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驳斥 新语总编 一个认识上的错误！！

首先，我没说退回去！因为历史不可能倒退！！我们呢要做的是消灭修正主义！

如果你都不知道什么是  修正主义1 那么我建议你不要再说话了！

二，无论你说文革怎样怎样好，失败了，造成祸害了，这不争的事实，难道还要走一次吗？

     1，  文革是一场失败的无产阶级革命！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极左，但是不能否定他发动的初衷！

       2，造成祸害了？对谁造成祸害了！对人民！！？你所说的祸害很多是从哪里得来的1

不可否认文革有一定的破坏！但是文革真正的“：乱”是3年，武斗只有一年，根本不是党内修正主义跟右派说的“十年动乱”

       3，文革暂时是不会再发生！因为特定的历史局限！但是他会再以一种或缓和或更加激烈的形式再次发动！革命不会一次成功！

      4好啊，我们不要官僚资本，穷！！咱们就一起穷！

谁告诉你那时侯中国穷的啊！？那些本本上的东西你还信就是他D某人都不会信啊！

不可否认那时候人民生活水平不高！但是如果一个懂经济常识的人都会知道，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这个问题，我会在下面发两个文革给你参考！

[转帖]毛泽东被掩埋的功绩!! 用事实说话

时光飞逝，共和国转眼到了50多年。这50多年可不平常，辛辛苦苦，兢兢业业，风风雨雨，沟沟坎坎，欢欢喜喜，悲悲切切，既有惊天地泣鬼神的辉煌业绩，也有说下尽道不完的辛酸故事。如果摆起一个龙门阵，让平头百姓和学界泰斗把盏对饮，让工人农民和商界巨头同桌共话，让新老右派和新老左派唇枪舌剑，我想那场面一定会是热闹非凡的，而其中最吸引人的一个话题，就有可能是讨论50年的功过得失，特别是前30年与后20年的关系：究竟是前30年黑暗得赛过解放前呢？还是前30年为后20年打下了基础？ 　　在很多二三十岁的青年人眼中，甚至在许多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眼中，前30年都常常是一连串荒唐记录的汇总。五七年反右、五八年大跃进，紧接着三年自然灾害（或者更多地是人祸），然后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20多年经济停滞，物资紧缺，米、面、油、盐、肉、布料、自行车、火柴等等都要凭票，住房紧张，工资冻结，再加上政治迫害，以言定罪，文化娱乐被八个样板戏统治，一切再糟糕不过了。相比之下，电视节目里的旧中国反而显得更加生动活泼，虽然有军伐割据，国共交战，却汽车、电话、电报、电灯、自来水和一应衣食用品等等都与世界时尚同步，而且绝对不需要凭票供应，只要你有钱，一切货物应有尽有。文人学者出有车，入有鱼，雇得起保姆，住得起洋房，听戏有梅兰芳，听曲有邓丽君，日子过得自在又闲适。这样，在部分媒体的刻意营造下，新中国50年至少有30年打了折扣，剩下20年又有严重的贪污腐败，这个50周年的庆祝就暗淡无光了。的确，人们不难注意到，与1998年庆祝改革开放20年相比，1999年庆祝建国50周年的声势小多了。许多媒体对于宣传20年十分热心，而且技巧娴熟，对于宣传50年却感到有些不知从何说起，只好举些数字、炒些冷饭，回放一些老片子了事。新华社举办的网站上，至今（1999年8月24日）仍然只有讲20年巨变的专栏，而没有50年的专栏。 　　令人奇怪的是，就在中国的媒体对50周年大庆提不起精神来时，印度的学者却在隔着喜马拉雅山对中国啧啧称羡。 中外对比五十年 　　8月10日，《洛杉矶时报》发表了该报驻北京记者罗恩·特姆佩斯特的一篇长文，对比了中印两国50年的历史和道路。罗恩被派驻中国以前曾任该报驻印度记者3年，对中印两国对比很有兴趣。罗恩说，中印两国差不多同时宣布独立。印度选择了市场经济和议会民主制度，尼赫鲁在1947年8月宣告：“机会之门为我们打开了”，我们要结束“贫穷与无知和疾病与机会不等。”两年以后，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国家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但是，罗恩说：“当印度领导人今天在准备庆祝印度头一个50年的时候，却不得不承认除了在人权和公民自由的领域外，几乎在每一个层面，中国都在改善其人民——包括最穷的公民——的生计方面比印度做得更多”。印度外交部长、前驻中国大使说：“毫无疑问，从直接的对比当中，中国做得比印度更好。所有的主要指标都比印度更好。” 　　好在哪里呢？罗恩说：“例如，从1960年以来，中国使公民的平均寿命增加了20岁以上。中国男人的平均寿命为69岁，中国妇女为71岁。印度的平均寿命虽有增加，但平均只有62岁。识字率方面，差别更大。尽管中国有十年文革的动乱，很多学校都关了，但实现了人口81％的成人识字率，而印度为52％。从1990～1994年，中国的年均国内总产值增长率为12.9％，印度为3.8％。1994年印度人均收入为320美元，只占中国的530美元的60％。”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最新的各国人力发展指标——根据识字率、平均寿命和平均收入计算得出，中国的得分是60，接近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最高分，但是印度只有44分，亚洲国家中唯一低于印度的是老挝和孟加拉国。 　　原因何在呢？罗恩说：“许多专家现在相信，到目前为止中国得以如此迅速向前推进的原因是部分得力于较早时更粗暴的改革，特别是1949年至1976年毛泽东专政统治时期在枪尖下强迫实施的土地改革措施。