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爱的深沉。
—— 艾青·《我爱这土地》 “我们要说，我们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
—— 陈桂棣 春桃·《中国农民调查》 我是农民的儿子！我虔诚地爱着那里养育着我的土地和人民！
尽管已经离开那片土地很久了，但我的心注定是属于那片土地的。不管我走到哪里，我永远也不可能走出我的皮肤——因为它是那片土地的颜色......


现在在我们的大学校园里，到处可以听到对别人这样的辱骂“农民！”。每次听到这样的侮辱，心如刀割，既为农民，更是为骂人者自己。
在今年的年初，一部由两个普通作家历时五年写的调查报告《中国农民调查》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之所以深深感动和震撼着我们，仅仅只是因为他们说出了实话，对于那九亿我的骨肉同胞来说，迟到的太久的实话。 “三农”问题仿佛一下子成了焦点。但在焦点背后，我实在有点怀疑大家关心的目的何在，是不是真诚？太久了，太久了，我们遗忘那片神圣的土地，遗忘那群善良无助的农民太久了！大家摸摸我们自己的良心，在那里，是否有关于那片土地搏动的记忆。对九亿农民那艰难生存状况的漠视，是一种莫大的耻辱。不但是媒体的耻辱，艺术家的耻辱，也是任何一个受惠于农民巨大牺牲的普通公民的耻辱！
让我们去看看这本书吧，这是一段段的真实的控诉，涉及到的是九亿个沉默的生命。那是九亿个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姐妹...
在冷酷的真实面前，任何文学的想象力都显得如此苍白！ 每次回到农村，总能听到别人对我说：“真是羡慕你们，你们是城市里的人了。”看着他们朴素的笑脸，我无言以对。他们的梦想是如此平凡，如此简单，而又是如此般艰难。仿佛城市就是幸福的代名词，仿佛只有到了城市，才能算得上幸福，才能脱离苦海。我知道他们对自己一辈辈生活的那片土地充满着复杂的感情，既深爱着，却又痛恨着。
公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是举世公认的最基本的人权。而在中国，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纸《户口登记条例》，硬生生地在宪法之上将中国划为了一个城乡二元社会，直至1982年的《宪法》也未能恢复，从此，那片土地便开始了它遭受歧视与冷眼的不公正历史。从此，那片土地孕育的九亿子女心里都永远打上了自卑的深深烙印！ 取消户籍制度，消灭二元社会，推进土地私有制，取消农业税，取消乡镇机构.....在这里，我不想再说这些解决问题的方法了，说的人太多了，慢慢地我也开始相信，听的人太少太少了！那些事实是如此简单，正因为简单，才让我们悲哀！中国是世界上很少的几个向农民征税的国家，全国一年的农业税收才400亿，而2003年全国的公务用车就是1000亿，招待费2000亿，这还只是保守的估计。何况他们还要养那庞大的3200万县乡干部和1500万的村干部...不说也罢，不说也罢！ 在这里，我只想说说和我们各位休戚相关的问题——教育。

据《北京青年报》公布的一组数字：对北京14所高校的调查显示：贫困大学生或者说上学有困难的占30%，大部分来自农村。
这还只是在中央一级的院校，农村大学生还只是占少数的院校。
湖南师范大学的校友何清涟女士在被驱逐之前，曾经去常德师范学院讲课，说到大学生的收费问题时，下面的学生哭成一片。在那一年里，他们的学费是3800，而在常德的农村，农民的家庭年收入只有1200块钱。在问那个学校的校长怎么解决贫困生的问题时，校长说：“我们采取优惠政策，那就是允许他们休学一年打工然后再回来读。”何清涟马上愤慨地反驳：“现在是劳动力严重过剩，连政府下岗的都找不到工作，何况这些孩子们呢？这样的优惠政策等于没有。” 我所知道的情况是，在农村里，一般的家庭都不止一个孩子，而且这些孩子都要上学，而收入年年在减少，学费年年在增加，有很多家庭为了孩子上学，早已经是负债累累，生活困顿不堪。有病不敢医，有钱不敢用，有泪无处流！这是我们很多在校园里终日无所事事，天天说自己无聊的大学生所永远想象不到的。 2002年，一个宁夏回族的农村小女孩马燕写了一本日记，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被翻译成多种文字。马燕村里的60个孩子，因为外国人的真诚关心，终于上的起学了。在那篇日记里，没有华丽的文笔，只有这样的朴素而又真实的文字“今年我上不起学了，我回来种田，供养弟弟上学，我一想起校园的欢笑声，就像在学校读书一样。我多么想读书啊！可是我家没钱”。据说这本书在中国卖的很惨，也很少有人知道，确在外国卖的很火，而且很多外国人为他们捐钱捐物。
对于这群真诚的外国朋友，我发自内心的尊重。在中国，为孩子们捐钱只不过是某些企业和个人的做秀表演。将这样丑陋粗俗的表演表现在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眼睛面前，我觉得那简直是一种罪恶。

