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东警方5月18日的一纸通报，让邓玉娇案再掀波澜。这个通报和几天前同一警方发布的消息有些差异，但并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更和媒体披露的同一警方向县政府汇报的细节大相径庭，但没有否认这个得到广泛传播的汇报的存在。也许警方认为不言自明，当以最新的通报为准。但是因为这关系到一个年轻女子的命运，关系到涉事官员的罪与非罪，更关系到普遍性的社会公正，所以民众不会像点击电脑屏幕上跳出的一个图标那样，主动地接受这个更新版本。我以最大的善意揣测，也许警方并无他意，仅仅是凭着严格的职业精神，让表述更加准确而已。但是我还是无法说服自己，为什么所有的主干和细节的更改，全都指向为涉事官员开脱罪责、陷邓玉娇于刑事犯罪的方向？

在最新的通报中，两个关键的事实变得含混起来：其一，涉事官员中的死者邓贵大并没有向邓玉娇索要“特殊服务”，而是黄德智要求“异性洗浴服务”；其二，涉嫌强奸犯罪的暴力行为，也就是邓贵大两次将邓玉娇按倒在沙发上，变成了争吵中的两次“推坐”。其他细节也随之发生微妙变化，比如案发现场休息室变成了水疗区和休息室两个地方，休息室里也出现了两个劝架的服务员，等等。

警方要么没有想到，要么根本不在乎，这一纸通报引发了更大的民愤。其实，严格地从独立办案的职业态度上讲，警方完全可以不考虑舆论，舆论也无从干预警方。问题是，舆论根本就不相信，警方是在本着专业精神独立办案。在这个问题上，舆论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主流媒体的评论员和法律学者、维权律师，他们斤斤计较于警方的雕章琢句，致力于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追求公平与正义；另一部分是更为广大的民间舆论，他们根本就不在乎警方的雕虫小技，看到的是此一事件反映的社会问题。

无论警方怎样遣词造句，也无法否则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在遍布各地的洗浴、按摩、KTV、发廊等所谓的“娱乐休闲”场所，存在大量的名为“特殊服务”或“异性洗浴服务”的性交易，而这些地方的顾客，相当比例来自地方官员。最大的问题不在性交易本身，而是由于这些官员消费者的存在，其间的权利关系被不受制约的权力极大地扭曲了。在正常的社会，官员涉足这些场所比别的人士要有更多的顾忌。但是在很多地方，他们表现得更加嚣张。在此案中，就算这几个官员找错对象，误把邓玉娇当作“特殊服务”提供者了，被对方明确拒绝之后，他们为什么会恼羞成怒呢？邓贵大还要掏出一叠钞票来搧打她的头——这个动作，包含着一个习惯于滥权的官员的羞辱、利诱和恐吓。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这时候邓玉娇所受到的羞愤和压力有多大？一个弱小的服务人员，被定位于“不提供特殊服务你在这里干什么”的角色，她该怎么办？和很多人一样，邓玉娇选择了忍辱离开。但是这样并不能让滥权者满足，邓贵大将其按倒（或者“推坐”吧）在沙发上。她再欲起身离开，又再被按倒（或“推坐”）。假如她没有挥刀反抗，其结果将会如何？被激怒的官僚会轻易放过她吗？就算没有大家所设想的强奸或轮奸（也许只是我自己难以想象），一顿包含性侵犯的羞辱一定是难以避免了。而且在羞辱之后，他们就会善罢甘休吗？邓玉娇在他们的地盘上如何混下去？在那一瞬间，也许她感到了深深的绝望。谁能告诉我，此情此景中，一个注定要被羞辱的命运，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去反抗？

也许有人会说，苟且偷生，选择顺从吧，甚至把强奸当享受。这听起来十分荒谬，其实大有市场。出于对暴力行动的恐惧和反思，这些年来人们对顺从和忍让的要求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主流媒体也是一个有力的宣扬者，当然不能满足于这个明显的谬论，他们加了一条：留下法律证据，去依法维权。依法治国是十多年前提出的治国方略，得到了媒体和法律学者的普遍认同。这些年来，他们不遗余力地宣传法治观念。维权律师也把“依法维权”作为一种主要的策略。但是，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一些地方的官员和警方对于法律的“利用”，可能导致对这些努力的毁灭性打击。普通民众会发现，原来地方官员可以“依法强拆”、“依法跨省追捕”、“依法打击上访者”，警方更可以“依法从重从快”、“依法送进精神病院”、“依法秘密办案”，甚至连邓玉娇到底有没有投案自首这样简单的情节，警方也“依法”不能确认。

还有，官员凭什么认为自己就应该理所当然地享受“特殊服务”呢？是他们在生理上属于另类吗？还是他们的收入特别高——一个镇的招商主任的法定薪水到底有多少，钱多得随手可以掏出来砸人？不，都是因为他们手中的权力。一个可能难以用法律数据证明，但是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事实是，这些基层官员的消费，相当部分来自公款。他们滥用公款，带来的不仅仅是浪费，更是对普通民众的羞辱和欺凌。

这些才是民众愤怒的真正原因，它们可不是警方一纸聪明的通报就可以掩饰过去的东西。

就邓玉娇案致全国妇联的公开信【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