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帖]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

超越前进病

　　犯这种病的人大概头脑中有点“八十公米低栏”的幻象，因为“超越”云云不正是跳栏吗？“前进”云云不正是赛跑吗？ 　　这些文化选手们，一方面对中国文化假惺惺的不满意，一方面对西洋文化热烘烘的掘根子。这一派的大法师就是胡秋原。 　　胡秋原在《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里，口口声声劝人“由门户之争解放出来”，却没想到他自己正是门户之中的健将！他并不是什么“独立而向前”的“两不属”的人，他实在属于“传统派”中的一个流派。而在这传统派的门户中，二十五年来，一直扮演一个会耍障眼法的角色。例如他说：

　　我们对于世界文化，使有可取者，即不是中国的，亦当学习之，况中国所国有者乎？使无可取者，即是中国的，亦当摒除之，况非中国者乎？发展自己之长，并兼有他人之长，这不仅是我们应有的目的，也是中国文化与学者的一个重大的精神。（《古代中国文化与中国知识分子》页十九） 　　看这些话，我实在看不出胡秋原和中体西用派诸公有任何不同之处，也看不出他“拒绝”了哪一点、“超越”了哪一点？他的语调是“况中国所固有者乎？”“况非中国者乎？”处处不脱那点传统的自信，“中国之为中国自若也！”可见他在本质上明明是中国本位的，所以他才会主张“发展中国人之聪明才智，创造新中国的新文化，以求超胜古人、西人。”这种浮夸的调儿实与三百三十年前徐光启的“超胜”论同一气息；和二十七年前张季同的“创造的综合”一样味道（参看张季同《西化与创造》，《国闻周报》十二卷十九一二十期）；也可跟唐君毅的“超越论” 　　来一次港台对照（参看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页三四八）。坦白说吧，“发皇祖烈，踵武西人”，已经不能使我们兼顾了，想不到胡秋原还想“创造”，还想师汉宋中外学者之心，并以汉宋中外之学为我注脚，从事新的创造。（《中国文化之前途》页三十二） 　　这种既虚矫又不实在的侈论，显然是中国士大夫浮议性格的遗传，与吴康诸君子参酌古今，撷取中西文化之精英，加以现代智慧之陶铸（《宋明理学》结论）

