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心随笔】父亲的婚事[堕落街论坛]

一直以来，每当有人知道我是家中长子，而又问起我父亲的年龄时，我在回答后，看到他们惊异的目光，都不得不加上一句――我父亲结婚晚。当我再看到他们仍然不太理解时，我就习惯性地再加上一句——我家那时成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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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风风雨雨的年代。”这是在荧屏红极一时的电视连续剧《血色浪漫》形容文革岁月的一句话。其实，在我看来，风风雨雨并不可怕。因为人生中风雨实在太正常不过了，毕竟人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最终能不能等到彩虹，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风雨。

但文革时代的风雨，却令人感到是那么的可怕。可怕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的狂暴与肆虐，而在于它的片面性――只吹向一部分人；在于它的随意性――只要成分好，只要是革命小将、激进分子，随时随地皆可以扮演风神龙王的角色，任意呼风唤雨。

我的父亲，很不幸，就属于那种无法呼风唤雨，只能等着风刮雨淋的人。说是等，其实是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你没有选择，没有天气预报，你必须365天×24小时×60分×60秒地时刻保持警惕，时刻准备暴风雨的洗礼。说是洗礼，其实是这样一种情况，极大多数时候，是只有洗而没有礼的。而所有的这些，都是因为我爸的出身不好，我家当时的成分太高。

现在的人提起成分，大多数如我般年龄的人，脑子中都会自然而然的形成物质组成这么一个概念。尤其是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学化学的人，提到这个词，脑子里肯定会迸出元素啊、原子啊、分子啊诸如此类的词汇。但是你如果给我爸提这个词，或者你如果跟与他差不多年龄的人提这个词，他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人的身分，更确切地说是标签，类似于现在的商标这么一个概念。

这实在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一个人，无论你现实中品德怎么样，只要你的父亲或者爷爷，只要你的祖辈中有人是地主，那你就自然地会被烙上地主后代、富农成分这样一个“商标”，你就属于“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女”。在这里，“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女”也是文革时的特定用语，“可以被教育好”这个限定词，至少显然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很直接，显然是说他们通过教育能教育好；而另外一层意思，其实也并不隐晦，就是说他们现在不是好子女。这样的一个限定词，一般是用在地主后代、右派分子后代等人身上，比如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的子女，都曾经被称作“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女”。而我父亲，由于他爷爷，也就是我爷爷的爸爸是地主，也被划成了地主成分，也成了“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女”，虽然他那时已经二十出头了。

那时代，有一种比较流传的说法，叫做“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是文革中北京大学的学生谭力夫贴出的一副对联，后来广为流传。这其实是封建社会的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子会打洞”的翻版，然而这种“唯血统论”在当时的情况下，却广为流传，甚至成了衡量一个人是好汉还是混蛋的唯一标准。

而我的父亲，很不幸，因为他的老子不是英雄，而是地主后代，是“牛鬼蛇神”一类，人人得而诛之的人物。因此，我父亲成了“混蛋”，这是从他一出生就注定了的，是无法改变的。不管你后天有多大的努力，不管你是英雄了得，还是真的混蛋，你都必须是而且只能是混蛋。我父亲感觉他很冤枉，整天埋怨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不是英雄。

当然，我父亲的这种埋怨，我爷爷是听不到的。因为我父亲是遗腹子，他和我爷爷从来就没有见过面。其实，事实上我父亲是冤枉的，但他不知道他埋怨我爷爷也冤枉了他的父亲。因为，我爷爷的父亲虽然是地主，但到我爷爷这一代，家境已经没落了，我们家那时基本上是属于“脱了毛的凤凰”。我爷爷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和写字，对别的事一概不感兴趣。在二十四岁那年，比我现在还小两岁时，撇下了两个女儿和已经怀孕的我的奶奶就撒手人寰，去了另一个世界了。

