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纪念小波逝世八周年：从解构之途走向理性与诗意的世界

王小波是我国当代文学星空中难得的一位小说家，他的出现，像一颗流星划过我们沉寂的天空。有人说他是体制外的思想者，文坛外的高手。这种评论与当下思想界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相当默契。今天，许纪霖、陶东风等学者引用萨义德等西方思想家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对当代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进行批判研究和审视。在特殊的文化历史语境中，知识分子应该在各种社会压力中寻求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应该在必要的时候，站在体制的边缘，对权势说真话；应该自觉地寻求智慧，具有不囿于专业的业余者的知识结构和精神。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小说家，王小波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小波生活在一个知识分子的环境中，（父亲王方名是哲学教授，哥哥王小平是数学家，妻子李银河是社会学家）自小博览群书。大学学习经济，在美国学文学。先后（1988-1992）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任教，聘为讲师。1992年辞职为自由撰稿人，立志写好小说，直至1997年因心脏病去世。结集出版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沉默的大多数》等作品。其中《黄金时代》代表了他的小说艺术的最高水平。

1994年，王小波荣获台湾联合报第十三届中篇小说大奖的作品《黄金时代》，由大陆华夏出版社出版后，在大陆读者，特别是大陆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形成了一股王小波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这股热潮，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而是随着他一系列的作品的出版产生着持续的影响，网络上也出现了关于他的作品的数以千计专门网页。在2002年，他去世五周年之际，在北京有300多人自发参加关于他的纪念活动。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小说家受到如此多读者的热爱，王小波现象值得文化思想界关注。但在文艺界，对王小波小说的研究还没有深入开展；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王小波的小说为一部分慕名而来的读者所误读，他们认为王小波的小说是所谓“后现代主义”继王朔“痞味”小说的继续，甚至有人认为是色情小说的一类。鉴于王小波小说所产生的广泛的影响，本文就其小说艺术作初步的研究，抛砖引玉，以期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一、 “王二”眼中世界

王小波出生在1952年，经历或者说亲眼目睹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经历了到云南下乡当知青，到山东牟平插队，后作民办教师等一系列的历史时期。这一个时期，是新中国经济相当落后，封建专制主义影响深远，“乌托邦”思想笼罩一切的一个混乱的历史时期。他的经历正如他的作品中的主人公“王二”的经历。在小说主人公王二的眼中，高悬在新中国的贫瘠落后现实的基础上的“乌托邦”，是一个“怪物”，它使社会处于颠狂的状态，呈现出残酷与惨烈、愚昧与荒诞的社会万象。

在所有带有作者生活的痕迹的小说中，作者均以“王二”作为故事的主人公。讲述的时候，有时是第一人称，有时用第三人称，但大多的时候是第一人称。作者与“王二”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游离，这样“王二”带着作者的生活，有力地嵌入了历史与现实。在他的大多数作品中，主人公“王二”，由一个住在北京矿院的中学生，到云南农场知青，到京郊插队，正像其作品《似水流年》王二年表所述，王二在矿院目睹了知识分子贺先生跳楼自杀；归国博士李先生贴大字报，贴在司机组的大字报上，被司机踢得**血肿。这些事物，以一个小孩子和未成年的青少年的眼睛来观察和体验，又甚至具有了奇异与浪漫的特质。这些奇异与浪漫的特质，正好符合作者既追求诗意地生存，又要具有反讽、黑色幽默的艺术诉求。

残酷与惨烈。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矿院”的“王二”还是一个孩子，他看到了许多残酷于恐怖的事情。虽然孩子对死亡没有成熟的认识，但“爸爸”的前辈，曾经当过“很大的官”的“贺先生”的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关在实验楼批斗的“贺先生”从实验楼上“跳”下来，“脑袋撞在水泥地上，脑浆子洒了一世界，以他的头颅着地点为轴，五米半径内到处是一堆堆一撮撮活像新鲜猪肺的物质。不但地上有，还有一些溅到了墙和一楼的窗上。”曾经关在干校的刘老先生，为了吃到一只炖烂的红烧鸭，耐心地等着。结果馋出了一个心脏病突发，死在医院里； 在“六七年夏天”的混乱的武斗中，“我”好奇地爬到树上看，“有人被扎穿了，一丈长的矛枪有四五尺扎进了身子，起码有四尺多从身后冒了出来。………一圈一圈地在地上转着，嘴里‘呃呃’地叫唤。 ………那个人仰起头来，朝我扬起一只手。那张脸拉得那么长，眼珠子几乎瞪出了眼眶，我看见了他的全部眼白，外加栓着眼珠的那些韧带。” 这些残酷的事件，在小“王二”的眼里，组成了非理性非人道的世界。