　　等空言同出一厂。这些新文化的创造论者实在是一群夸大狂的病人，他们的好高骛远实在是贻误青年的恶疮。自古谈中西文化的，最叫座的是他们、信徒最多的是他们，最大言炎炎的也是他们。 　　以上两派都可说是融合西方的，是谈中西文化的最时髦的陈腔，也是最动听的老调。由于他们的推波助澜，盲目的夸大风气已经洋溢在一些青年的头脑里，与高调刺耳的世风正成着正比例的蔓延。如果我们不想重蹈明清浮议的覆辙，真想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正轨，“融合”、“超越”这些怪梦实在可以醒醒了！ 　　上面十一种病名，是我用“代表取样法”（representative sampling）定出来的。我这样分类，可以避免枝节、笼统和混淆的毛病。我把他们分门别类，同时一一请出他们思想上的开山老祖。不论他们怎么否认、不论他们怎么化装、不论他们怎样不自觉、不论他们施放哪一种烟幕，我都要抱歉的说：“你们的思想是师承有自的！你们思想的来龙去脉逃不掉《后设历史学》（metahistory）的追踪。你们的这一套鼓动一些小百姓的情绪是可以的，但想一手遮尽天下耳目，还想长期发展下去，你们就错了！” 　　根据我上面的指控，可见在每一派中，、都有着悠久的传统、深厚的历史渊源，都有先知、大法师，有些声势浩大的，甚至还有集团、有靠外国津贴的书院、有报纸杂志、有理论家（文警）、宣传家（传声筒）、实行家（打手），以及数不清的徒弟与喽啰。 　　由于现实利益的不同和头脑开化的各异，他们得了不太相同的病症，但是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水乳交融的，因为他们的思想模式（modes of thinking）完全是一样的。他们恰似台中的名产“凤梨酥”，尽管随着商家的招牌而有不同的包装，但是在那层彩纸里面，都是大同小异的凤梨酥！ 　　这样说来，他们实在可以联欢一次：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古人复起，腐儒重生，保守与顽固齐飞，大官与学者一色。酒酣耳热之余，大家不妨拔剑击筑，争争谁是正统？其实他们都迟了，真正的正统早被一匹“黑马”盗之以去了，这匹黑马就是大谈新儒家的徐复观！他说：“不谈文化则已，一谈文化便应该谈‘统’。我并且希望有些人出来断然以道统自任。”（《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与新生》）当大家正在找镜子的时候，徐复观已飞奔道统的宝座，赶过熊十力，推开钱宾四，哄走牟宗三，自己不沐而冠起来了！ 　　这就是传统派今天的现形记，也是他们病历的最新报告。 　　徐复观不驾崩，他们的好戏还有得瞧呢！ 　　以上所讨论的，只是病名和病历，如果真要给他们看看病，我们必须探讨病原，找出他们生病的原因。这些原因可分四项来说： 　　第一个原因是“泛祖宗主义”。俗话说“穷极呼天，痛极喊娘”。无知的人们遇到困难，左冲右撞，还是解决不了，只好求助于“逆退”（regression）心理，退到穿开裆裤的时代，拿出吃奶的力气，喊凡声妈。因为在孩童时期每一叫妈，问题就有人代为解决了，所以总觉得叫妈很灵，所以总想叫妈。但叫妈是个人的事，对一个民族而言，人人叫妈成何体统？于是聪明人想出一个好办法——叫孔夫子！这真是一大发明！因为这样一来，天下大事就好办了，孔子是我们“泛祖宗主义”的焦点，是我们全民族的“父亲意像”（fatherrimage），也是我们的弥赛亚。不幸的是，在三百年来欧风美雨的吹打下，我们的弥赛亚不但不灵，反倒误了我们——我们想占祖宗的便宜，结果反倒吃了大亏。 　　没有疑问的，我们今天已经陷于一种文化的僵化（petri－faction）。僵化的原因之一是要想抱祖宗的大腿。我们民族是最重视祖宗意见的民族。祖宗的意见并非不能解决问题。 　　至少在祖宗的时代里，在“蛮夷率服”的时代里，那是行得通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已进入一个“蛮夷不服”的时代，于是问题就来了：在蛮夷刚来闹事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经常是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在他们开始横行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经常是复古主义（revivalism）；在他们所过披靡不可一世的时候，我们的反应经常是未来主义（futurism），这种变化没有明显的段落可以划分，所以代表同仁也是“异代可同调”的。例如倭仁、徐桐、辜鸿铭都是普通的传统主义者；黄仁济、梁漱俱、钱穆都是激烈的复古主义者；徐光启、张君励、胡秋原都是飞跃的未来主义者。不论他们属于哪一种，他们共同的特色是抱祖宗大腿，所不同的，只是使用臂力的轻重和所抱面积的多少而已。他们总相信祖宗的遗产有用处，有推陈出新的价值，对建设现代化的中国仍然需要，绝不可拦腰绞断或一古脑儿丢开。 　　他们的通病在于不明了返老还童绝不能用老药，使中国现代化也绝不能借助古法。如同你治一种病，绝不能西药中药全吃，专心吃西药足够了，中西合壁反倒糟。现代化的国家和现代化的步骤早摆在那里，我们直接去学就行了，何必麻烦祖宗呢？日本没有孔子，可是何碍于他们的维新？韩国很少国粹，可是何碍于他们的新政？我们当年的藩属部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如果祖宗能救我们，早就把我们救了，不会闹到今天这种惨相了。美国是固有文化固有圣人最少的民族，可是人家是名副其实的强国，而咱们呢？至多可说是历史悠久的古国，四维八德十三经二十丑史虽多，可是还得靠人家援助。 　　这不能全怪我们不争气，我们该怪祖宗留给我们大多的“东方文明”：那是一个重担子，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延误了我们现代化的速度。如果我们想轻身妙手的走向现代化，我们不得不在这个重担子下面挂个问号。 　　可是，事实上，十多年来，守旧的大雾似乎更浓了，圣贤也有学会了、中医也有学院了、内功也变成“科学”了、张天师也领公费了、轩辕也变成宗教了，但是我们却看不到有哪个知识分子敢挺身出来说几句“罪言”，用他的笔杆杵一杵老顽固们的驼背，清一清乌烟瘴气的局面；我们只看到那些卫道的英雄们，肃穆趋跄，纷纷跑到孔庙去看秃头小男孩的八俏舞，却不会待在家里，给《孔盂学报》写篇“什么叫做‘君子而时中’？”我们“圣之时者”的祖宗若真能复活一次，看到他的“会员”们抱着他的大腿穷啃——食古不化的穷啃，他真要气得去美国了！ 　　第二个原因是“浅尝即止的毛病”。我们同胞有一种绝症，就是“浅尝即止”。任何好东西，到咱们嘴里，舌尖一舔，还没吃，就说不好吃了！吃了就要坏肚子了！至少是不合我们胃口的！没有什么营养的！ 　　泛祖宗主义是对旧的依靠；浅尝即止的毛病是对新的怀疑。 　　四十年前，大家都高叫科学救国，可是科学还没进门，梁启超就领头大喊“科学破产”了；三十年前，大家都叫民主宪政，可是国会刚开，大家又大喊“议会政治破产”了。 　　事实上，真的“科学”还在门口；真的“民主宪政”还在门外头。 　　可是却有人说，洋把戏咱们吃过了，没有什么好吃的！ 　　钱穆就是这些味觉有问题的代言人，他大声喊道： 　　中国这五十年来，开始学德民后来学英法美，后来又学德义，今天又要学苏俄。西方的，我们都学过了，但也都碰壁了……今天以后，或许可以“迷途知返”了。所有学人家的路都走完了，回过头来再认识一下自己吧！ 　　（《中国历史精神》页十四） 　　真难得！这五十年来的烂账竟这样容易就被钱穆算清了！老实说吧，五十年来，我们压根儿就没长期的、彻底的、有计划的、不三心二意的“学”过任何玩意儿！我们只是敷衍、只是浅尝、只是见异思迁，只是以为“学遍”了、“都学完了”，再走就“碰壁”了。其实“壁”在哪儿、在哪边、是什么模样，我们还没看到影儿呢！ 　　可是，当代的“史学家”却告诉我们过去都是“迷途”，劝我们“回过头来再认识一下自己”。我也是弄历史的人，我只知道我们的老祖宗一直在“认识”自己，在认我们是一个“四夷来朝”的华夏民族，识我们是一个“奄有四海”的中土之邦。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光荣的纪录，直到道光皇帝在连呼“不可”的叹气声中批准南京条约为止，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对自己认识的错误，但是认识有什么用？认识了两千年，能镇住西洋鬼子和东洋鬼子不来太岁头上动土么？