2003年9月9日至21日里，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教育权报告员托马舍夫斯基女士，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考察了中国的教育状况。结果显示：中国的教育经费只占全国生产总值的2%，而且政府预算只占教育总经费的53%，剩下的47%则要求家长或其他来源去填补。随后她公布的材料显示中国的人均教育开支之少，连穷国乌干达都比不上！ 教育是农村的振兴之本！没有教育，农村永远也不可能有发展。而现在的问题是，不但大学教育成问题，就连最基本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在农村也是越来越困难。而这种现象的直接结果，就是造成了农村的代际贫困。仿佛贫困是可以遗传的，只能一代接一代地贫困下去。就象利奥.拜克说的“父辈的苦难成为子孙的原罪”。1962年的时候，日本的生活水平还不如我们大陆，他们那一代孩子是光着脚上学的。正是这样的即使只能光着脚，也能够让你上学的教育政策，日本开始了经济的起飞。而在台湾，在他们经济起飞的时候，GDP的12-22%都是用于教育，而在中国，即使在现在都没有达到3%。那么在农村，就更加难以想象了。 一组组的数字令人触目惊心。中国的教育经费预算在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中，是列世界151个国家的149位。全国仍然有四分之一的县没有普及义务教育。而那些不能上学的，大部分都是在农村。而他们之所以贫困，绝对不是因为他们的懒惰与自私，而是因为他们生来就是那九亿分之一。
对于这样的事实，我只想到了两句话：一句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的深意实在不便明说。另外一句话就是一句成语——杀鸡取卵。 突然想起了网上看到的一位仁兄的玩笑“10年前读大学是500，今天是5000，估计到我儿子他们那代就是50000。看来我的儿子只能去当民工了。”
希望这只是玩笑。 每年的九月一号，似乎就是一个农村大学生的受难日。当我们成父母皲裂的双手里接过那浸透着血汗的学费时，看着父母日渐苍老的面容，越来越驮的背影，我们有没有问过自己，是否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而我们有没有想到过，在农村，还有很多的自己一样的学生是不能去学校的，因为他们穷，因为他们是农民。
每当这时候，就会有人出来呼喊：改革是要以损害一部分的利益为代价的，我们不能只公平不讲效率。仿佛农民的苦难是天经地义的。
难道我那九亿的骨肉同胞为改革做出的牺牲还不够巨大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公正地帮他们说话呢？
我惧怕一个主义话语充斥的时代，所以我努力坚持个体言说。
在面对我的灵魂家园时，在面对九亿生活在艰难处的我的骨肉同胞时，我不愿意紧紧地闭着我的眼睛，因为我害怕闭上眼睛后，黑暗的会更黑暗。我宁愿流着泪睁开我的双眼，让回返心灵的泪水淹没一切......
最后，我想贴一篇我一直很尊敬的余世存先生的诗《歌拟奥登》，希望它能象黑夜中的一道锋利的光芒，灼伤我们那许久不曾看到光明的双眼。
歌拟奥登
——余世存 据说这个城市有一千万人口，
　　　　　 有的住花园别墅，有的住胡同平屋，有的住在海里头；
　　　　　 可是我们没有一席之地，弟兄们，我们没有一席之地。
　　　　　　　　
　　　　　　 据说这里是我们的历史和梦想，是我们的骄傲，
　　　　　　 我们像亲戚来串门，却也引起它的懊恼；
　　　　　 它让我们呆在原地不动，弟兄们，它让我们原地不动。
　　　　　　　　
　　　　　　 我们的原地，荒凉的地方只有不长五谷的山沟，
　　　　　　 我们要靠它吃饭人们却痛心疾首；
　　　　　　 他们不让我们砍树，弟兄们，他们不让我们砍树。
　　　　　　 ……
　　　　　　　　
　　　　　　　我们逃离饥饿，寻找幸福，交通部门要走我们的所有，
　　　　　　　让我们挤在一起窒息，疯狂，死去，认清自己
　　　　　　　不如他们眼里的一条狗，弟兄们，我们不如一条狗。
　　　　　　　　
　　　　　　　我们没有身份，派出所的人抓住我们说活该，
　　　　　　　“如果不交钱你就没有三证，对我们来说你就不存在。“
　　　　　　　可是我们存在，我们还活着，兄弟们，我们还存在。
　　　　　　　　
　　　　　　　那从我们中间飞升上去的悄悄地说我们是一种文化，
　　　　　　　我们游荡去来，像蝗虫，从三国水浒吃到现在；
　　　　　　　他们说我们是害虫，弟兄们，他们说我们是祸害。
　　　　　　　　
　　　　　　　去到一个科研院所，他们论证说
　　　　　　　目前还没有我们的现代化计划，等下辈子再来找它；
　　　　　　　但这辈子我们怎么化，弟兄们，这辈子我们怎么变化？
　　　　　　　　
　　　　　　　我们交纳了增容费，暂且安身。报纸表达得暖昧，
　　　　　　　老太太的小脚跑来可真是敏捷，逢年过节地喊着防贼；
　　　　　　　她指的是你和我呀，弟兄们，她指的是你和我。
　　　　　　　　
　　　　　　　有人说我们太笨，素质太低，为什么禁止我们进入
　　　　　　　很多行业？他们明明知道中关村里的电脑是我们攒的。
　　　　　　　有人说我们到城里来只是出丑，同样是修路，扫地，
　　　　　　　　
　　　　　　　法律法规却让我们交出自由，
　　　　　　　我们规规矩矩地坐在城里人身边；
　　　　　　　他们却皱着眉头，弟兄们，他们指我们太臭。
　　　　　　　　
　　　　　　　听说学者们的忧愁就像富人的富有，就像我们的匮乏，
　　　　　　　他们反抗现代性的异化，听说他们比我们活得光荣伟大；
　　　　　　　他们在绝望里令人感动，弟兄们，我们在绝望里无所适从。
　　　　　　　　
　　　　　　　我想我听到了这个城市上空有一个声音，
　　　　　　　那是陌生却异常的权威，说：“他们必须牺牲。“
　　　　　　　噢，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弟兄们，我们在他的掌握之中。
　　　　　　　　
　　　　　　　看到一只狮子狗裹着短袄，别着胸针；
　　　　　　　看到门儿打开，让一只猫走进门；看到人们都在出国；
　　　　　　　看到学生们扔砖头，看到“我的朋友比尔“在北大演说；
　　　　　　　　
　　　　　　　看到春天的花和春天的鸟，
　　　　　　　看到一条鱼在饭店前的水池里自在地游，
　　　　　　　我们是新奇带一点儿糊涂，弟兄们，是新奇带一点儿糊涂。
　　　　　　　　
　　　　　　　我们流浪，从80年代到又一个世纪，
　　　　　　　我看见这个城市日新月异，万家灯火；
　　　　　　　没有一盏属于我，弟兄们，没有一盏是我们的。
　　　　　　　　
　　　　　　　武装警察越来越多，防暴队伍有特殊的任务，
　　　　　　　从东单到西单，他们要保卫权威和一种幸福，走去又走回；
　　　　　　　他们在寻找你和我，弟兄们，他们在寻找你和我。
　　　　

