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帖]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三百年前，徐昌治编了《圣朝破邪集》。这八卷论丛是中国人对西洋近代文明最早的抗议文献，也是最有力的反西化理论的集成。 　　三百年来，朝代换了，古人死了，这部书的纸张也变黄了，可是圣朝破邪的细菌并没有消失，它钻进中国人的感情里，一代又一代，随着愚昧程度的深浅而有着不同的病象：有时中体西用的谚语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伤寒；有时超越前进的怪调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白喉；有时义和团的疯狂出现了，那好像是一场猩红热。 　　三百年来，我们民族的感情变成这种细菌的函数。在思想上，我们不是一个正常发展的有机体。在别人都朝着现代化的跑道竞走的时候，我们却一直发着怪病，一直在跑道的起点逡巡不前。我们总想找点理由来拒绝赛跑、奚落赛跑，同时断言赛跑的终点将是一个悲剧。 　　三百年了，原在我们前面的，离我们更远了；原在我们后面的，也纷纷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可是我们还不肯劳动足下去快跑，我们还在脑袋里做着后来居上的迷梦，梦着我们老祖宗曾是不可一世的选手，我们总想凭点祖上的余荫来占便宜，总想凭点祖传的步法迎头赶上。 　　三百年的迷梦不可谓不久，三百年的失败不可谓不多，三百年换汤不换药的恶果不可谓不大。民国以来，我们的病况虽有起色，可是我们并未真正健康起来、活泼起来，我们还有许多不健康的心病，成为我们赛跑时的阻力。如果我们真想在现代化的跑道上做一个尾随不舍的健儿，如果我们真想在年轻民族的背后脱掉我们的暮气，我们必须把这些心病做一次彻底的治疗。 　　遗憾的是，历来研究这些心病的医生本身就是病人。偶尔一两个没破传染的，却又接近蒙古派——对病情的诊断和病历的了解完全是枝节的、笼统的、混淆的。 　　基于这种现状，我不得不把从古到今的病人和蒙古大夫全部请到一起，从他们中间，精选一些有代表性的豪杰做为病例。再依这些病例，把他们厘定为十一种病名。在这些病名底下，我抱歉竟有许多民族英雄、达官贵人和名流学者做了我这些病名的捕获品。换句话说，竟有这么多的爱国的人儿因为“爱国不以其道”，反倒成了中国现代化的罪人。这种不幸说来令人伤心，可是做为一个文化医生，他有消灭这些病菌和防上它们蔓延的责任。婆婆心肠不能阻止传染病，阻止的方法在于无情的指控谁是蒙古医生、谁是病人、谁是就要被感染的倒霉鬼。 　　面对这三百年来聚讼纷坛的死结，想用一个历史的观点来透视它，显然是值得的尝试。基于这种看法，我决定开始我的指控：

义和团病

　　义和团的祖师爷是清人张祥晋。他大概想学司马相如那一套，写了一篇《拟谕咪唎坚（口字旁）佛兰西等各夷檄》。他的最大希望是：

　　舳舻一炬，借赤壁之东风；鼓金齐鸣，穷朱儒于南海……克张斐相之英风，奚卢庐循之小寇？（阮元等编《学海堂三集》卷十七）

　　他这种口诛笔伐的梦想居然真有人拿来实行了，那就是义和团。义和团是排斥西方最纯粹的分子，也是最知行合一的一群。他们对洋玩意一概是否定的，所以会表演大刀对洋枪、赤膊挡洋炮。他们不但深信中学为体，也深信中学为用。他们是道道地地的黄帝子孙，他们虽然光荣的失败，害得全国同胞每人都赔了银子，可是他们的阴魂不散，阴魂附在辜鸿铭身上，鼓舞这位老怪物写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春秋大义》），来做他们的安魂曲。“春秋大义”式的思想与义和团思想事实上是一个窑里烧出来的，只是表现的方法稍微文明而已。降至今日的一些老古董，在思想上愈以“不忘本”标榜的，愈接近此类。这一派显然是式微了，因为他们既无义和团的勇气，又无辜鸿铭的妖焰，只好以古稀之年，筹办他们的中国道德励进社去了。

中胜于西病

　　这种病是很明显的文化优越感，根本不承认西方胜过我们。代表这种论调的可以举清人阮元做例，阮元说： 　　天文算数之学，吾中土讲明而切究者代不乏人…… 　　学者若能综二千年来相传之步算诸书一一取而研究之，则知吾中上之法之精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畴人传》卷四千四“利玛窦传”） 　　民国以后，熊十力用着同一口气说话了：