人们只主要记得毛泽东时代1960～1961年大跃进失败之后的饥荒和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政治统治和迫害。但是，特别是在共产党统治初期的50年代，中国却得利于土地的重新分配、普及义务教育、简体字和保健与福利政策以及有助于恢复中国的精神和自尊的其他改革。虽然从今天来看总是要复杂得多，但是共产党对宗教、迷信、秘密会社、三合会和宗派的镇压也帮助中国打破了盘踞地方上的贫穷。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是印度西孟加拉人，他认为：‘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其改革前（1979年以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定方向的结果。’” 　　 《洛杉矶时报》不是亲华的报纸，更不是亲共的报纸，绝不是亲毛的报纸，而且最近又正值美国国内反华舆论高涨时期，但它却发表了这么一篇文章，可见天下还是有公道的。事实上，早在80年代国门初启，人们热衷于进行横比、纵比的时候，就曾有一些中国学者以印度作为参照系为新中国的成就辩护过。那时，大批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纷纷出国参观访问，体验了北美、欧洲、倭国各地的高速公路、新干线后，未免部惭形秽，在报纸上发表了无数篇横比文章，大意无非是感叹资本主义的繁荣昌盛，痛惜中国的贫穷落后，诅咒文革耽误了建设时光，懊悔当初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时候也有一些“没出过国”的或者出过国却“头脑僵化”的人起而反驳，纵与解放前比，横与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比，说明前30年没有白过，也干了许多事情。遗憾的是，这股声音在一片热热闹闹的痛惜和懊悔声中总是显得那么孤弱。事实上，到80年代中后期，诅咒文革升温为诅咒新中国，由否定30年进而到否定5000年中华文明，懊悔心理则转变为急切地追求“全盘西化”，民族廖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连同崇美崇洋情结一起弥漫着从摇滚乐到电影电视的每一个文化角落。 　　 “八九”政治风波以后，一味向发达国家看齐的单向横比态度有所变化。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喻权域先生专门写了一本题为《论三个时间差——与两代人谈社会主义》的书，条分缕析地比较中外各国的发展成就，令人信服地说明，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在世界上也是毫不逊色的，甚至是非常出色的。我手头一时没找到喻先生的书，但却有几份统计资料可供作一个简单对比。为了说明问题，看来得烦请读者有耐心看一看下面这张表： 1965～1985年部分国家和地区GNP年均增长率（％）对照表①： ①除注明外、本表数据引自《世界经济手册》，经济日报出版社，1988年。 　 国别　　 增长率　　 国别　　 增长率　　 国别　　 增长率 　　 美国　　 1.34　　　 中国　　 7.49①　　 印度　　 1.7 　　 英国　　 1.6　　　　苏联　　 5.89②　　 巴西　　 4.3 　　 西德　　 2.7　　　　匈牙利　 7.42　　　 阿根廷　 0.2 　　 倭国　　 4.7　　　　保加利亚 7.84　　　 墨西哥　 2.7 　　 新加坡　 7.6　　　　捷克　　 5.15　　　 埃及　　 3.1 　　 香港　　 6.1　　　　波兰　　 8.67　　　 肯尼亚　 1.9 　 台湾省　 缺　　　　 泰国　　 4.0　　　　加纳　　-2.2 　　 韩国　　 6.6　　　　马来西亚 4.4　　　　尼日利亚 2.2 　　 ①该数据是1965～1983年的年增长率，换算自柳随年等：《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②苏、匈、保、捷、波五国的年增长率是从《世界经济统计摘要》各国国民收人1960～1981年数据中计算得出，人民出版社，1985年。 以上选列了四类国家，即西方发达国家，亚洲的“小龙”、“小虎”们，社会主义国家，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从这张表中不难看出，单纯就物质财富的增长而言，社会主义国家的 发展速度是四类国家中最高的。中国六七十年代的发展速度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很高的，仅次于波兰、保加利亚、新加坡，与“四小龙”相比中国的速度并不逊色，却比小虎们整整高出一头，更是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80年代中后期以来，舆论曾经一度从羡慕发达国家到赞美“四小龙”。学术圈的一些活跃人物提到“四小龙”就眉飞色舞：你看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起点和中国差不多，但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直追美国！ 30多年来，深圳和香港一河之隔，但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结果呢？一个长期是小渔村，一个却摩天大楼一栋挨一栋。这是为什么？ 　提问者显然觉得自己很高明，事实上也的确有许多人鹦鹉学舌，跟着起哄。其实，这样的问题愚蠢至极。