据我们村里的老人说，我爷爷在世的时候，是属于比较低调的那种人。他的低调大致可以这么理解，既然已经成了“脱毛凤凰”，内心的悲凉肯定可以想见。可他想不到，在他去世二十多年后，他却成了我们村里的名人，鼎鼎大名的人物。因为我们家是我们村唯一符合“地主”家庭条件的家庭。

我父亲1945年出生，文革开始时，刚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以他的成分，他的条件，要找一个对象结婚，那可真是相当的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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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爸是绝对不甘于一辈子打光棍的。这不仅源于他娶妻生子、组建家庭的需要，也源于他的使命。我家到我爸这一代，已经是三代单传了，我爸如果不能娶到老婆，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那按照当时的说法，我们家就算是“绝后”了。

于是，我爸很是着急。其实，我奶奶比他更着急。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我奶奶是个很了不起的伟大女性。她缠着小脚，瘦小的身躯，却从二十二岁就守寡，支撑着我们那个曾经多次摇摇欲坠的家。我奶奶看着我爸爸一天天地长大，可一直没有提亲的上门，心里的着急可想而知。

那时候，我们家不仅仅成分高，而且相当地穷，穷到后来我奶奶给我讲我都难以想象的程度。据说，我们家当时住在我们村唯一一个牲口棚旁的一间小屋子里。我奶奶和我爸爸的床挨着放，然后房间里就没有了其它的空间。还是据说，由于离牲口棚较近，一到夏天，牛、羊粪便的气味让人难以忍受，屋里的苍蝇更是多得无法想象；由于房子年久失修，漏雨比较厉害，下雨时甚至屋里比外面下得都大。也是据说，那时房子里我奶奶和我爸爸的床上都放着一张很大的塑料布，一下雨，就赶紧用塑料布将床盖上，以防将被子淋湿。这也许就是在我的记忆里，我奶奶和我爸都本能地害怕下雨的主要原因吧。

幸好，我爸爸是属于那种比较乐观的人。用我们家乡的话说，就是属于那种泡在苦水里也照样笑的人。可一晃又几年过去了，我爸的婚事仍是没有着落。虽然我奶奶托很多人给我爸提亲，很多女孩子刚见我爸的面，和我爸一聊天，对我爸的印象都特好。可一打听我家的情况，都又坚定地摇了头。我爸是属于那种比较能“忽悠”的人，口才相当凑合，据说，我在“忽悠”方面的天赋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我父亲的遗传。

到后来，我奶奶和我父亲都习惯了。他们决定，不要这种虚幻的高兴了，每次在刚提亲时，就先介绍一下家里的情况。可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提亲者一听到这种情况，不管我奶奶把话说得多好，人家的头和手始终都处于有规律的摇摆振动状态。

据说当时有个死了丈夫的人，曾经让我爸爸看到过希望。那位前辈妇女带着三个孩子，我爸曾把她“忽悠”得不亦乐乎，下定了要嫁给我爸的决心。我爸当时也顾不上嫌弃人家几个孩子的拖累，抱着一种“要饭的不能嫌汤稀”的心理，想着能有一家人就不错了，欣然决定要娶那位前辈。可那位前辈就去我们家一次，只一次，说了一句“这让我们怎么住啊”，就只说这么一句，就再也没有了下文。

我想我爸肯定当时一定特别郁闷和失望。我看过我爸当年的照片，虽然称不上玉树临风，但至少也算得上年轻帅气。但就是因为家庭出身不上，“商标”太差，居然连带着三个“拖油瓶”的寡都搞不定，我想，他当时一定是倍受打击的。

幸好我爸没有消沉。他看出这样一直下去不是办法，在家里根本找不到对象。于是，在1971年春天，也就是我爸二十五岁不满二十六岁那年，他做出一个伟大的决定――离开家，走出去。他登上了东去而后又南下的火车，到了广东惠州的一个小铁道处干起了苦力。我爸应当属于我们村外出打工的第一人了，呵呵。

我爸从小身体就比较虚弱，干苦力根本不是他的强项。可他，就凭着自己非凡的毅力，发扬“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的革命精神，愣是受到了工头的赏识，只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就被提拔为小组长。