如果我们真有点认识的能力，我们首先就该认识我们根本就未曾一心一意的现代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的，我们只想投机取巧，我们从来没有学到别人的“精神文明”，诸如科学态度与科学精神，民主政治的fairplay，富裕经济（econo my ofabundance）的观念与眼界，动力主义（dynamism），乃至见人就叫声“嗨”（hi）的爽朗与真诚。我们所学到的、所肯学的，只不过是点极可怜的层面。在现代化的水准前，我们只是一个幼稚园的小学生，至多能说开始学，绝不能说“学遍”了！ 　　一个英国探险家在某次探险中碰到一个有吃人肉风俗的蛮人，等到他发现这蛮人竟是一个英国大学里出身的，他大为惊奇，他间这个蛮人道：“你难道还吃人肉吗？”这个蛮人的答话可妙了，他说：“我现在用西餐叉子来吃了。”（I us'um fork now.） 　　这虽然是个笑话，却是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笑话。试看我们社会中有多少人坐着一九六一年的汽车却装着一六九一年幕日脑袋？有多少人用着新式印刷机制造着冥纸锡箔？有多少人用着新式塑料工厂出品麻将牌？有多少人用电气冰箱装祭孔祭祖时的冷猪肉？有多少人用着麦克风弘扬圣教佛法……孔夫子的后人穿着新式西装，抽着名贵烟草，坐在先师奉把官府里写毛笔字；张天师的后人也同样在天师府中服气炼形，或走到广播电台，用科学方法来导引胎息！ 　　这些“中学为体”的臭腐，“西学力用”的神奇，哪一点比那用叉子吃人肉的老哥高明？哪一点不代表我们在皮毛的西化——匪夷所思的西化！哪一点不代表我们神经与胃口的衰败？哪一点不代表我们是一群浅尝即止的病人？ 　　我们最大的悲哀在大家根本不知真的洋货是什么，我们总以为舌尖舐到的那点是洋货；眼睛瞟到的那点是洋货；与圣经贤传吻合的那点是洋货；二毛子学人贩卖的那点是洋货。 　　流风所及，真正的洋货还没进口就被我们“止”住了，所以一旦有人真正谈点西学的时候，一些“善为气矜”的土包子就看不过去了，就要“向政府质询”了，就高叫这是“东方人的耻辱” 　　了！