荒诞与愚昧。在非理性非人道的世界，人的存在是荒诞的。在“乌托邦”之神的天空下，经验与常识被抛弃，人的理性被意识形态所控制，荒诞就产生。在《似水流年》中，“矿院的路上大字报层层板结，贴到一尺厚，然后轰的一声巨响，塌下一层来。（好朋友）许由的奶奶，活了七十八岁，碰上脑后塌大字报，被这声音吓死”；归国博士李先生贴大字报，被司机踢得**血肿。在干校被派去守夜，为防止附近的农民来偷粪，结果挨老农民的一扁担，几乎瘫痪。他按科学的逻辑来思考问题，认为自己一个博士，回到大陆来，保卫东，保卫西，最后保卫大粪，“如果这不是噩梦，那（我）一定是屎壳郎转世”，最后归结为一定是在美国的印度师兄在搞鬼，在念咒施法折磨他。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受冤屈的“王二”，整天工作生活在豆腐厂的高塔上，为的是避免被厂长抓住；“拿起笔作刀枪”的红卫兵派，占领了“我”家住的大楼，在小“工程师”“我”的帮助下，用几十吨钢筋水泥将二十世纪的大楼改装成了十五世纪堡垒，并发明了百发百中的投石机。这个堡垒里的人可以通过下水道，到郊外去采购物资。“我”小时侯，看见了一个奇异的大人的世界：操场上树起无数的高炉，高大的成人们砸锅搜铁 从高炉里“欣喜若逛地”炼出一团一团的“有几分像萨其马，又有几分像牛粪”的东西。大家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粮食亩产几十万斤。为了加快人畜粪便的发酵，更有效率的出肥料，在每天做饭之前。先用锅炖一锅大粪，还得不断的搅动。在《黄金时代》中。陈清扬因为长得美丽、性感，就被人怀疑是破鞋；因为“我”的枪法好，队长就认为是“我”打瞎了他的左眼；“我”和陈清扬必须不停地写材料交代俩人做爱的过程，因为领导喜欢看。

在小说中，“王二”所经历的生活，是一种没有秩序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没有法律与制度，全凭个人的好恶、领导的权威；缺少常识与理性，泛滥着愚昧与盲从。于是乎，人便成了一种荒诞的存在。生存是一种本能，在巨大压力下，理性也显得无能为力。“我”的父亲，一个教授，不是学术观点遭批判，就是打成右派，戴着高帽游街。每次挨批判后，就干些怪事，“不是痛苦流涕地说自己思想没有改造好，就是恬着老脸跑到党支部去交入党申请书。后来他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觉得自己小彩不断的原因是作了孽——生了一个十几岁就长了一脸毛，面目丑陋的儿子。”于是揍“我”一顿。这种人生不知所措状态，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是很容易产生的。

奇异和浪漫。在王小波的小说中，作品的主人公“王二”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他总是从自己生活的经验与常识的角度来看事物，追求人生存的趣味、智慧，喜欢创造，勇敢而且机智。幼年的时候，对未知的事物充满好奇，长大了，坚持对日常生活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幼年的“王二”，生活对于他来说是奇异的，充满了冒险的乐趣。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我”给x海鹰交代罪行的时候，以小“王二”和成年“王二”双重的眼光看世界，对荒诞的社会现实大多是一种冰冷客观的描述。这种描述使作品有点像成人的童话，成就了冷幽默的风格，具有明显的反讽效果。这样，小“王二”的世界就具有了卡尔唯诺式的奇异和马克.吐温式的幽默。在修建堡垒和拆了自家的家具，建造百发百中的“投石机”的时候，也正是青少年“王二”追求趣味，喜欢创造，勇敢而且机智的品质，使他赢得了比他大几岁的“姓颜色的女大学生”的浪漫爱情。同时也赢得了x海鹰的爱情。在作品《黄金时代》中，幽默、智慧而且勇敢的“王二”也赢得了陈清扬的浪漫爱情，在这个故事里，作者将浪漫的情感发挥到了极致，爱情本身成为了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力量。

二、通过解构回归“真实”