　　吾国今日所急需要者……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倚傍……体现真理、担当世运，恐非西洋人识量所及。（《十力语要初续》页一 　　又过六年，牟宗三又套他老师的话开口了：

　　……知华族文化生命之圆融通透，与夫圣学之大中至正，其蕴藏之富、造理之实，盖有非任何歧出者之所能企及也。（《认识心之批判》序言） 　　我们试看这三人所用的句法：“非西人所能及者”、“非西洋人识量所及”、“非任何歧出者之所能企及”，完全是如出一辙的抹杀主义。他们的句式都是“非……所及”的格局，都有着目空一切的狂妄，但是他们三位只是九牛一毛而已，这种妙人今天还多着呢！试看有多少人摒西医不用，而迷恋着五运六气“寸关尺”的中医，有多少人摒正规音乐不学，而迷恋着七音六吕“笙萧缘”的国乐……这种中胜于西的观念最容易导来“以此类推”、“举一反三”的夸大，而这种夸大却又正是滥用“民族自信心”的显例！

古已有之病

　　犯这种病的人并非不讲西学，而是认为这些洋玩意都是我们古书中早就说过的现话。这一派的老祖宗是明人李王粲，他在《劈邪说》中骂利玛窦道：

　　近复举其伎俩一二，如星文律器，称为中土之所未见未闻，窜图订用，包藏祸萌。不思此等技艺，原在吾儒覆载之中。

　　这种“原在吾儒覆载之中”的大言，在我们国民心中流传很广： 　　阮元就拿过后汉的四分法来比西洋数学（《畴人传》）；印光任就拿过周脾来包括“浑盖通宪之器，寒热五带之理”（《澳门纪略》）；陈启天就拿过孟子的后来比近代民主政治的观念（《中国政治哲学概论》）；毛子水就拿过大戴礼记“四角之不揜”的话来比西方的地圆说（《中国科学思想》）。现在某些人做一些事，动辄以古人“先得我心”而自喜的，或以“与古法合”自傲的，都是“古已有之”病患者，你若问他“孔子周游列国时为什么坐马车不坐汽车？”他并不说“那时候没有汽车”，他的答复是：“那时候的马车就是现在的汽车。”这种夸大诞妄的先生门，说破了，不过是古人尸影下的奴隶罢了。

中土流传病

　　犯这种病的人比前一派更有夸大狂。前一派只是“本来我们就有”，这一派则是“本来是我们的”，“两洋近代文明是我们传过去的。”在情人允禄的《数理精蕴》里，竟说西洋教士的天算格致： 　　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所流传。 　　而其原因，乃是：

　　三代圣时，声教四讫，重译向风，则书籍流传于海外者，殆不一矣！周未畴人子弟，失官分散、嗣经秦火，中原之典章既多缺仗；而海外之支流反得真传。此西学之所以有本也……（卷一，《周髀经解叙》）

　　这真是毫无历史根据的谎言！本来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声教四讫”的情形不是没有。例如：养蚕、造纸、瓷器、柠檬、大黄等的西传，都是斑斑可考的史实。但若不根据史乘，认为一切都是“吾家旧物”，一切都是西人“阴图以去”的，这就未免有点无赖了。而耍这种无赖的，纪晓岚和他老师刘文正最为拿手，在《滦阳续录》卷一中，我们可以拜读他们的高论。 　　这种“中土流传”病本是“礼失求诸野”观念的翻版，这种病严重以后，就会乱做浮夸的历史考证：什么法显发现美洲啦、詹天佑发明火车挂钩啦、徐福就是日本神武天皇啦、宋儒理学对欧洲文化划时代的影响啦，不一而足。又常见一些人最爱拈出罗盘、火药、印刷术来骄人，殊不知这些东西早就在洋人手里脱胎换骨好多次了！

不得已病

　　近三百年前，杨光先和比利时的南怀仁斗历法失败，遣戍归来，写成了《不得已》。他呼吁“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躲在这种态度背后的动机，说穿了疱，不过是怕洋人“收吾天下之人心”罢了。这帮子人一方面想要人家的文明，一方面又觉得要了危险，想来想去，决定还是不要好。 　　这种畏葸的小心眼儿，投鼠忌器的谨慎，真是怪可怜的：他们怕这一变，连腐朽的老本也没有了。梁漱溟后来写《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民国二十二年）时，已经明显的转入“不得已”派，他那种“最后觉悟”的语气是很沉痛的，他一方面中国之于西洋，有所不及则诚然矣！（页九十七）一方面又自甘于不及，他说：