按照这种逻辑，我们倒可以反问，同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光芒普照下，曼哈顿富人区和贫民区一街之隔，为什么一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另一个却破破烂烂、污水横流？ 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香港、新加坡是城市国家，是财富的汇聚中心，或者用老式的语言，叫吸血中心。就像旧中国的上海一样，外滩的精美欧式建筑、大世界的奇巧热闹是与上海以外的城镇的破败、手工业的衰落、农村的凋敝相联系的，它不过是外国资本吸噬中国膏脂的最重要的中转站罢了。1949年以后，上海不再是全国财富的汇聚中心，相反，倒是成为全国建设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中心，因此，上海本身发展才显得缓慢起来。而香港则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接过了旧上海的角色才得以繁华起来的。本来，在1949年前后，人民解放军完全可以像风卷残云般地收复香港。中国共产党可以废除无数个不平等条约，为什么独独要遵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的租让香港条约呢？这就是新中国领导人的深谋远虑了：考虑到新中国必然要遇到西方的长期封锁，保留香港作为打破西方贸易封锁的通道。正是靠着这样一个新中国外贸独家代理商的地位，香港收取了高额的代理费，发展起来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西方各国的贸易额大幅度增长，但其中相当大部分仍然是经香港转口的贸易。有数以亿计的中国打工仔做苦力，香港怎能不肥得流油呢？ 　　至于台湾的发展，更是离不开大陆，或者更准确地说离不开反攻大陆，充当美国全球冷战战略的“不沉的航空母舰”。说得难听一点，就是给美国当冷战的打手。膘肥体壮才能当好打手，因此美国给台湾（还有韩国）几乎无限额军事和经济援助，以便台湾当局稳定军心民心，练好武功。更重要的是，美国向台湾单方面开放市场，允许台湾产品大量出口美国，以增强台湾的自身造血机能。除此之外，不能不提到台湾从大陆掠走在大量黄金。据《蒋介石详传》披露，国民党从大陆运台的黄金达875吨，以今天的世界市场黄金价格（一克黄金10美元）粗略计算，合87.5亿美元。最近台湾作家李敖评论台独时就坦率地揭露了台湾发展的老底：“还有一点也是我一再讲过的，就是在1949年的时候，蒋介石把全中国的黄金，有92万两的黄金，全部运到了台湾。然后其中的82万两，做了台湾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额、准备金。然后台湾才开始所谓经济起飞，这么多年来台湾就变成了暴发户。可是这是用全中国的钱，建设了中国的一个省。这等于劫贫济富。这是很对不起大陆的，用会计学的说法是耽误了大陆发展的机会成本。我觉得这是很混蛋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认为，当时台湾抢走了中国大陆国库的黄金，现在自己发了财，就想逃掉，哪有这么简单。” 　　可见，如果把“四小龙”的发展称为“奇迹”，那么中国就简直可以称为“神迹”了。因为中国的起点是一穷二白，既无资金又无技术，还少外援（苏联人援了一阵子，又半途撤走，还把钱要回去了），也没有外国财富可供吸噬，全凭勒紧裤腰带干活，却能在建国后短短30年的时间里走完英国100年的路程，这不是“神迹”是什么？ 前三十年干了些什么？ 　　在民间的反思中，人们也逐渐认识到，虽然前30年运动不断，但工农业生产却并非停滞不前，人们不是闲了30年，而是埋头苦干了30年。这也有统计数字为证，请看： 一些主要产品产量及增长率比较表① 指标值年均增长率（％） 1952　 1978　 1995　 1952～1978　 1978～1995 工农业产值（指数） 100　 779　 3303② 8.21　 8.8 　　 　　 钢铁（万吨）　 135　　3178　 9153　 12.9　　　　 6.4 　　　　 煤炭（亿吨）　 0.66　 6.18　 12.12　 8.98　 　　　 4.04 　　　　 粮食（万担）　 2378　 6095　 8902　 3.69　　　　 2.25 　　　 棉花（万担）　 130.4　 216.7　434.1　 1.97　　　 　 4.17 　　　　 肉类（万吨）　 338.5　856.3　3692　 3.63　　　　 8.98 　　　　 石油（万吨）　 44　　 10405　14764　 23.4　　　　 2.07 　　 ①本表数据分别引自或换算自柳随年等：《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以及《中国统计摘要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 ②该数据比照1978到199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倍率折算，仅供近似使用。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前30年大多数主要产品实物量的年均增长率居然还高于改革还放后的20年！ 　这是真的吗？其实这只要问一问你身边的退休工人们就可以知道。五六十年代像铁人王进喜这样的劳动模范并不是少数鹤立鸡群的人物，而是很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在那些国营大中型企业和重大工程项目中，由于工作意义感强，工人政治文化素质高，其主人翁意识和工作积极性都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的。