第三个原因是“和经济背景脱节”。传统派不知道我们东方这一套思想完全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农业社会是靠天吃饭，修己以顺天。资源是有限的，基本的资源是几亩地，一代一代的土生土长，谁也没有扩展的可能，机会的扩充（a broadening of opportunity）是做不到的，每个人生存的条件是祖传的农作。一块土地，爷爷交给老子，老子交给小子，小子恭恭敬敬涕泅横流的收下来，年轻一代生存的机会是年老一代传下来的，所以不能不敬老，所以老年人在我们社会最神气；可以“养于国”、可以“杖于乡”、可以拿棒子乱敲人的膝盖。因为土地资源就是那么多，你年轻人想吃饭，就得听话。 　　农业社会的经济往往是一种“匾乏经济”（economy of scarcity）。在匾乏经济下，东西就是那么多，你多要了我就没有了，所以要“知足”、要“克己”、要“乐天知命”、要“允执厥中”、不要“以有涯随无涯，要乖乖的，要“知礼”。 　　礼教是叫我们要安分，重名分，各守岗位，不要“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要讲“仁”，“人而不仁，如礼何！” 　　但是，如果你不在这种模子底下烙守“非礼勿言”．如果你想打破传统秩序，如果你敢藐视老年人的独占系统，你就是一个不识时务的家伙了！用上面这种观点来解释中国思想、解释儒家学说，则易如庖丁解牛、则一针见血。 　　好景不长的是，正在我们“日入而息”的时候，另一种经济形态出现了，那就是洋鬼子的富裕经济。按说这两种经济碰了头，最好的办法是我们“贫而无谄”，人家“富而好施”。可是这样下去，我们就永远是个落后国家。 　　不想做落后国家的唯一办法是改变经济形态，从农业社会跨进工业社会。 　　但是工业社会是动的、扩展的、进取的、不知足的、不靠祖宗的、不依赖白胡子老头的。在工业社会里面，一切传统的价值体系，不论是好是坏，全都是生了锈的发条，全都不能配合新的齿轮发挥作用。 　　我们要跨进工业社会，要光明磊落的跨进，不是“犹抱琵琶”的跨进。旧琵琶除了能遮丑，别无用处。 　　我们要奏工业社会的迎春曲，不能依赖农业社会的旧琵巴。 　　可是一一些老先生却不这样想，他们死爱面子，总是不肯“琵琶别抱”，他们忸忸怩怩的，欲说还休，于是钱穆又出场了，钱穆唱道：

　　中国文化一向建基植根在农业上，因此只有在农业社会里，才可有办法……不是农业社会，我们的文化力量就难运使，则我们所理想的世界主义，便永难达到。

　　唱到这里，实在唱得极佳，可是再唱下去，就走板了：

　　中国应该走进一步，走上工业之路。除了农业外，还要加强工业，这样一来，中国的文化，应可再进一步达到它原先理想的境界……要兴工业，便要新科学……只要科学加进来，一切自会变，但问题在如何不推翻固有的传统而能变。（以上皆《国史新论》页一三七）

　　这又是两全其美派的好梦了！钱穆苦口婆心，其目的无非是“变”而又变得“不推翻固有传统”，想“学到了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而不把自己传统文化以安足为终极理想的农业文化精神所丧或戕伐了”。可惜的是，他根本没有想通这两种东西是互不相容的。 　　据我看来，钱穆对他这些恋恋不舍的话头自己也不深信的，因为他明明知道“文化之完整性”，把农业社会的味精硬往工业社会的大菜里炒，其不能可口也，明矣！所以钱穆说：

　　如同砌七巧板，板片并不多，但一片移动，片片都得移，否则搭不成样子。（《中国文化史导论》页五）

　　既然这样，我就要奉劝钱先生，不要再想把农业社会的板片朝工业社会上搭了，“搭不成样子”的！ 　　可是很多老年人硬是这样子，明明搭不成，却偏想搭。他们以媒婆的心肠，做救世的事业，例如他们总爱说：“在孝的一方面，的确是今不如古了！”我也同意他们的看法。可是原因何在？原因就在我们正从农业社会往下脱，脱出了家族本位、脱出了五世同堂，钻进了工业社会、钻进了小家庭。在这种经济形态下，谁也不能为了“防老”就一窝一窝的“养儿”，谁也没工夫守那“寝苫枕块”的三年之丧，“今不如古”是必然的。但是，这又有什么法子？这种“日下”的世风绝不是提倡固有孝道就挡得住的。如果我们要走向工业化，这是一颗必须要吞的苦药九，当然我们大家都不愿意，可是除了拿哭丧棒装孝子外，我们今天究竟能找到多少二十四孝中的人物？ 　　第四个原因是“不了解文化移植的本质”。不肯彻底接受西洋现代文化的人，他们派生出来的理由五花八门，不过都不太时髦。最时髦的一种理由是——中国“国情”不同，中国有“空间时间的特殊性”（十教授语），其实这种“特殊性”的论调，早在民国十六年就被常乃德发挥尽致了。他说。

　　一切文化是含有地域性和时代性的，今日中国之新文化，在地域上是“中国”，在时间上是“今日”。因为是在中国，所以绝非西洋，绝不能完全承受西洋文化；因为是在今日，所以绝非旧时代，绝不能完全承受旧中国的文化。在今日的中国，我们的问题不是怎样采取而是怎样创造，我们依据时代和地域的背景而创造中国的新文化。 　　（《中国民族与中国新文化之创造》，《东方杂志》二十四卷二十四号）