　　悟得了什么……于一向之所怀疑而未能遽然否认者，现在断然地否认他了……否认什么？否认了一切西洋把戏，更不沾恋！西洋把戏之真不得而用之也！（页十三）

　　“更不沾恋”，“真不得而用之”，这是何等不得已的调调儿！现在很多人因为赚不到钱转而歌颂“抱布贸丝”的农业社会，因为讨不到老婆转而留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最后诋毁工业文明、攻击自由恋爱，究其微意，不过“不得已”三字耳！

酸葡萄病

　　这种病患者对西洋把戏的口号是：“没有什么稀罕”“又有什么了不起！”明末许大受的《圣朝佐辟》最能发挥这种高论。他认为洋鬼子的东西“纵巧亦何益于身心？”他举的例子是：

　　……自鸣钟，不过定刻漏耳！费数十金为之，有何大益？桔槔之制，曰人力省耳，乃为之最难，成之易败，不反耗金钱乎？火车（此指火炮）等器，未能歼敌，先已火人，此又安足尚乎？

　　这些“有何大益”乎、“反耗金钱乎”、“又安足尚乎”，全是吃不到葡萄的狐狸的专用语汇。乾隆时英国使臣请福大人参观他们的兵操，可是福大人的答话可妙了：

　　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乾隆英使觐见记》页一0三）

　　这就是许大受的“体”与福大人的“用”！犯这种病的人比患“不得已”病的还低级：后者起码还承认外国好，可是我们不要他的好；犯这种病的人就不同了：他内心深处觉得外国好，可是在外表上，他一定要表现“张脉偾兴”，一定要理由化（rationalization），好使他心安一些。这种善为巧饰的心理，三百年下来，还是完美的遗传着，世风是日下了，可是人心并没有。不古呀！ 　　以上六派都可说是纯粹排斥西方的。他们共同的色彩是西方并不值得学，我们固有文化是无待外求的。在这六派中，有的已经变得乖巧了，至少他们不再用义和团的符咒来征服世界了，他们要用齐如山梦想的“国舞”来“远征世界”了。无论如何，在精神上、他们永远是胜利者，永远站在洋鬼子的肩膀上，任凭鬼子们一尺一丈的增高，我们这些“痴顽老子”是绝不在乎的！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病

　　这是中国人文字魔术最蛊惑人的一次表演，也是最不通的一次表演。张之洞高叫的“旧学为体，西学为用”，在表面上，至少承认西学可供“采补”，至少想“择西学之所以补吾闭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病者取之”。但是用尽管用，必得“西学先由中学”，孙家鼐的两句话把这种理论的核心点破了：

　　中学包罗西学，不可以西学凌驾中学。

　　这就是他们骨子里的真精神！这种精神，事实上只是奕訢、文祥、曾、李、左等人洋务理论的“建构化”。当然张之洞之流把它建构得很别致、很迷人，既维新又卫道，最适合焦灼状态下的国人的口味。顺着这种思路滑下来，在民国二十四年出了一件怪事，就是盛极一时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俗称“十教授宣言”。这十教授是：王新命、何炳松、武靖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傭、樊仲云、萨孟武。他们在宣言里颇藐视中体西用的见解，但是他们笔下的“根据中国本位”、“具有中国特征”，却正好是“中学为体”的盗版；“吸收欧美的文化……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却正好是“西学为用”的化身。这真是数典忘祖的大笑话了！据我看来，王新命诸公唯一比张之洞之流高明的，只是抬出一点“批判态度”来做取舍标准，而张之洞在这方面的念头似乎没有他们强烈。但是这一点并不重要，他们在“残基”（residues）上面和张之洞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真可说是“友天下曾经致力于党务之士，尚论古人”了。

东方精神西方物质病

　　这一派的头脑构造跟前一派是大哥二哥的，都是二分法的构造。前一派是体用二分法，这一派是精神物质二分法。 　　在体用二分法上，若只把西学局限在科学工艺的“用”上，便很容易转形为这一派了。所以老实说，这一派比体用二分法还浅薄。这一派的理论本是清季“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的蜕变，到了《欧游心影录》（一九二0年）时代的梁启超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九二二年）时代的梁漱俱，突然有了新的气象。下传至陈立夫得意的时代，这种理论更是日正当中了。 　　陈立夫写《中西文明的特质与新文化的创造），劈头就说西方有“物质的重心”，而东方“正和他们异趣”，有“精神的重心”：

