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国军十大抗日名将[堕落街论坛]

国军十大抗日名将

最近，军盟论坛上搞了一次评选，经过投票，选出了网友心目中的国军十大抗日名将，排列顺序是：1、张自忠 2、李宗仁 3、杜聿明 4、孙立人 5、薛岳 6、卫立煌 7、傅作义 8、戴安澜 9、张灵甫 10、王耀武。下面是对评选结果的分析：　　　　张自忠：第一名将。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当选第一名将首先是由战绩决定的，他曾在台儿庄战役中重创日寇坂垣师团，获得临沂大捷；收复枣阳桐柏，获得鄂北大捷；还获得过襄东大捷，被老百姓称为活关公。同时还因为他是抗战时期牺牲的我军最高将领（李家钰牺牲得晚于张）。但最主要的，是因为人们对张自忠悲剧经历的同情，这样一位正直的、人格高尚的爱国者却曾被误认为汉奸而人人喊打，简直是奇耻大辱。最后张自忠为这件耻辱主动选择了牺牲，以生命的代价表达自己的清白（其做法不禁使我联想起现在正热播的《天龙八部》中的乔峰之死）。真正是悲剧英雄。　　　　李宗仁：第二名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有点类似中共抗日名将第二名的林彪，先打出里程碑的一战，然后销声匿迹。台儿庄战役共歼敌两万余人，是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第一次战役规模的大捷，而且对手是日本的王牌师团，在国际上也被称为"是日本建立现代化军队以来遭受的第一场引人注目的大惨败"。台儿庄战役后，李虽然又参加了武汉、随枣、豫南等会战，但没出什么彩。后来，干脆被蒋介石高吊了起来，和冯玉祥、李济深等一样，位高权轻。不过，只凭台儿庄一战，李宗仁也可以无愧于抗日名将的称号。　　　　杜聿明：第三名将。第5军军长。参加过古北口长城抗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以桂南会战中取得昆仑关大捷而一举成名。虽然有人认为这次胜利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是5军作为中国第一个机械化部队，火力强于日军，但对手毕竟是号称日本钢军的坂垣师团中村旅团（薛岳万家岭战役面对的则是一个二流师团）。42年杜聿明作为远征军副司令出征缅甸，虽然戴安澜在东瓜获胜，孙立人在仁安羌也大败日军，但最终远征军还是失败了。对于这段历史，众说纷纭，功过是非很难说清，因为有些战略决策不经过亲自实践，很难判断对错。个人感觉，现在网上对杜聿明有些神化。　　　　孙立人：第四名将。新1军军长。抗战八年，孙立人在国内除了参加过淞沪会战外，基本上没打过仗，他的功勋主要是在缅甸建立的。尤其是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时，他在仁安羌一战中，以少胜多，大败日军，救出了7000多英军和记者，蒋介石、罗斯福、英王乔治都给他授勋章，由此声名大振。他的得票排在第四我想也缘于此。不过，我并不认为英国人的命比中国人的命更值钱。我欣赏孙立人的是他对日本俘虏的态度，对那些曾沾满中国人鲜血的禽兽，尽管成了俘虏也照样格杀勿论，此举大快人心。孙立人排名略显靠前。　　　　薛岳：第五名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从抗战爆发到抗战胜利是连年征战，功勋累累，被称为歼敌最多的将领，仅四次长沙会战就歼灭日军十余万。但使他名声显赫、排名靠前的主要还是万家岭大捷，此战全歼日军一个师团，是抗战八年绝无仅有的。叶挺盛赞此战与平型关、台儿庄三足鼎立。有人称薛岳为中国抗日第一战将，就数量而言，薛岳是受之无愧的。不过，薛岳虽军事上成就显著，但治理湖南却颇遭物议，为了谋取暴利，他把湖南大米走私广东，结果使湖南百姓在丰收之年饿死无数，百姓编民谣骂他。　　　　卫立煌：第六名将。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排第六基本上是合适的。抗战时他指挥的最著名的是忻口战役，该战役对日军进行了沉重打击，歼敌数万，如果不是刘峙在河北大溃退，使得娘子关门户大开，也许会取得忻口大捷也未可知。但忻口战役毕竟是个不败而败的战役。43年卫立煌担任第二次远征军司令长官时远征缅甸，取得的才是名副其实的胜仗，该战消灭了盘踞缅甸的日军，打通了滇缅公路，成果辉煌。卫立煌是蒋介石的五虎将之一，但其他四将都是空有其名，只有卫是名副其实的虎将，但恰恰是这员虎将最不为蒋信任。　　　　