　　既然决定创造新文化，于是聪明人的高见又来了，他们想出一个好办法，这个办法可叫做“王二娘法。”王二娘去衡阳街办货，充分发挥了自由采买的精神，好东西就买，坏东西就不买；回到家里，收拾房间，好东西就保留，坏东西就往外一丢。王二娘的精神正是十教授等人的精神：

　　存其所当有，去其所当去。 　　取长舍短，择善而从。

　　总之，在取舍方面，要有一个“标准”。谈到“标准”，张君励的劲儿就来了，他捻着胡子，兴高采烈的提议道： 　　应将西洋文化在物质上精神上应采取者，一一列举出来；中国文化上应保存者，亦一一列举出来。（《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东方杂志》十九卷三号） 　　这种开清单的法子看来实在诱人！可惜他们只会做裁缝，不曾了解文化移植的本质，他们的通病在对文化本是“完全的整体（integral whole）”上面没有真正的理解，他们总想择肥而噬、总想任意剪裁、总想只要好的不要坏的、总想“接受科学知识和工艺技术”，而不“动摇他们基本的价值系统（基本观念）” 　　（这是徐道邻《转变中的文化观念》一文中参考三种洋书而求到的结论）。 　　不客气的说，他们对西洋文化，统统打着一个“买椟还珠” 　　的算盘，他们不知道这种好梦是根本做不成的。在文化移植上，要椟就得要珠，不愿要珠也休想要椟，椟中没珠也不成其为椟，要要就得全要，不要也得全要，因为全世界的“时间空间”有“特殊性”了，在南宋时，我们老大帝国可以行“铜不下海”的禁令，可以跟洋鬼子老死不相往来；到了清初，闭关政策就吃力多了；到了现在，除了死心塌地的买椟买珠外，别无他法了，人家长进的民族是不允许我们“还君明珠双泪垂”的！ 　　我们面对西方现代文化，就好像面对一个美人，你若想占有她，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这个美人是任性的、不可塑的，她根本不理你这一套农村文化的“忠告”，她即使有“缺点”，即使想在人老珠黄时有所改正，也绝不会用你这一套发了霉的东西。可是有些死命追她的人却不要脸，他们硬说这美人当前就要改正“缺点”，而改正之道，则非东方文明不为功，他们说：

　　“吾国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这是民国五年伦父的“初版”。（《东方杂志》十三卷十号） 　　“中国自古相传之精神传统……均为现代西方所迫切需要。”一一这是民国五十年顾诩群的“再版”。（香港《人生》二六八期）

　　这些妄自尊大的厚颜、不明事理的拼合、荒乎其唐的搭配、冒冒失失的输将，“正足以”证明他们实在“迫切需要”一点凉水来浇浇。 　　我的“凉水”很简单，我只劝他们少做“舍身救美”的大梦，少献“野人之芹”丢人，还是回过头来了解一下文化移植的本质一一Civiiization is syphilization.我们一方面想要人家的胡瓜、洋葱、番茄、钟表、眼镜、席梦思、预备军官制度；我们另一方面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车祸、离婚、太保、（不知害臊的）大腿舞和摇滚而来的疯狂。 　　也许西化的结果会带来不可避免的“流弊”，可是我们总该认清我们的“大目标”是什么，为了怕肚痛，难道就不养孩子吗？为了怕噎着，难道就不吃饭吗？我们的“大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的强国，在这个“大目标”下，我们该有“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决绝与胸襟。“大目标”是安慰我们补偿我们最好的代价。在这个百年大计中如果真有“损失”，也是值得一干的。 　　今天最可恶的，莫过于保守者背后的“历史主义”（historism），他们不相信西方玩意是批发的，但却相信有些“人” 　　有资格来选购，所谓“统治文化”云者，此之谓也！但白说吧，亿万中国人中，谁也没有资格来订这个取舍“标准”，任何聪明才智之士都不配“制礼作乐”来“规范”这个聪明才智的民族，死去的黄帝周公固然不配，今天的内政部也不配，唯一配做的只是我们小百姓在西方文明猛扑下的自动吸收。而在这自动吸收的过程中，我们固有文化中的“无价之宝”和“国粹”是绝不会“沦亡”的。小姐们的旗袍不就是一个例子吗？这是中西合壁最成功的表演：三围的注重、衣料的纺织、开权的上移直到“苏茜黄的世界”，哪一点不代表F.S.C.Northrop所希冀的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哪一点不象征“国粹”的“发扬光大”？我们固有文化中如果真有真金，它一定不怕火炼的，何况还有那么多的惰性和老不死来卫护它呢？我们青年人大可不必担心“没有了中国”、大可不必怕充分的现代化。我们尽量学，“惰性”、“老不死”和“国粹”早就在背后打了七折八扣了，所以我们很容易流于“仅得其中”的结果，所以我们更有“取法乎上”的必要，以“充分”为目标的必要。 　　西方的真东西新东西还没登上咱们的门来呢，咱们就先怕了；只是过去那点老掉牙的西方文化的皮毛，咱们就招架不住了，就想先吸收人家的长处，保存固有的精华了，就想来一次大折衷了，来一次超越前进的大创造了。西方文化的长处若这样容易就被我们吸收，被我们取巧，被我们“迎头赶上”、“后来居上”，被我们套上固有文化的缓绳，那么我们早在五十年前就领导世界一齐来哼“大道之行”了，又何必等今天呢？