亲历了苦难和荒谬的社会生活，再加上广泛的学习与思考，对王小波的个性与精神世界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像他的作品的主人公“王二”一样，王小波也从自己的生活的经验与常识的角度来看审视现实，追求生存的趣味，追求人类应该追求的智慧，对日常生活各种问题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在这个基础上，王小波形成了自己的小说艺术标准。正像他自己所说的，无论是对待人生，对待生活，还是写小说，要力求能达到两个标准：一是力求明辨是非；二是要有趣味。明辨是非是一种可贵的科学的精神；有趣味是审美的幽默的境界。所以他在小说中，尽量做到既有趣，又充满思维的智慧。他的幽默就是他的智慧的表现。一个有思想、有艺术修养的读者，读王小波的小说，既能被他讲故事的能力所吸引，又会为他在小说语言中表现出来的美妙绝伦的思维的舞蹈所折服。

在一个庸俗社会意识形态笼罩着的社会，大众群氓在共同参与着一场又一场庸俗、荒谬、愚昧、无聊的大合唱。作为一个有着可贵的创造精神、有深沉的历史使命感的小说家，王小波尝试着完成他以有趣反对肉麻、以真善美反对庸俗、愚昧、虚伪为目的的小说的努力。他首先要做的是要以自己的艺术方式，将社会万象中虚伪、愚昧与荒诞的脓疮挑破、剥离，于是，他用他特有的敏锐和黑色幽默的方式对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假、大、空”，进行消解。

在小说中，他常用两种最基本方式来陈述：建立在常识之上的妙趣横生的逻辑推理与诗意的性爱描写。

在我们苦难的当代史中，许多令人笑不出声的荒谬，都是与常识经验的逻辑，与人性背道而驰的。在小说中，王小波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嘲弄。在《黄金时代》中，生产队队长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认为知青“我”（王二）打瞎了他家母狗的左眼，因此常给“我”小鞋穿。在这场权力话语的对局中。“我”作为一个普通社员，明显处于劣势。因为“我想证明我自己的清白无辜。只有以下三个途径：1、队长家不存在一条母狗；2、该母狗天生没有左眼；3、我是无手之人，不能持枪射击。”结果是三条一条也不能成立。因为“我不但能持枪射击，而且枪法极精”。作为弱势群体的一员，“我”只好沉默，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有我的反抗的方式：在山上，“我”一枪打瞎队长家母狗的右眼，一只既没有左眼也没有右眼的狗，自然就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农场有一种传统的娱乐活动——斗破鞋。农忙时大家都很累。队长说，今晚上娱乐一下，于是就斗斗破鞋。破鞋也是人啊；知青王二被打以后，正好北京要来人视察知青的事，队长骗王二去温泉养病。知青罗小四问队长，王二到哪儿去了，队长说：王二？谁叫王二？从没听说过。这就奇怪，王二不应该因为被人打了一板凳而存在，也不应该因为被人打了一板凳而不存在。王二的存在乃是不争的事实。就为了验证这不争的事实，慰问团来的那一天，王二从山上奔了下去，来到了座谈会的会场。王二就这样通过他特立独行的方式，向一个不健全的社会证明了他的存在。

在一个随时可以以组织、群众的名义惩罚个人的社会，个体的人权是没有保障的。在《黄金时代》中，漂亮性感的队医陈清扬，因为打了想调戏她的军代表一个耳光，而被发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当队医。她是一个无辜的女人，想证明自己不是破鞋。而“我”却认为既然“大家说你偷了汉，你就是偷了汉”，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认为，结了婚的女人不偷汉，就应该面色黝黑，乳房下垂。而你脸不黑而且白，乳房不下垂而且高耸，所以你是破鞋。假如你不想当破鞋，就要把脸弄黑，把乳房弄下垂，以后别人就不说你是破鞋。当然这样很吃亏，假如你不想吃亏，就该偷个汉来。”在“我”的一番逻辑推理下，个人生存的荒谬的处境就显露出来了。在这种处境中，美丽性感的陈清扬如果没有王二的智慧与爱情，如果不是非常的坚强，就注定了是被摧残、被撕毁的悲剧命运。就像《西西里岛美丽的传说》中的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一样。

在《三十而立》中，故事的主人公王二是一位大学讲师，面对虚名俗利和衰老死亡，开始思考人生安身立命的重大问题。他认为，自己人生有限，应反对虚伪，回到存在本身。作者借王二之口，抨击了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伪善：

所谓虚伪，打个比方来说，不过是脑子里装了个开关罢了。无论遇到任何问题，必须做出判断：事关功利或者逻辑，然后就把开关拨动。扳到功利一边，咱就喊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扳到逻辑一边，咱就从大前提、小前提，得到必死的结论。由于这一重负担，虚伪的人显得迟钝，有时候弄得不利索，还要犯大错误。