傅作义：第七名将。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北方最著名的国军抗日将领。33年就参加了长城抗战，36年又大败进犯绥远的日军和蒙奸德王的伪军部队，取得了百灵庙大捷。七七事变后，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太原保卫战等。40年，傅作义又歼灭日军和王英的伪军数千人，收复五原城，取得了五原大捷，这是全国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第一次收复失地的战役，影响很大。林彪在平型关战斗后的总结中曾表示了对晋绥军的不屑，晋绥军的战斗力也的确一般，但傅作义显然是晋绥军中的一个异数。　　　　戴安澜：第八名将。第5军200师长。曾参加过古北口长城抗战、台儿庄大战等。在昆仑关战役中，率部与日寇浴血奋战，直至身负重伤才下战场。1942年作为远征军先头部队赴缅甸作战，在著名的东瓜保卫战中，率孤军与数倍于己之敌作战，击毙日寇5000余人，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后又率200师收复棠吉。因上级指挥失误，远征军被迫撤退回国，途中被日军伏击，戴安澜负伤不治，壮烈牺牲。戴安澜与杜聿明的关系颇似张灵甫与王耀武的关系，两位长官的结局相同，两位同为抗日名将的下属结局却大相径庭，令人感慨不已。　　　　张灵甫：第九名将。第74军58师长。张灵甫曾三次闻名，一次是抗战前因杀妻而闻名，再一次是作为解放战争时被我军击毙的为数不多的国军高级将领而闻名（蒋介石曾尊张灵甫为民国第一烈士）。这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张灵甫一生最光彩的是在抗战八年间，他跟随王耀武，几乎年年对日作战，战功赫赫。尤其是在万家岭战役中，担任团长的张灵甫率一支小部队偷袭德安张古山，随后又坚守该阵地数昼夜，身负重伤，消灭日寇数以千计，对万家岭大捷的取得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事后，郭沫若专门派田汉编剧，歌颂德安大捷，张灵甫在剧中以真名出现，一时间闻名天下。投票之初，张灵甫曾排在第四位，现在掉到第九，这个位置基本上是合适的。　　　　王耀武：第十名将。第74军长。37年参加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38年参加武汉会战中的万家岭战役。39年参加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41年指挥74军参加上高会战，重创日寇，被誉为抗日铁军。后参加第二次、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45年指挥了国军抗战中的最后一次会战--湘西雪峰山会战。从抗战之初到抗战结束，王耀武年年对日作战，几乎是无役不予，而且战绩颇佳。王耀武精明强干、头脑清晰，被中共高级将领称为国民党内少有的几个明白人之一。排名第十我感觉不够公正，至少应排在张灵甫前头。　　

1.我为什么要拍“鬼子戏”？　　　　　　　　姜文说：这部电影不仅是再现日本军队当年的暴行，更是出于一种警世的责任。在这部影片里，日本军屠杀的是真正的中国老百姓、中国平民。而事实上，当年日本军也确实杀过很多中国老百姓。我的老家唐山就发生过这样的惨案。我想通过这部影片告诉日本观众：你们要真正面对这段历史，别想再否认。我也想以此告诫中国观众：面对恶人，我们不能无端地报以善良。面对这些已经发生的事实，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能避免这种事再发生。　　　　　　　　2.我为什么对中日文化比较感兴趣？　　　　　　　　姜文说：1982年我在中戏上学时，班上来了一拨儿日本留学生，和我们同龄，关系也特好，走的时候依依惜别，甚至有和我们班同学谈恋爱的。当时我就很奇怪，他们和我小时看的抗日电影中的松井之类的日本鬼子说的都是一样的话，怎么态度和人的精神面貌却和松井他们那么不一样？他们和松井他们也就是差一代人，二者形象却怎么也重叠不到一起。从那时起，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听了很多亲历过抗日战争者的讲述，后来有机会去日本时也看了很多听了很多，看了许多如《菊花与刀》之类的人类学、社会学著作……到现在，我渐渐地能把这两类日本人的形象重叠到一起了，他们其实就是一回事，只不过在不同环境下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这就令我毛骨悚然：一个温文尔雅的日本人很容易变成一个我们印象中的日本兵。　　　　　　　　