虽然那时不怎么流行自由恋爱，但我爸在铁路干活时，也谈了不少对象。当然，这里面也有许多是别人介绍的。可我爸是个老实人，虽然他在外地打工，可他不愿对对他印象较好的女孩子隐瞒他的身分。他说，他如果那样的话，他会害了人家，他会良心不安。

后来，我爸爸的工程队沿京广线到了河南新郑段。在新郑，我爸认识了一位小学教室。那女孩子可能从来没有见过如我爸爸般能“忽悠”的人，一下子就被我爸爸的气质给吸引了。虽然我爸爸一再声明他是地主后代，可那么前辈就是认定了我爸。据我爸不完全交待，他们曾经手牵着手看过电影。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我爸爸曾经应该是个很浪漫的人，至于他有没有帮那位前辈挑过水、逮过萤火虫，他们有没有对着流星许下不变的诺言，我就不得而知了。

套用大话西游中的一句话“幸福的时光总是很短暂”，也许是我爸爸点背，也许是他的命真的不好。那位善良而又执着的前辈，居然在一次大雨过后，为了抢救她的学生而被洪水夺去了性命。这似乎是个令人熟悉而又老套的故事，但一旦现实地发生在人们身旁，尤其是发生在与你悉悉相关的人的身旁，那种震撼是可想而知的。

我想我爸那时肯定特伤心，特难过，特痛苦，特无助，这位前辈几乎成了我爸爸永远的怀念，虽然聊起她是我妈的十大禁忌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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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势浩大，波及整个中国，影响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的文化大革命，终于随着江青、“四人帮”的倒台，而彻底落下了帷幕。成分，这个扣在我爸爸头上的“金箍咒”，终于被拿了下来。人和人之间，再也不用通过与生俱来的“商标”来区分优劣。“血统论”的错误论调，虽然在文革时就已经被很多有识之士，甚至包括陈伯达之流的怀疑，但一直保持着其在政治区分中的生命力，现在也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我爸当然是高兴的。他终于可以和别人一样，不用走到哪儿都会因为出身而遭受白眼，不用整天提心吊担、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般地活着。但他的婚事却仍然没有着落，他是年轻的时候有成分，等到没有成分的时候，他已经不再年轻。文革彻底结束时，我爸爸已经是三十二岁的大龄青年。在农村，在当时的情况，和我爸年龄相仿的人，他们最小的子女一般也都过了打酱油的年龄。

还有一点要说的，成分虽然消失了，可我家的情况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我奶奶仍然住在那间小房子里，不同的是原来的牲口棚里已经没有了牲口，还有一点不同的是，那房子已经修得基本不露雨了。我爸虽然每年在外面打工能挣些钱，可靠苦力挣的钱毕竟有限，想彻底改变家庭条件几乎没有可能。

我爸是个孝子，每年春节都必定回家看望我奶奶。我奶奶仍然是乐此不疲地张罗他的婚事，虽然成分去掉了，可我爸的婚事仍然看不到任何曙光。这是很显而易见的，正如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贝克尔说的那样，上帝目光所及，皆可交易。婚姻，尤其是农村的婚姻，更尤其是当时农村的婚姻，更带有很强的交易性质。既然是交易，就必须遵循一定的价值规律，基本上实现等价交易。而我爸的价值，已经随着岁月消蚀，大大贬值了。正如1954年艾伦•金斯伯格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那样：世上并无尊卑，如果有不平等，那也只是价格上的不平等。我爸在价格上，已经和当时的农村女青年产生了巨大的差值，而这种差值，注定他的婚姻将有更多的坎坷。

庆幸的是，我父亲又一次没有失望，没有放弃。他又一次直面这样的现实，在一次次与女孩子频繁相亲的过程中，我父亲将他的口才发挥得淋漓尽致。据说，文革刚结束的那几年，我爸相的亲就不下一百余个，以至于后来那些和我爸仅有一面之缘的前辈，现在提起我爸，仍然对他的口才很是称道，赞赏有加。