魏晋时代大家拒了一阵佛，可是佛教挤进来了；明清时代大家拒了一阵那，可是那教钻进来了。狂澜倒下来，凭直觉。 　　凭感情，当然要挽，可是挽了三百多年了，我们失败了多少次？ 　　让步了多少次？我们挽的成绩在哪里？最后防线又在哪里？ 　　“夷狄”早就进入中国了。时至今日，连最贩卖“历史精神文化”的人士在内，哪个人不在物质上崇洋媚外？哪个人在精神上真真相信东方的精神文明？封疆大吏们穿了三百六十四天半的西装，只在每年祭孔的时候，穿起长袍马褂来亮亮相，这正代表我们的可怜——和“‘穿’孝”一样，这可叫做“‘穿’固有文化”。对固有文化，大家只想“穿”它，对它并没有很真诚的（in all sincerity）眷恋；固有文化的本身也无法使我们有深深的体感（feel）。大家只是为了情面、为了随和、为了不招忌、为了“学而时习之”的顺口，只好一齐串假戏、一齐重采黄花来做锦囊儿！ 　　如果我们肯睁开眼睛，看看我们的“平均公民”——用“大量观察”（mass－observation）的法子看看他们：年轻一辈的明星狂和爵士乐，中年一辈的奖券迷和轿车梦，年老一辈的麻将风和强力睾丸片……哪里还有一丝一毫经典中的真精神？ 　　旧经典绝不配解决今天的社会问题，提倡经典救世就等于提倡串假戏，提倡把已经多边的自我（many－sidedself）搅得更多边。并且，事实上，鼓吹固有文化的人只是耍笔墨游戏而已，他们的为人作文与日常生活一点也不像安贫守素叔度汪汪的“儒”，他们只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贩子罢了！并且狗肉也只是当作羊肉卖给别人吃，他们自己是不吃的——他们吃“美援”。 　　我们被经典害了两千年了，“空洞”、“浮夸”是我们民族的特征，也是我们民族的死症。这种特征与死症表现在市井小民身上，是可以饶恕的；表现在好说大话的官儿身上，也是不必见怪的；可是若表现在新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我们就不能不叹气了！这些知识分子的最大心愿是把固有文化往新世界的头上套，又拿儒家经典往固有文化头上套，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 　　儒家经典本是些空泛的大道理，除了《论语》、《孟子》和《礼记》的一部分外，其他只不过是一些治古史用的獭祭材料。 　　《论语》只不过是一万一千七百零五个字的空疏东西，而古代宰相竟想用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未免把“治天下”看得大容易了。即使加上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个字的《孟子》、九万九千零一十个字的《礼记》，一共还不到十五万言。想凭这点两千年前的“精华”来包罗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万象，用来应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种种繁复困难的新问题，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事！我们总相信有个包医百病的万灵丹，总喜欢有个“简单的确定”（simple certainty），用来“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老实说吧，凡是有着这种“万古纲常”头脑的人，绝不配谈如何使中国走向现代化！ 　　我们不肯睁开眼睛看看，看看人家在辛辛苦苦夜以继日的做什么？人家已经迈向理智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 of reflection）了，我们却还在“事君以忠”观念上兜圈子；人家已经对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都不满意了，我们却还在“天理”、“气运”、“太极图”上翻觔头；人家论自由与权利的大书已经出了几百本了，我们却还高谈大学中的“絜矩之道”！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两千年来做了些什么？我们喊了两千年“选贤与能”了，可是我们没有研究出来一种合理的投票法；我们喊了两千年“幼有所长”了，可是我们没有一所像样的育幼院；我们喊了两千年“不必藏于己”了，可是我们屯积居奇的好商比谁都多；我们祭了两千年的孔子，可是孔子的后人却变成了问题儿童与考试专家。这些数不尽的冰冷事实难道还不能使我们醒醒吗？难道我们还要喊口号过日子吗？ 　　固有文化本身不但成事不足，并且败事有余。传统派认为西方文明不能完全行于中国，并且视为“逾淮之枳”，转而大骂西化派。殊不知橘之所以变成枳，正是固有文化捣的鬼！ 　　……（略一一一编者） 　　民国二十八年，钱穆写《国史大纲》引论，他说：“未有民族文化已衰息断绝，而其国家之生命犹得长存者。”可是隔了两年，这位新时代的朱子把他所说的话全忘了，他写《中国文化史导论》，却说若不解决“吸收融合西方文化而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光大与更充实”这一问题，那么“中国国家民族虽得存在，而中国传统文化则仍将失其存在”。（页一六二） 　　两年前，他说民族文化不存在国家就完蛋了；两年后，他说民族文化不存在国家还可以不完蛋。民族文化与国家兴亡在钱穆手里竟变成了这么好笑的一对宝，一会儿生死攸关，一会儿并不相下。这种推理，怎么能教我们适从呢？钱穆为了强调民族文化的重要，竟不惜拿“国家之生命”来开玩笑、来吓人，这种作风，气是满壮的，可惜理不太直。夫子这样乱变，“虽欲从之，未由也已！…‘夫子圣者钦？何其多‘变’也！” 　　但钱穆是爱进步的人，我们细读他的书，自当以后出的著作为凭，我们宁愿相信他告诉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存在并不会使我们国家民族不存在，这实在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前提。有了这个前提，当我们遇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如何选择了！ 　　我们的难弟——“近东病夫”是个好例子。土耳其盛衰的历史跟我们太像了。他们的祖宗也有过类似汉唐的雄风；他们签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在量上虽不如我们，可是在质上却更精采！但是凯未尔当政以后，他不惜抛弃“固有文化”来大力西化：固有的国教不要了、固有的法典不要了、固有的服装不要了、固有的历法不要了，固有的姨太太也不要了。他们太笨了，不会耍“‘土’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花枪来陶醉，也不知道融合“土”西文化以创造新文化，更不知道什么“超越前进”。 　　他们只知道，以他们当时那副德行，除了死心塌地学洋鬼子外，其他一切都是不实际的。他们何尝愿意一古脑儿抛弃固有文化？他们何尝不知道固有文化中有许多“宝贝”？他们何尝不愿以“创造”代替“学习”？但是他们为什么忍痛不弹这些空调？为什么没有耐心去研究“穆罕默德与世界文化新生？” 　　话说破了，无非为了“使土耳其现代化”一个大目标而已。在这唯一的大目标之下，他们不但知道爱国，并且知道“爱国必以其道”！他们知道要想使自己国家现代化，最快的办法莫过于干脆向那些现代化国家来学，直接的学、亦步亦趋的学、维妙维肖的学。他们不推诿什么“国情”不同，他们有勇气，不同也要学同！他们没有工夫去挖掘固有文化的“精华，列强足够他们学了，足可以使他们变成现代化而有余了。他们没有工夫去挑西方强国的眼，找这个强国身上的疮疤和臭虫。他们知道自己是个叫化了，即使捧着金碗，可是碗里是空的，得向人家讨饭吃。在讨饭过程中，他们只是专心致志的找碗饭，并不“一心以穆罕默德将至”，也不因为人家瓷碗中有只大苍蝇就大叫：“饭酸了！饭臭了！西方文化没落了！”当然啦，这些人是鲁莽灭裂的、非圣无法的，他们竟用并州的快剪，一剪剪掉传统的脐带。但是，朋友们，这又算得什么呢？土耳其已经是现代化的进步国家。这个伟大的收获，难道还不能弥补他们“感情”上的“损失”吗？ 　　　　　　　　　　　　　　　　　　　　　　　　 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文星》第五十二期一九六二年二月一日