农民问题 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无论何朝何代，最苦最累的都是农民，无论共产党的法律里说得如何好听：中国共产党是由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组成的。但现在请农民家里去看看吧，去看看这些国家的主人的生活是如何样的。

今天上论坛的兄弟，也许明天就是国家的栋梁。

在你们发达的时候，是否还会有年少时的良知？

每个人都在被这个冷漠的世界所同化。我只希望，我的那一天晚一点到来。

不顶不行

信

就知道老妖怪显身江湖没好事 人们未必不知道，知道，未必就会去做到，做到，往往不会如设想般美好 希望小学大笔捐款用于豪宅私车，贫困山区脱贫资金用于深沪市基金抬盘 打这么多字，看的我真TMD的累，只是想知道，你想说什么？振臂高呼一如螳臂当车，只在一些人路过的瞬间发了下呆…… 阁下常常纠结于相当多的社会问题与思潮上高屋建瓴，能否，下来一点？ 历史证明，上层建筑不能影响社会的前行，一切不利于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必然淘汰，因此，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是当时当地当前的诸多因素导致并且必然产生的 在下只能茫然而糊涂的活着，等死，而绝大多数人，也一如此。

“在下只能茫然而糊涂的活着，等死，而绝大多数人，也一如此。” 虽然绝大多数人如此，并不代表所有人都应该如此，至少我不愿意。 “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鲁迅先生说的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文人。 在信仰丧失，道德伦理受到巨大，人文精神备受冷漠的现代社会，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知识分子形象——公众知识分子（the public intellectual）。尤其是在中国，为什么会有可能因为言论而获罪，恰恰是因为我们有的人惧怕这样的力量，来自公众知识分子良知与信仰的力量。虽然我是学机械出身，但是我认为：即使投入到人文领域就代表着清贫，困顿与饱受讥讽，我依然愿意万劫不复。 我惧怕一个主义话语充斥的时代，所以我努力坚持个体言说。 我不愿意茫然糊涂地活着，宁可在表达真实，追问意义的过程中快意地死去。 但是我并不认为我的行为比你们高尚多少，也从不认为选择世俗地生活就是值得鄙夷的，这仅仅只是每个人选择的道路与方式不一样而已。在一个多元化社会里这样不同的选择是很有必要的，只是希望大家都能彼此多一点理解与尊重。

有的時候。。。。 覺得自己真的很幸福。。。。 那個世界，離我很遠。。。。。。。。。

所以把握好你现在身边的一切。

三农问题从始皇时代就是个困扰中国统治者的大问题（当然，以前和现在的定义可能不尽相同），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不是由知识分子振臂一呼就可以解决的，涉及到社会生活乃至制度的方方面面。可以说不是打倒一种主义或是更换一面旗帜就可以完全解决的（历史上已经有过无数次这样的经验）。这种复杂性要求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而我们正开始这个过程。 当然这个缓慢的改良在现阶段段肯定是还要遭人唾骂的，因为我们并不能因为看得到光明的未来就不去看现在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