的湘南游击队救出来，回到重庆，人皆感其忠勇，官复原职，未遭治罪。

　　1945年，衡阳光复，当年曾参与衡阳守卫战的师长葛先才在岳屏山上挖出了大批中国军人尸体，合葬一处，立碑纪念。

　　曾琪回忆说，虽然埋了一年多，但尸首被挖出来的时候，许多人面目依旧清晰。因尸体的气味太大，葛师长不得不买来大批花露水和香水喷洒，衡阳所有商店里的花露水和香水都被买光了。随尸体一起挖出的还有证件、委任状、相片、家书，甚至还有战士写给爱人的情书，字迹可辨，恍然如昨，观者无不落泪。

　　傍晚，我循着指引走上岳屏山。小丘上，一座纪念碑直冲云霄，上书“衡阳抗战纪念城”，纪念碑前一座牌坊上写着“抗战”两个遒劲大字，没有题名，也弄不清是否曾经有过。

　　纪念碑前两座“纪功亭”中各坐一对青年男女，其中一对在亲密接吻，另两人在看书。绕纪念碑一周，发现碑座上的汉白玉题刻已被抹平，变成了白板。现在上面大多写着xx到此一游，xx祝谁美丽快乐，我爱你等等。

　　拍完照，在一座纪功亭中小歇。坐在那里的一对青年男女中的女子问道:“你们拍什么呢，是要发表吗？”我如实回答，并告诉他们这里曾经是衡阳抗战的重要阵地，曾有大批中国军人牺牲在此。那女子大感惊讶，说自己是衡阳人，是当地理老师的，根本不知道那些故事。

　　聊天中得知，两人都是70年代出生。他们都说，对衡阳的那段抗战历史不甚清楚。我找出一篇关于衡阳保卫战的文章给了那个女子，她仔细地看了，随后郑重地用双手还给了我，她说:“我们真应该了解那段历史。”

　　此时，旁边的餐厅中传出卡拉OK歌声，唱的是《外婆的澎湖湾》。纪念碑周围，有人在锻炼身体，有人在树下饮茶乘凉，有人在小方桌旁打着麻将，一片和平气象。

　　初晴忠烈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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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行 颂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一）

千载太行罹难深，穷山恶水旱荒频。

历朝兵火添焦土，背井离乡褴褛群。

（二）

芦沟炮响起狼烟，破碎山河民倒悬。

何处城乡无血债，新坟遍地泪眼干。

（三）

寸土焉能让敌邦，长矛奋起斩豺狼。

掏窝破路端碉堡，岩洞山林赤帜张。

（四）

平型关险铁蹄惊，猛虎下山霹雳鸣。

沟壑横尸传大捷，太行威壮救亡声。

（五）

黄土岭前枪炮连，贼酋落马丧茅檐。

百团鏖战千军扫，八路神兵日寇寒。

（六）

壮士跳崖泣鬼神，化云五朵入黄尘。

千年燕赵多钢骨，何惧狼牙惜此身。

（七）

步枪小米血中拼，砥柱中流八路军。

十万英魂左权将，太行埋骨伴松林。

（八）

八年抗战逐东洋，五岳齐天赖脊梁。

雪耻中华光史册，百年喜泪庆投降。

（九）

时光远逝告儿孙，莫做羔羊强自身。

沙散随河东入海，泰山不倒万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