3.我为什么重视日本这个对手？　　　　　　　　姜文说：日本善于学习和研究中国，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有优点的敌人。如果我们不能正视这些优点而是将其模糊掉，不承认它，就会面临失败的危险与灾难。　　　　　　　　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场侵略战争就是明证。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该认真思考的问题，我觉得鲁迅思想的形成和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与他年轻时在日本呆过，产生过比较有很大关系。我觉得一场灾难的发生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灾难过后我们不能深入地研究和总结这场灾难的根源。正是这种想法促使我一直想拍一个中日间的故事。　　　　　　　　4.我为什么给《鬼子来了》选择刘星的音乐？　　　　　　　　姜文说：《鬼子来了》的故事原本“隐藏”在我为拍电影而看过的众多小说之中，并没有清晰地凸现出来。而最终诱发灵感的是两张风格迥异的CD，一盘是日本军歌，另一盘是当代音乐隐士刘星的专辑《一意孤行》。前者激昂有力中带有霸道倾向，后者则尽得中国文化超脱与空灵的真谛。我从日本军歌中听出了民谣式的儿童歌曲的痕迹，其中有一种青春期的无法控制的疯狂和理想，这种疯狂如果被邪恶的力量所引导很容易做出意想不到的暴行。对于《一意孤行》的境界，我非常欣赏。但要想达到这种高境界，必须有“日本军歌”那样的实力做基础，否则只能是“商女不知亡国恨”了。　　　　　　　　5.我为什么特别看重“翻译官”在影片中的作用？　　　　　　　　姜文说：我曾经选了好几个关于中日战争的题材，其中有《生存》。我看中的就是《生存》中的这一点——一个本来没有介入战争的村庄，突然来了一个日本兵和一个翻译，他们怎样互相面对？而由于这个翻译的作用，本来善良的老百姓不能正确地认识对面的敌人，以至于自大、膨胀，使用了错误的手段。这其中有残暴敌人的问题，更有翻译官因为私欲而误导的问题，于是事情开始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故事的这个核是我非常看好的。　　　　　　　　6.我为什么对日本朋友抱有戒心？　　　　　　　　姜文说：当年在中戏谈笑甚欢的日本留学生朋友，遇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一瞬间就会变成大屠杀的刽子手。这种两面性是很好地重叠在日本人身上的。就像我们这一代人很熟悉的李玉和与鸠山，在满铁医院的时候就是“老朋友”嘛！但是这种朋友关系挡不住鸠山当了宪兵队队长，以后把李玉和弄来坐老虎凳。虽然不耽误请李玉和喝杯酒、谈谈佛教，但是密电码得拿出来。这种事太多了，朋友归朋友、原则归原则，日本人的原则性和国家利益的概念非常强。　　　　　　　　7.我为什么不总把“爱国主义”挂在嘴边？　　　　　　　　姜文说：爱国主义不需要唤起，只要一个人还知道自己是谁，对自己的人格有一定的尊重，他就会爱自己的祖国。鲁迅对自己民族与文化中某些问题进行讽刺与挖苦，这也是充满了爱的。他为什么不挖苦日本去呀？因为他是想让中国这“脖没了，比日本强了，这是最大的爱国。反过来个别人为了自己的私欲违心地故作赞扬歌颂状，而不让人们看到问题的实质，那就像我们片子中的翻译官董汉臣一样了。我觉得比“卖国贼”更可怕的是“爱国贼”，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危害却比“卖国”还大。我虽然达不到鲁迅那么高的境界，但我很崇拜和欣赏他。他有时候表现得比较尖刻，但他看问题很准确。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人看不到问题、不愿意看到问题或者看到了也不愿意说。鲁迅这种高境界我理解就是“民族魂”。要是有那么几百个鲁迅，这个国家就会很了不起。　　　　　　　　8.我为什么不经常站出来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否认战争罪行之类的言行加以驳斥？　　　　　　　　