　　中西文明的长短互见，一个是偏于精神，一个是偏于物质。

　　我们要赶快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创造完美的新文这种断钉截铁的确定感（senseofcertainty），由这么一位大护法来多年推行，无怪在今天能收到“洋洋乎”的效果了！

挟外自重病

　　妄自尊大是自己来肯定自己，挟外自重是拉别人来肯定自己。二者肯定的方式不一一样，肯定的目标则无二致。三百六十年前，利玛窦所以能大行其道，主要乃在他宣言他那一套“与中国占法吻合”。梁章钜《退庵随笔》中就说大主教义“与儒书，又何所异焉？”（卷八）这显然是一种不正确的比附。这就好像名不副实的广告一样，一时虽能得售，久了就会露马脚，，教皇格勒门得十一的六条禁约带来了中西冲突的白热化。两年后康熙还击，他拿起红笔，忿忿批道： 　　西洋人等无一通汉书者，说言立论，令人可笑者多！ 　　这是公开否定洋鬼子的比附了。就事论事，康熙皇帝此言也未必过当，想洋鬼子对东方能够有所“通”，实在是太乐观的事。他们偶尔有“倾慕”色彩的，也无非是用看“海上奇方”的眼光比附一阵，用来推销他们的主义和满足他们的偏锋感觉而已。莱布尼兹用他的《单子论》（Monadologie）来比附中国儒释道三家学说就是一个显例。此外弗朗克（A.H.Francke）、沃尔夫（Christian Wolff）、伏尔泰、狄德罗、海尔佛修（Helvetius）。巴夫尔（Poiver）、揍内、堵哥，这些人对中国的了解都是有问题的，都是不可以胡乱肯定的。但是这些人名单到了挟外自重派的手里，自然就会表演一次“再比附”： 　　借洋鬼之尸，还祖宗之魂了。他们在“国威坠失，民族陵夷”的时候，会大叫道：“你还说中国文化不行吗？外国的大思想家都佩服我们呢！”于是张其昀埋头大写其《艾默生论中国文化》（《东西文化》页十七），谢扶雅也伏案大做其《来布尼兹与东西文化》（《岭南学报》一卷一期）。他们的结论无非是“嘻，何酷似‘圣人之徒’也！”洋权威引过来，正好可填补他们“子曰”、“诗云”意识的空虚。既然得观古人之光耀，又闻洋人一言以自壮，无怪乎他们都那样活泼泼的了！ 　　以上三派都可说是利用西方的。他们比前面六派开化多了，也斯文多了。他们既宣扬中土的“道”、“体”真传，又承认洋人的“器”、“用”价值。他们的算盘是如意的，方法是两全的：繁复的中西文化被他们往简单整齐的公式里一装，手一拍，大功就告成了！ 大团圆病

　　大团圆病是比以上三种更会梦呓的狂病。犯这种狂病的人，大脑大概休息了，小脑却正在反射，反射了半天，反射出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天下顺眼的东西都可以融会协调和凝为一。这种反射从董仲舒开始，射到今天还未打住。钱穆接过来，一口咬定“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

　　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中国文化史导论》页一六二） 　　反过来说，中国文化对西方却又存一种礼尚往还的回敬，对于近代西方思想上之冲突矛盾不得解决处，可有一番意外之贡献与调和，（《中国思想史》自序） 　　这样一来，中西双方都占了便宜了。可是钱穆意犹未尽，他居然说出“并不想专为中国文化抱残守缺”！他主张只要中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之最高精神，能不断提撕……则此后中国之文化新生，决然仍将为中国传统，而我们也希望中国文化能融入世界文化中而开展出世界人类之新文化。（《文化学大义》页八十）

　　这种大团圆的好梦做来好像对中西文化至公至正，毫无偏袒，其实钱穆的内心深处是“项伯式”的，虽然拔剑起舞，本意却在“以自翼蔽沛公”。“沛公”者，中国文化是也；中国文化者，孔子教义是也。孔子教义将决然为后起的世界文化新生运动中，求在人类历史本身内部，觅取文化真理者的唯一最宝贵的教养。 　　（《孔子与世界文化新生》） 　　如此“决然”、如此“唯一”，真不愧是标准的“唯我论”（egotism）！读了这些新预言，我才知道所谓“世界文化新生”，原来竞是向孔子教义看齐；而西方文化新生的结果，竟是让中国圣人来当家。这就是钱穆的“文化客观真理”。我写到这里，真忍不住要叹气说：所谓中国今日的“史学家”，毕竟还是“近乎卜巫之间”的人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