但口才毕竟只是口才，“忽悠”不能当饭吃。在面对我爸那么大的龄，我家那么一个情况，很多前辈，仍然义无反顾地退缩了。

据我爸后来说，那时的他是彻底失望了。他虽然有种不服输，不认命的韧劲与勇气，可无情的现实告诉他，其实他已经输了。他虽然多次在命运面前愈挫愈勇，但上天似乎在告诉他，他的命运已经注定，他所有的努力都只不过是垂死挣扎。

可上天没有彻底将我把扔在深谷。她虽然没有让我爸闻到花的芬芳，但她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将果实直接砸到了我爸头上。

1978年，那是一个秋天，有一位老人，在我们村的东边，划了一个圈。那个老人就是我外公，划的那个圈，其实是个戏台。是我们村里的人要办喜事，而我外公则跟着我们乡下的业余剧团打杂。那年，我爸没有再出去打工，而是用他挣的钱，在村里重新修了三间房子，虽然还是土墙房子，但毕竟比原来的那间要好得多。就是在那次看戏时，我爸认识了我外公。据说，那次我爸和我外公一见如故，居然聊得我外公都忘了打杂。大概我外公也是属于那种比较能“忽悠”的人，他可能走了很多地方，在“忽悠”方面罕逢敌手。于是，一遇上我爸，就像遇到了知音一般，有强烈的相见恨晚之感。

戏结束一段时间之后，我外公又专程跑一趟来找我爸，居然要和我爸结为兄弟。那时农村，可能还比较流行这个。再加上我外公整天跟着剧团跑，早就是舞台上见多了这个。于是，他们就真的结拜了，他们就这样交往下去了，我爸一直刻意隐瞒着自己的婚事，当我外公到我家看到只有我奶奶时，我爸爸总是想方设法搪塞。

可后来，我爸爸的境遇还是让我外公知道了。我外公为此感到惊诧，在他眼里，我爸爸是个优秀非常、口才甚佳的人，虽然成分高了点，但也不至于找不到对象。

再后来，我伟大的外公就做出了一个更加伟大的决定，这个决定对于我们家，尤其是对于我和我弟弟妹妹的意义，是无法估量的。他决定，将他的三女儿，也就是后来我的妈妈，嫁给我爸爸。

当时，我妈妈才二十岁出头，是我外公打杂的那个剧团里的演员。年轻漂亮，戏唱得也好，我外婆当然不同意她嫁给比她大十几岁的我父亲。可我外公就是认准了我父亲，说什么也要定下这门亲事。虽然我外公是男权主义较强的人，在一般事情上，我外婆是从不反对他的。可在这件事上，我外婆寸土不让，丝毫也不愿作出妥协。我外公后来作出了小小的让步，让我妈妈见见我爸，听听我妈的意见。

1978年，农历腊月二十八，晴，万里无云。马上就要到年底了，在我外公家不远外的小树林里，我爸和我妈完成了历史性的会晤。当然，他们当时谈了什么，我爸妈都已经回忆不起来。可就那次见面后，我妈就铁了心地要嫁给我爸。

现在看来，我妈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在那时，她能有勇气嫁给一穷二白、年龄大她十几岁的我爸，的确是需要非凡的勇气的。就凭这一点，她就必将在我们家的家谱上永远留下光辉的一页。

看到我外公和我妈的态度都那么坚决，我外婆也终于不那么坚持了。农村妇女大多是这样，如果看到一件事情无法挽回，她们通常总能找到劝自己的理由。

我外公担心夜长梦多，担心时间长了我外婆再变卦，错过了他钓到手的金龟婿，又随即做出了另一个伟大的决定。决定当年年三十，也就是我爸和我妈见面的第三天完婚。

命运的橄榄枝终于坚定地伸向了我的父亲。在所有的人惊羡的目光中，他和妈在1979年春节的前一天，举行了婚礼。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6 11:37:43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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