毛泽东时代的真正成就

"毛泽东不懂经济”几乎成了定论，而被海内外人士所接受。至于这个结论的根据是什么则很少人细究。 就井冈山和延安根据地时期来说，在中国也算是最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满足几十万军民的生活和战争需要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没有成功的经济管理能力，要确保根据地的长期生存是不可想象的。 建国之初，中国根本没有值得一提的工业基础，甚至连灯油要*进口。经过二十八年的高速工业化，中国成功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 １９５２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３０％，农业占６４％； 而到 １９７５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的７２％，农业则仅占２８％了。 在毛领导下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三十倍。即使“文革”期间，工业平均发展速度也在10以上。 这样的高速增长居然被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贬之为“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让人不仅要问：“何处不是边缘？” 以下是几个关键部门的发展数据： 从１９５２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 钢铁产量从一百四十万吨增长到了三千一百八十万吨， 煤炭产量从六千六百万吨增长到了六万一千七百万吨， 水泥产量从三百万吨增长到了六千五百万吨， 木材产量从一千一百万吨增长到了五千一百万吨， 电力从七十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两千伍百六十亿千瓦／小时， 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一亿零四百万吨， 化肥产量从三万九千吨上升到了八百六十九万三千吨。 同时，中国从无到有，建立起规模庞大的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门类齐全的军工体系。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奠定中国大国地位的巨大成就。 至毛泽东逝世时，中国已由一农业国发展成为从喷气式飞机、运载火箭到工业成套设备和所有农业机械无所不能造的工业大国。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共完成了一百多万公里的公路，两万多公里的铁路(改革开放二十二年所建铁路仅一万多公里)，其中绝大部分是穿越于群山峻岭和戈壁沙漠，使西南三省、青海、广西、福建、新疆、宁夏、河套平原等结束了没有铁路的历史。 在水利建设方面，完成了主要大江河的治理工作，兴建了五万多座水库。 在文教卫生方面，在“文革”结束时基本实现了义务教育，教育经费的投入最高曾达国民生产总值的5，建立了近千所大专院校、数千所的各类中专及完善的基础教育体系。 在“文革”期间，学龄儿童根本不存在上不起学的问题，与现在普遍存在的失学儿童现象形成鲜明对照。在各县城和公社建立了卫生院，并培养了遍布乡村的赤脚医生队伍。城市居民实现免费医疗，农民看病也收费低廉，发烧感冒类打针吃药费用一般在一元(人民币，下同)以下。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这些成就是在“国际环境恶劣”、“大战不断”的情况下，通过“自力更生”实现的。在毛逝世时，即没留下‘外债’，也‘无通货膨胀’，这在发展中国家是极其“罕见”的。 由于建国初期国民生产总值基数低，即使保持10的年增长率也难以支持如此快速的工业化进程，支付如此庞大的教育、福利和军费开支。 实际上，毛泽东时期的经济增长数据并没有反映经济的实际活跃程度，只反映了其中的一部分。另一大块未被计入的经济成分，如果按市场经济的角度考虑，是劳动力的成本。 例如，在华北平原上某低洼处修建一座水库，因无需炸药开山，也没有机械参预，只有发动群众“义务”劳动建造，这座水库的建设成本约为零。这一经济活动在当时的经济统计数字上根本反映不出。 但同样一座水库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造，其劳动力成本将成为投资部分，建成这座水库对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将等于其实际投资额而被计入。 铁路建设是另一特例。两万多公里的铁路因多建在地形复杂的地区，工程之浩大是难以想象的，最著名的要数桥隧占30以上的成昆铁路。在今日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将难于应付如此庞大的铁路工程项目。 但当时铁路建设是由劳动力“零”成本，训练有素的铁道兵完成，在低投资下确保工程的质量和进度。 在毛泽东时代，劳动力开支的低微对确保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本积累是必不可少的。 至此重新回到主题，即到底何谓“懂经济”？如果以经济增长速度来衡量领导人是否懂经济，那么毛领导下年均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不包括广泛存在的劳动力零成本所关联的经济活动)无疑证明毛泽东是一卓越的经济领导人。是否只有懂得市场经济才能称之为懂经济呢？