人们可以往复杂的方向进化：在逻辑和功利之间构筑中间理论。通过学习和思想斗争，最后达到这样的境界：可以无比真诚地说出皇帝万岁和皇帝必死，并且认为，这两点之间不存在矛盾。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条光荣的道路一点也不叫我动心。我想的是退化而返朴归真。在我看来，存在本身有无穷的魅力，为此值得把虚名浮利全部放弃。

在王小波的小说中，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人的性欲与动植物的自然生命力一样是真实而具体的，再怎么伪善也掩盖不了人性本身。小波认为：“在我看来，春天里一棵小草生长，它没有什么目的。风起时一匹公马发情，它也没有什么目的。草长马发情，绝不是表演给什么人看的，这就是存在本身”。（《三十而立》）所以，当社会的某个时期，由于封建专制思想与庸俗意识形态的影响，整个社会弥漫着禁欲主义与假道学的虚伪气氛时，作者对美丽动人的爱情和性的张扬，就有了强烈的反讽意义。

王小波笔下的性爱是诗意的，是简洁的、生动的、从容的、大方的，优美动人但不煽情。如有一段：“用不着睁开眼睛，我就知道来到了清晨，清晨的宁静与午夜不同。有个软软的东西触着我的身体，从喉头到胸膛，一路触下来。我想，这是她的双唇，还有些发丝沙沙地拂着身体的两侧。与此同时，我嗅到她的体味，就如苦涩的荷花；还能感到她在我腹部呼气，好像一团温暖的雾。”有时候用的是白描的手法，描写总是把内心深处的情感与周围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写“我”和陈清扬做爱时，“一只蜥蜴从墙缝里爬出来。走走停停地经过房中间的地面。忽然它受到惊动，飞快扑出去，消失在门口的阳光里。这是陈清扬的呻吟就像泛滥的洪水，在屋里漫延。我为此所惊，伏下身不动。可是她说，快，混蛋，还拧我的腿。等我‘快’了以后，阵阵震颤就像从地心传来。”在有些性爱描写中，作者重点描述特殊环境下的性心理，力图呈现荒诞时代的生存者内心深处的迷茫与悲凉。“……在章风山上她骑在我的身上一上一下，极目四野，都是灰蒙蒙的水雾。忽然间觉得非常寂寞，非常孤独。……”同样是在山上，“那一回她躺在冷雨里，忽然觉得每一个毛孔都进了冷雨。她感到悲从中来，不可断绝。忽然间一股巨大的快感劈进来。冷雨，雨水，都沁进了她的身体。那时节她很想死去。”（《黄金时代》） 在武斗时期，与“姓颜色的大学生”在郊外“我躺在姓颜色的大学生身上时，觉得她像一堆新鲜的花瓣。冷飕飕的，有一股酸涩的香味。”“做爱时我躺着不动，就像从空中看一条泛滥的河流，到处是河水的白光；她的身体就横跨在这条河上。”（《革命时期的爱情》）这些性爱活动，与拘谨乏味的性活动不同，没有任何功利背景，显示出性爱的纯净，是纯真人性的真实呈现，具有一种超凡脱俗的美。

如果把这些美好的经验放在一个庸俗伪善的政治环境中，就具有了一种强烈的颠覆性，像锋利的“刀子”，具有了解构的意义。在《黄金时代》中，知青场的团领导要看更多的关于“我”与陈清扬的性爱材料，要人保组的人给“我”带话：“枝节问题不要讲得太多，交代下一个案子罢。听了这话，我发了犟驴脾气：妈妈的，这是案子吗？陈清扬开导我说：这世界上有多少人，每天要干多少这种事，又有几个有资格成为案子的。”于是，“我”继续交待：“那天夜里，我们离开了后山，向作案现场进发。”故事讲到这里，令人啼笑皆非。作者辛辣的反讽，力透纸背。

三、解构之后：一个理性、智慧的诗意世界

王小波的小说的思想世界是开放型的，他批判的矛头所指远不仅仅是那一个荒诞的年代，而是从那个荒诞的年代一直延续至今的，在某些社会角落里仍存在的专制、愚昧、不公平、无聊与伪善。所以，他嘲弄，他解构，是想在常识与经验的基础上，在人道的基础上，建构一个理性、智慧的、诗意的世界。