-- 作者：觅闲愁 -- 发布时间：2004-5-13 11:20:11 前两天看胡适谈全盘西化的文章，觉得还是提倡全盘西化比较好。

-- 作者：慕逸少 -- 发布时间：2004-5-13 20:28:43 以前复的贴，不知道愁兄看到没有。 至于“全盘西化”的问题，我保留意见。人是有记忆的，喜欢历史记忆的，如果把民族最根本的东西都消去，是祸是福有些难测。中国文化有其最根本的奴性，比如三纲五常之类，只能抹杀我们的创造力。但也并非一无是处，比如儒家兼济天下，比如庄子对自由的诠释，墨子的兼爱非攻，《大学》的“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等等。从思想本身来看是很有意义的。 关键是怎么去对待西方的东西，不能那我们的糟粕去做排斥民主自由公正博爱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今天和老师谈到这个话题，其实鲁迅他们启蒙以来，到现在依然没有成功。西方的东西我们接受的还远远不够，现在谈保存国粹有点过早。 但对“全盘西化”无论从什么地方讲，我还是保留意见，倾向于人类在民族多元文化中前进。 可能有点矛盾，但是西方确实是另一个系统，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必然的可是由此带来的种种问题应该考虑怎样去避免。有时候中国先秦（在未独尊儒术前）许多人的思想是值得借鉴的。

-- 作者：觅闲愁 -- 发布时间：2004-5-15 17:16:53 慕逸少的思考没有出本文对全盘西化之外的那些主张. 文化不是衣服,可以随便地这里补一块,那里剪一下.它牵涉到一个整体移植性的问题. 不如换个角度说,别管是东方西方,关键看一看是不是有利于人的发展，是不是有利于人的幸福的实现.呵,从这个角度,我们发现,东方是有些东西还不错,甚至比西方还要好.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东西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我还是李敖那句话,祖宗要是能救我们,早就救了,不会等到现在或以后.