市场经济是否是人类发展经济的唯一选择？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在短短二十八年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无疑给了一否定的回答。 以毛泽东的智慧和他在旧中国生活的经历，他不可能不知道市场经济、股票市场等概念。 但他试图寻找发展经济的一条新路，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更快地赶上英美等发达国家”。这条新路作者称之为基于计划的“人本经济”。它的特点是以人为中心，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它并不否定货币，但仅作为调节物质资源的手段，而不用于购买劳动力。 而市场经济体系中，人和其它生产资料一样，不过是生产成本的一部分。相对而言，人本经济体现了对人的尊重。但它的实现需要较苛刻的环境，即：“高尚道德”的领导集体，群众觉悟的空前提高，明确的发展目标，将个体意志转化为群体意志的“共同信仰”。相对来说，市场经济实现的条件比较简单，即为个人欲望的实现创造一公平竞争的环境即可。 综观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他始终将人和人的教育改造放在中心地位。他用‘最通俗的’语言、‘简单的’口号让他领导下的军人和群众明白：国家的目标、个人的价值和信仰。这是他领导下的军队战胜强大对手的“重要法宝”，也是他领导下的群众在‘没有物质刺激’情况下劳动积极性空前提高的重要原因。这是他比其他领袖们远高一筹之处。 虽然‘人本经济’已不适于今天的现实，但这并不能成为否定昨天的理由。毕竟毛泽东创建了适于人本经济发展的环境，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对昨天的简单否定将使今人失去了吸取其精华，并完善当前市场经济的机会。毛泽东的经济实践为人类的发展道路开辟了新的思路。未来的经济学家将会发现，毛泽东的人本经济实践很可能是人类经济发展的未来状态，毕竟它比市场经济更好地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当然也能更充分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譬如，中国在工业和科技基础极其薄弱的环境下，只用十年的时间就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卫星；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在并不很差的基础上并同时还伴随着技术的引进，至今推不出一辆象样的国产轿车。 当邓小平否定毛泽东的经济成就时得到群众的附和，为什么？原因很简单，邓小平发展消费品工业，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为重点。而毛泽东时期，敌对的国际环境要求中国不得不将重工业的发展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主要有重工业优先、轻工业优先、进口替代、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重等。 对于象新加坡这种小国来说，出口导向是唯一选择； 中等发展中国家，如马来西亚等，轻工业优先，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重则为合适选择； 但对中国这种大国来说，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下，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并兼顾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就成了毛泽东时代的不二选择。除军品工业的需要外，中国民用工业的发展也对基础装备工业和工业母机提出了庞大的需求；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完全依赖进口根本不现实。没有毛泽东时代奠定的重工业基础，邓小平的轻工业，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工业的快速发展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国家将不得不拿出大量的外汇去购买昂贵的电站设备、大型机床、采矿机械和载重车辆；彩电、冰箱生产线的引进就成了一句空话。邓小平主导下开始的以上海宝钢一期工程(180 亿美元)为代表的洋冒进，耗干中国全部外汇，导致巨额财政赤字，几乎断送了“文革”结束时还不是很坏的中国经济，就是一突出的例证。没有毛泽东时代在中西部地区交通、能源、原材料、军工企业和三线企业等方面的巨大成就，今日的中国将面临更加棘手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单地形复杂的中西部地区交通设施等基础建设就足以让邓小平的改革无所夸耀。很明显，轻工业的发展要比发展重工业和搞基础建设容易的多。 令人遗憾的是，当中国人在吃完第十个饼不再肚饿时，将前九个饼的功劳忘得一干二净。当一些国营企业的退休老工人因目前企业的困境而不能及时领到退休金时，中国政府和民间是否已忘却了他们的贡献？正是他们这一代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个人不计酬劳，国家高积累的情况下，才有了中国工业化的辉煌成就，才为今日丰富的消费品供应打下雄厚的基础。