在《三十而立》中，学校政治部在教师会上批精神污染，有人写文章说牛仔裤穿不得，裹住了女孩子的生殖器，要发霉，是精神污染。教师王二发言反驳：“要发霉，试问谁发霉了？你是怎么看见的？中国人穿几天就发霉，美国那些牛仔岂不要长蘑菇？……就说它发霉。咱们可以改进，在裤裆上安上一个小风机，用电池带动。这要是一个好注意，咱们出口赚大钱。要是卖不出去，那个写文章的包赔损失，谁让他胡扯。”在《似水流年》中，年近不惑的王二，与未婚妻小转铃做爱，因为没有大号的避孕套，将就着用中号的，结果是“我的小和尚因此口眼歪斜，面目全非。”“我”和小转铃其实都可以到单位去要三十七毫米的。但是，小转铃单位正要评职称，如果人家知道她在和一个尺寸三十七毫米的家伙睡觉，就会影响她评副编审；而“我”同样，如果“我”去要，就会势必影响我评副教授。在这儿，作者发感慨：为了评副高，就给男人套中号的，是不是装丫挺的？——典型的王小波风格的反讽，颠覆之刃直指目前社会中仍存在的许多不正常现象。

读王小波的小说，就会发现，在我们的周围有许多的人，大都像便秘得厉害的人，一天到晚怀着不干净的内心，没有人像王小波一样，勇敢潇洒地走到边缘的树林中去，笑眯眯地看着众生，痛痛快快地排泄。在《三十而立》中，小波借王二之口，表明了自己对待人生、对待事业的态度。他说“以后我要真诚地做一切事情，我要像笛卡儿一样思辨，像堂吉珂德一样攻击风车。无论是写诗还是做爱，都要以极大的真诚来完成。”他认为，人活着，应该拥有诗意的有趣味的世界，而不是为了争得死后塞入直肠的那块棉花（注：重要人物死后化装时用的）。他说：“如果一个人不会唱，那么全世界的歌对他毫无用处；如果他会唱，那他一定要唱自己的歌。这就是说，诗人这个行当应该取消，每个人都要做自己的诗人。”

小波是一个小说家，一个思想者，同时他也是一个诗人，他拥有诗意的世界。在他的小说中，随处可以读到像诗歌一样的语言。在《三十而立》中，他有这样一段文字：

“好多年前，我在京郊插队时，常常在秋天里走路回家，路长得走不完。我心里紧绷绷，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也不知走完了路以后干什么。路边全是高高的杨树，风过去，无数落叶就如一场黄金雨，从天顶飘落。风声呼啸，时紧时松。风把道沟里的落叶吹出来，像金色的潮水涌过路面。我一个人走着，前后不见一个人。忽然之间，我心里开始松动。走着走着，觉得头朝下坠入蓝天，两边纷纷的落叶好像天国金色的大门。我心里一荡，一些诗句涌上心头。就在这一瞬间，我解脱了一切苦恼，回到存在本身。”

王小波不仅写小说，而且还写了许多思想深沉、幽默生动、脍炙人口的随笔、杂文。这些文章都收集在他《沉默的大多数》一书中。这些文字同样秉承了他“要明辨是非、要有趣味”的艺术标准。在时代大踏步前进的社会的转型时期，他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作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精神和观念。1997年4月，在他去世前写给朋友的电子邮件中，他提到自己正要出版的这本书，他说：“自我辈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的原子弹在一颗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针对一些所谓的“知识分子”、一些当政者，在“左”的思潮与活动表现出来的丑陋与窘迫，他说：“对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当然我不想把这个标准推荐给别人，但我认为，聪明、达观、多知的人，比之别样的人更堪信任。” 他说，“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作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假如你是只公兔子，就有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大灰狼坏，母兔子好……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为什么特别热爱价值的领域。倘若对自己作价值判断，还要付出一些代价；对别人作价值判断，那就太简单、太舒服了……这种人士带给我们的痛苦实在太多了。”现实情况是，这样的人还大量存在着，他们还在不断地以他们简单的判断为根据，主张继续采用简单粗暴制度工具处理社会问题，回避社会责任。王小波的批判是深刻的。

小波文字之美如同一种思想的舞蹈之美，在这些文字中，他就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小孩，包装得再怎么完美的假、大、空的玩意儿，都能被他幽默优雅地拆个七零八落，只留下一些纯真的东西。小波的文字同时也存在一种诗意之美，这些如歌的文字，可以引领我们在经历了“王二”的幽默与嘲弄之后，到达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们，人人拥有求智慧以明辨是非的权利；拥有精彩而有趣味的生活；人人尊重人道而反对伪道德；认同多元而反对专制；主张有趣而反对肉麻。这是一个理性、智慧的、诗意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