姜文说：因为拍了这部《鬼子来了》，近期有不少报纸请我就日本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发表看法。但是我认为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每次日本反华势力出招的时候我们就接招，而是需要从深层次上研究这个对手，光靠拉几个名人出来义愤填膺地过一把嘴瘾无济于事。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始终没有变过，只是我们没有深入地认识到这一层，所以才一会儿看着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一会儿看着又是军国主义的复活，这是我们需要反省的。日本不断利用我们在群情激昂时说过的一些过嘴瘾的话来达到他们的某种目的，包括我们的一些电影都成了他们开脱罪责的例证。比如我们老拍游击队，他们就援引有关的国际战争法称游击队员被俘后不享受正规军的战俘待遇，为他们杀人找借口。再比如我们有一句著名的电影台词叫“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他们又非常险恶地把很多杀戮的罪行推卸到中国的伪军身上。问题不在于最近日本又发出了什么不和谐的声音，我们该怎样回击，而是在于我们应该冷静地认识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邻居。我们总说要走向世界，首先就得迈过日本这道门坎。迈过日本，自然就走向世界了。　　　　　　　　9.我为什么不在影片中让中国观众痛痛快快地“打”鬼子？　　　　　　　　姜文说：拍这部电影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一些抗战题材的“老片”可能会给人，尤其是给日本观众造成的一些误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些片子都是很好的，确实起到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但这些电影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些老电影被日本人拿到日本去放，并以此教育日本的年轻人说：你们看，中国的老百姓哪一个不是间谍，他们哪个不是不穿军装的军人？既然他们“全民皆兵”，我们就可以对他们“全民歼灭”。于是，我们的这些老电影成了他们掩盖当年屠杀中国平民的把柄。但事实上，那时候我们并没有“全民皆兵”，那只是我们的一个理想。而我们现在拍电影，就再不能给日本人这种口实了。我觉得通过拍一部电影过嘴瘾是容易的，而且往往能很急功近利地讨点好，但是事情过去之后既不起作用又不能使观众真正进行思考。我拍《鬼子来了》就是试图让观众明白，如果想避免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段不愉快的历史，除了过嘴瘾还有什么办法。我不敢说《鬼子来了》给出了这个结论，事实上我一个导演和一部影片也做不到，最高的理想也就是有个方向吧！　　　　　　　　10.我为什么不相信日本人的“友好”？　　　　　　　　姜文说：在与日本人特别是日本年轻人的交往过程中我发现，日本右翼分子、反华势力、否认战争罪行的大有人在，并不像我们常说的那样是一小撮，只不过在那里上蹿下跳的是一小撮。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等于没有正视日本这个强大的对手。另一个不好的倾向是：我们有些文艺作品经常替日本人向中国人谢罪。　　　　　　　　而事实上不肯谢罪的日本人是一大撮，我们为什么总要用那一小撮谢罪的日本人来麻醉和满足自己呢？《鬼子来了》这部影片中有几位日本演员，他们以前看过我拍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很想和我合作，报酬都好商量。但是看了剧本以后，他们有抵触情绪，拍摄过程中我们也不断发生辩论。这批30岁左右的日本演员代表着日本的中坚力量，通过这部电影，我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他们一些比较极端的想法。我相信将来这部影片在日本上演时，观众也会像这批演员一样有所改变，至少对自己以往接受的看法有某种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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