旁观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一一高速发展伴随着进步!

（美）莫里斯·迈斯纳（耶鲁大学教授）

　　 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对于毛泽东时代取得的物质成就闭口不谈，也许是对早些年从北京传播出的言过其实（而且经常赋予虚假成分）的宣传的一种自然反应，然而这些宣传却常常被外国的评论家们所重复，许多外国人一度曾热切地相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取得了最大的经济成就，现在却倾向于对它作出最糟的评价，似乎以此来弥补他们早先的轻信。这种倾向与现时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方向是一致的，目前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人们都普遍对市场的魔力赞不绝口，而对中央规划的效能持很大的怀疑态度。

　　当前的中国领导人更关注于他们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和成就，而不是过去毛泽东时代的成就，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而西方学者们未能提出一个更全面些的总的设计，这一点就有些不好理解了。他们的遗漏促成了一种普遍的印象，即：毛泽东的时代是一个经济停滞的时代。现在惯常的说法是把毛泽东描绘成一个在贫困的条件下徒劳地寻找一个社会主义精神乌托邦，使发展服从于意识形态纯洁之需要的人。


　　然而，如果不去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发展策略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工业化的副产品，如果不正确评价这个基本的经济事实，就无法理解在毛泽东之后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地甚至比比利时的还要小一些，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工业产量的1／15。然而，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1／4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

　　在毛泽东当政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0多倍（如果从1952年算起则增长了12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90倍（1949年以前中国重工业特别匮乏）。从1952年（当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为止，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长。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百分比最大，当时工业增长率达平均每年18％，把中国的工业生产力翻了一番还不止。其后一些年里增长的速度尽管不稳定，但仍然很快。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尽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在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

　　在这个令人惊异的高速工业化过程中有几个关键部门的数据或许值得一提。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了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了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了6500万吨，木材产量从1100万吨增长到了51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2560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化肥产量从3．9万吨上升到了869．3万吨。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还在生产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了一个主要的核强国，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1964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

　　当然，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劳动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构成。尽管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依然是紧紧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城市无产阶级的人数却已从1952年的300万上升到了1800万。此外，毛泽东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大跃进”中硕果仅存的几个成功之一？？？把2800万农民（当时农村总劳动力约达三亿）变成了农村工厂的工人，尽管许多工厂的工作技术水平简单而原始。

　　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另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

　　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这些经济成就是中国人民自己通过劳动取得的，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思想仍能够给人一种使命感和目的感。除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极其有限的援助之外，中国没有接受过任何外援。敌对的国际环境（在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敌意之上又加上苏联对毛主义的敌意），与毛泽东“自力更生”的思想原则，起到了双重强烈的作用，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实际上一直处于经济自给自足的状况。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的国家政策造成了经济上额外的不利与艰苦，但是它也使中国可以自豪地说：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国实际上是以拥有一个既无外债亦无国内通货膨胀的经济，而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绝无仅有。

　　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和罪过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了一种风尚？？常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80年代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

　　尽管毛泽东思想强调农业，称颂农民的创造性，但在毛泽东的时代农业发展却远非如工业成就那么可观。1957年以后，食品生产仅与人口增长同步，当时人口以平均每年2％的速度增长，使得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几乎翻了一番。1975年人均粮食总产量几乎与1957年农业集体化之初时一样。在毛泽东时代的20年里，农村生活水平实际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每年平均增长不到1％，而且是在一个低得可怜的基础之上增长的。1952年至1975年间，在工业生产总值增长十倍的同时，农业生产仅仅增长了两倍，甚至那也是通过大量地扩大农村劳动力规模而取得的。此外，尽管毛泽东不断提倡缩小城乡差别，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异还是加大了。

　　然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业也绝非如今被描绘的那样惨不可言。维克多·李皮特曾指出，毛泽东时代中国农业的发展大大快于1868后至1912年日本明治年间备受称赞的成功的近代工业化时期。从1952年至70年代中期，中国农业净产量增长为平均每年2．5％，而1868年至1912年间日本工业化最强阶段的数字也只有1．7％。正如马克塞尔顿曾指出的：“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

　　经济统计资料并非告诉我们全部事情。经常有人指出，对于收入与消费的常规性测度并不能充分表明实际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还必须考虑到教育、保健、卫生以及老人与贫困者的福利措施等这样一些基本的而必要的方面的公共消费，但是这些东西是难以用标准的经济测度来数量化的。在所有这些领域，毛泽东时代都取得了伟大的社会进步，在大多数关键性的社会和人口统计指标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国家强，而且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五倍于中国的“中等收入”国家要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状况变成了大部分人识字。在农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学教育，在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乡皆开创了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规划。基本的社会保护措施得到了贯彻，如禁止童工，还有农村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等，后者中最著名的是对最穷困者们的食品、物、住房、医疗以及丧葬费用的“五保”。国营企业的城市工人们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国家拨款的福利待遇。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能够声称，它拥有一个虽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使得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独一无二。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到了70年代中期的65岁。

　　 （本文是莫里斯·迈斯纳所著《邓小平时代：1978－1994，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考察》一书第八章“毛泽东时代的经济遗产以及毛泽东身后改革家们”的第一部分。）