作者：慕逸少 -- 发布时间：2004-5-15 21:15:11 至于整体性的移植是否合适，可能还有得讨论，引进是必要的关键是抛弃的程度。可能我太注重民族本身了，我觉得还是不能轻易抹杀民族独特性。 如果一切以人类进步为标准，那是毫无异议的。东方有些东西是好的，为什么没有发展呢？我们选择了一种不合理的作为文化之本，而把百家争鸣给仍掉了，这恐怕是一个最大的悲哀。所以主流和非主流之间又有矛盾，主流思想最糟粕的部分偏偏能适应统治阶级，也就必然得到发展，两千年的压抑实在太久了，以至好的东西都掉在角落里。可是，对于好的东西，不能让它就在封建初期就完成使命再无出头之日。发挥作用，恐怕有很大的人为因素。 祖宗真正救了吗，也许这样的祖宗太少了。像李贽那样的人是排除在影响力之外的。

-- 作者：觅闲愁 -- 发布时间：2004-5-15 21:41:12 -- 说全盘西化,但是结果真的就是全盘地西化了吗? 全盘的意思，用胡适的态度,其实就是"尽量","尽量"现代化.真正的全盘是不可能的,也是没必要的.就是再改革,再全盘,依然只是一种更新,不可能把自己的文化丢掉。 比如西方,现在也在向东方学习,于是有些人就说西方正在东方化,更有些人甚至说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的世纪.其实根本不是那回事,西方再怎么吸收东方的,它也还是西方的,西方文化本身更新能力比较强,这一更新过程其实自有东西交流始,人家就已经在学习东方了. 而东方的自我更新和调节能力不好,于是就需要积极的吸收西方,但是有些人,所谓的有选择性的吸收,不过是顽固守旧的变异而已,骨子里他们还是对旧有的那一套恋恋不舍.

慕逸少兄说,"西方的东西我们接受的还远远不够，现在谈保存国粹有点过早"。说的不错. 我曾经在茶社说过一句话:我们不能像野蛮人那样随便的抛弃文化,文化是人的必经过程. 也就是说,当我们盲目的去抛弃自己的文化时,其实就是违背了西方文化的宗旨.试问,文化大革命时的达到一切,到底是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在起作用，还是马克思主义在起作用? 另外,可以看看土耳其,看看韩国,看看日本,甚至看看台湾.我们可以看到西化的结果是怎样的.

-- 作者：慕逸少 -- 发布时间：2004-5-16 20:08:43 -- 愁兄这段话就打消了我的疑虑了。其实我心底也是希望尽可能西化的，所以跟你争起来不那么理直气壮。 其实西方文化也是一种很开放的态度，注重学习其他的东西，不像我们的保守。所以在看到别人在吸收我们合理的东西时，不是沾沾自喜的时候，以为果然还是咱们中华文化好。而应该感到深深的差距。 我一直认为怎么接受太慢太少，所以有点激进，愿意大力的引进西方理念。只是和愁兄不同，小时侯书少看的都是中国书，所以还是摆脱不了民族观念。这也是我坚持保存民族文化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也知道，许多人会因为这样而走向另一方面，拒斥排除别的东西。所以我又不赞成现在谈保存国粹，呵呵，这种矛盾还是有点痛苦。 对，西方文化是不主张随便抛弃文化的，他有一种科学的理性精神在里头。 我现在看了点历史，对日本用50年的时间成为一个强国震惊又钦佩。同样的历史条件，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么多区别呢？？ 日本、韩国西方的引进很好，民族的东西也保存的好，甚至比我们都好。看看事实就知道。只是我对中国人还是有一点悲观情绪，就怕整出四不象来！

-- 作者：觅闲愁 -- 发布时间：2004-5-16 23:17:12 -- 我对西方的哲学知道的太少了，尽管我一直在向那方面努力。

我所希望于自己，并身体力行的，我想应该是一种理性的较为健康的个人主义。我想，一个可以想象出来的理想的群体，就应该是一个个人主义占主导的群体。这种个人主义的完善，或许就是现代公民意识。无论你是总统，主席，还是经理，学者，无论你是无政府主义，神秘主义，还是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你的事业和言行，都应该建立在这种公民意识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