毛泽东的 积累和消费

不少右翼人士是自称“懂经济”的。不过，很不幸，我本人就是搞经济实务的，因此对于经济话题特别敏感，一见到认为不对的东西总是要提出来。于是，在与右翼人士的对话中，我往往觉得跟他们讲话真费劲。例如，我说1976年的中国外汇存底如果拿来跟2003年作比较，就必须根据价格指数和汇率变动情况进行调整，不然不具备可比性。于是就有一个诺贝尔奖金出来说：“1976年的外汇存底跟价格有什么关系，胡说？” 呵呵，我除了苦笑之外，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如果要说，则是三五天都说不清的。所以，还是由他去吧。 这还只是一件小事，还有更让人伤神的。在强国论坛，最热门的话题就是毛泽东时代的问题，不少人士指出，毛泽东时代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于是马上有右翼人士跳出来说：“增长了什么？人民生活还不是那么穷！” 是的，毛泽东时代的人民生活水准提高得并不神速。但这是不是能够反证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成就是假的呢？ 当然，小右们会立即迫不及待地答道：那当然，人民都吃不饱，哪里来的发展呢？ 不过很抱歉，对于一切作出这样回答的小右，我都不得不遗憾地通知他们：你们是一群不折不扣的经济盲，对于经济是一窍不通；你们试图用生活中的直觉来理解国民经济，但最终得到的只是肚皮经济学，而不是国民经济学。 肚皮经济学与国民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理解“消费”与“积累”。 众所周知，一国的产值是绝对不可能完全用于国民消费的。而国民产值的两大基本用途，就是消费和积累。其中，私人消费部分就是人民的生活资金，这是国民产值最基本的支出；但是，光有消费还不够，西方现代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在于积累，积累率的高低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前景。在新古典发展模型看来，除非储蓄率高于必须的资本更新率，否则经济就不会成长，这就是所谓“发展陷阱”的基本出发点。许多国家之所以不发展，问题就出在积累率过低；六七十年代日本成长率为何高于美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有着更高的积累率。 如何实现高积累？计划经济特别便于解决这个问题。在毛泽东时代是大致这样做的：先是压低农产品价格，从而以较低的价格向城市和工业提供生活（以及部分生产）原料；由于基本生活资料价格便宜，国有企业就可以以较低的价格向工人支付工资，这样就撑大了利润空间；这时中国实行的是利税合流，国家直接参与企业利润分配，因此可以尽可能地拿走企业的收入，然后将这些收入用于投资新增项目，如基础设施和工厂。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居民储蓄而增加投资，从而提高积累率。 根据剑桥中国史，1953年至1957年，中国物质产品净值的积累率为24.2%。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这个比例逐步提高，1971年至1975年达到33%。这种高积累水平，在世界上并不多见。按照小右们的观点，这种积累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没有变成居民的即时支出。不过，很遗憾，这偏偏是经济成功国家的共同特征，例如二战后的日本以及亚洲四小虎，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以“勤俭”而著称，而积累正是通过储蓄来实现的。 因此，毛泽东时代经济的特征，就是在“吃饭”与“建设”之间的艰难权衡；对此，毛泽东在其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阐述过，从这本小册子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的两难困境：如果保持高积累，就势必使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如果增加消费基金，则势必导致发展受到影响。当然，其最终的决策是牺牲消费，增加投资。这一决定也影响到了产业结构：就是轻重工业畸重畸轻的问题。因为重工业生产工农业装备，轻工业则生产消费品。 这里，我们来看一看西方经济学家眼中的毛泽东时代经济成长。为了避免右翼人士攻击我使用不准确的数据，我采用了麦迪森先生《世界千年经济史》的有关数字，他没有原文使用联合国或者世行的数据，而是从全球比较的角度，以美元为基础，在考虑到价格指数、汇率等因素后综合形成的“1990年国际元”。按照他的计算，中国的GDP从1950年2399亿元增长1976年的7930亿元，同期印度从2222亿元增长到5514亿元；中国的人均GDP从1950年的439元增长到1976年的852元，同期印度从619元增长到889元。

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国地位，那么，按照经合会的排序，1970年的世界头十位经济大国是：1、美国，10255亿美元；2、日本，2068亿美元3、德国，2037亿美元；4、法国，1470亿美元；5、英国，1236亿美元；6、意大利，1077亿美元；7、加拿大851亿美元；8、中国，847亿美元；9、澳大利亚，429亿美元。

注意，这只是1970年数字。有人或许会嚷嚷：你把苏联弄到哪里去了？呵呵，你问经合会去吧。他们也许会告诉你：苏联由于解体，经济重组，不具有可比性；一般来说，单个国家不与一个小联合国比。

在这些数字的下面，更重要的是经济结构和质量的变化。经过毛泽东时代的努力，中国建立了一大批大中型企业，如攀枝花钢铁公司、六盘水工业基地、大庆油田等等，农业产值从1950年的80%下降到不足30%。这就意味着中国已经实现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重要转变，中国开始能够自主生产包括汽车、轮船、飞机等重型设备，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道特殊风景。此外，毛泽东时代兴建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能源和农田水利设施等，如成渝、宝成、成昆、湘黔、川黔等重要铁路干线，使得西部成为坦途。毛泽东时代的科学技术也取得长足进步，有了原子弹、氢弹、大型电子计算机、杂交稻以及至今令中国人骄傲的航天和导弹产业等等。右翼的朋友倒是可以很轻松地否定这些成就，他们不愿意接受现实，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只是要提醒他们：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就绝对不会有改革开放的成就。因为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失调，重视了机场、高速公路建设，但忽视了铁路、航运、普通公路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而正是后者支撑起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半边天。如果没有这些成就，这意味着什么？我想答案是明白的：要么继续奉行高积累政策，以筹措建设资金；要么让中西部基础设施落后的地方无法进行改革开放。

换言之，正是由于毛泽东时代的压制消费政策，才使得今天中国的高消费政策成为可能。在“吃饭”与“建设”的天平决定性地倒向前者后，一些幼稚的中国人试图简单地抹煞毛泽东时代的成就，这种做法也许能够骗他们，但骗不了客观的分析。毛泽东时代的积累政策也许是很不近人情的，他似乎把人民的生活水平压低到了极度低的程度，然后把节衣缩食得来的资金用于建设，把人们的食品和衣着变成了公路、铁路和工厂。但是，正是这种不近人情才为中国的建设筹集了其他任何手段都无法获得的巨额资金，从而使得中国后来的发展变得容易了。这其实是一种“前人吃苦，后人享福”的治国之道。

没有当年的“吃不饱”，就没有今天的“吃不了”。

当然，以重工业为取向的工业化道路在效率上是很难与出口替代型发展相比美的。这就是为什么亚洲四小龙经济成长率高于中国的原因。这里要说明的是，中国奉行闭关政策并非自愿，而是外国封锁的结果。当年毛泽东宣布“一边倒”并不是宣布与西方断交，相反，所谓“一边倒”只是一种亲苏的全方位外交而已，他并没有关闭与美国和西方的交往之门。但朝鲜战争改变了这一格局，西方主动把中国视为敌人，这其实并不是毛泽东的“一边倒”的错误。

还有一个问题不能忽视，就是中国与四小龙的发展起点是根本不同的。按照《世界经经济千年史》的平衡数据，1950年台湾人口仅为788万人，人均GDP高达936元，是中国大陆的一倍多，在亚洲仅次于日本（1926元）和处于虚火状态的菲律宾（1070元），不要说这只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差别。更重要的是，台湾的人力资源水平和人均资本数远远高于中国大陆，这正是它后来发展的基础。毛泽东建国后，面临着将近6亿人口，其中有高达80%多的文盲率和几乎相同的贫困率，在这样一个凄惨的摊子上，有谁能实现经济的疯速成长呢？对此，即使是万能的上帝，恐怕也只有摇头叹气的份。因此，拿台湾跟大陆作粗放型的对比是严重违反统计学常识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的贫困是原来就存在的，而不是毛泽东带来的，——但既使是这么一个普通的常识，右翼人士们也试图百般予以否认，从而把1840年以来的全部灾祸都归罪于毛泽东。

但这公平吗？当然，一些右翼人士可能跟共产党存在血仇，或存有私心和私利,但是我希望在评价历史时，各位能够摆脱私仇，以更宽阔的眼界来看问题。只有冷静地面对事实本身，才能作一些有益于自己和他人的思考。闭着眼睛否定毛泽东时代，——这种自欺欺人的态度是无益于事的。

我的爷爷奶奶说很穷。

不要乱说那时候重积累而不重消费来掩饰从前的贫困

这和贫富是没有多少联系的，穷富是相对来说的

排除社会本身发展的因素，那时候的中国的确是比现在穷多了

有经济成就并不表明那时侯穷，现在不也有经济成就吗？而且成就比从前也不会小

没脑子的！这里有学经济的吧！简单给这位同学解释下 积累和消费 ！！

我灭必要掩饰！掩饰了，说的好了，跟我有关系吧！看来我掩饰了有人会给200块！？？那时候生活水平不高不不争！老毛也说，很为难，一方面要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一方面要发展工业化，为共和国的发展打下基础！

哎``````````````````````佩服你斑竹！

又犯糊涂了！没有那时侯的积累，现在会有发展吧！？？？？

而且看看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又如何！都是一些泡漠！！！！！！！

还经济强大呢！？人民生活水平高？？是当官的跟小资产阶级生活好吧！！？人民呢！？？做梦去吧！

毛时代打下坚实的工业化基础几乎被改革开放20年，消耗歹尽！！！！！！！

被官僚资本家享受了，官员，太子党们贪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