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晓错
-- 发布时间:2004/10/2 0:5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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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诞生记 1949年9月27日,五星红旗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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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让新中国的旗帜在开国大典上升起,1949分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将拟定国旗的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并决定成立第六小组专门负责。 全国政协办公厅退休干部彭光回忆说:“第六小组1949年7月4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发布《国旗征集启事》,报筹备会的常委主任、副主任批准后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各大报纸同时发表。” 在短短的30天里,海内外3000多幅国旗设计图案寄到筹备会。无论是开国元勋还是普通职员,无论是9岁学童还是耄耋老人,人们在对共和国未来旗帜的描绘中,倾诉着从奴隶至主人的豪情。其中第32号方案咐起了代表们的重视。 五星红旗图案设计者曾联松说:“1949年7月份,我在报纸上看到征稿启事后,我的心情就很激动。考虑到中国的茫茫长夜从此一去不复返了,朝霞满天啊,新中国就要诞生了,山回路转,祖国的前程就非常远大光明,因此就决心响应号召,设计了国旗。” 第六小组同意采用这个方案,并对象征意义作了修改:第一项红色代表革命;第二项五星代表革命人民大团结。 1949年9月27日,新政协形成决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 第一面五星红旗缝制任务交给了这些普通人。 原北京工艺美术社工人赵文瑞说:“绸子买的时候可麻烦了,瑞玞祥跑去说没有宽的料。都是小窄料啊,那时候没宽的。我让他改,他说这可没法改,不会织宽的,做的那窄。完了我在地上爬(着缝)吧。” 北京有色金民总公司离休干部宋树信说:“制作国旗的任务是北京市下达的,我当时在北京市直接领导下的永茂实业公司供销科。我们做国旗时发动了北京市所有的缝纫社、裁缝铸。当时做了多少万面。到了29号,我们经理曾树德同志他跟我谈,说毛主席亲自升的第一面国旗(的缝制)就是10月1号,这个任务、政治任务就交给咱们了,一定要完成,跟我讲。我说行,保证,保证完成。” 第六个组精心设计了开国大典上升旗的具体方案。时任新政协筹委会第六小组秘书彭光涵说:“这个国旗是主席升的,不能够其他人都拿着国旗,那样的话就不好了。就讲大家要把所有的国旗都包起来,就是各个游行队伍,各个群众,都把国旗要包起来,等主席把这面旗子升上去时,然后大家都拔旗子一下哗地展开。所以那个场面就变成都是国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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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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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志,这枚国微并不是与共和国同步诞生的,它的酝酿经历了一年多的时间 。 新中国宣告成立的前夕,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决定草拟包括国徽在内的若干方案,对国徽提出了三条具体要求:一是中国特征;二是形式要庄严富丽。在征稿启事发布后的一个多月内,收到国内及海外应征稿件112件,图案900幅,但无一令委员们满意。 时任新政协筹委会第六小组秘书彭光涵回忆说:“征求了以后大家都不满意。因为这是做国徽不是做别的东西,不是画张画,是要制作一个模型。第六小组就请了张停和钟灵两位同志设计了几个图案,我们把它印制出来作为《国徽图案参考资料》发给所有的代表。但是征求意见后,大家都不满意,国徽图案就没有了。那么这次开国典礼的时候,持国徽的地方我们都设计好了,那么这个问题怎么办?大家研究后就决定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典’。” 1950年6月14日,政协一届二资会议在北京举行,国徽的设计再次被提上议程。会前,政协常委会决议采用天安门为国徽设计的主题内容之一,并邀请由画家红停先生牵头的中央美院和以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牵头的清华大学营建系加紧压国徽的设计。在此后的时间里,他们都将自己对新中国的一腔炽热倾注到对国徽的精心设计中。 时任清华大学国徽设计组成员汪国瑜回忆说:“我们11号成立小组以后到6月20号,差不多七、八天功夫做了几个方案。林徽因先生、梁思成先生都提出意见,说我们的国徽做出来以后,不是画一幅画,而是要制作下一个模型。因此把天安门简化了,不单是天安门,所有其它东西都要把它简化了,周围的环境都要简化掉。我们党的天安门有它的双重性。什么双重性呢?老百姓知道它过去是皇宫的大门,但解放以后我们在这里检阅过,特别是‘五四运动’的发生也是在天安门。可是不是在天安门城楼,是在天安门广场上。不是天安门城楼本身,天安门只是个背景。我们是这样来理解的。” 1950后6月20日晚,在周恩来总理的主持下,全国政协国徽审查组确定了清华大学设计的国徽图案。1950年6月23日,在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通过决议,同意国徽审查组的摄制和所拟定的国徽图案。 从共和国的领袖到具体的设计者,国徽凝聚着他们对新中国的一片深情。 国徽石膏制作者之一徐沛真说:“因为这是做国徽,不是做别的东西,很苦很累,那我不觉得很苦很累。这是愉快的,因为这是做国徽。” 1949年来,这枚庄严而富丽的国徽成为镶嵌在祖国母亲身上最耀眼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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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在国歌正式确定前, 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是不是已经过时了?是不是这句话可以改一改?经历的时间越久它越闪光,这种艺术魅力可能是永恒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轮陷,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组织下,全国人民投入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战争中。著名剧作家田汉有感于民族危难,创作了以抗日救亡为题材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义勇军进行曲》就是这部影片的主题歌。 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梁茂春说:“《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叫聂耳,作词者是田汉。在1935年创作完成。那么写作成功之后呢,就随着电影的播放而迅速在群众中间流传开了。它表现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决心,应该说唱出了时代危亡时期的最强音。” 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关于国歌的制定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座谈会,召集有夫人员商讨确定国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著名画家徐悲鸿提出了一个建议。 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回忆说:“他说他想提议拿《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 时任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第六小组秘书彭光涵说:“当时的争议呀就是有这么一条,就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不是已经过时了,是不是这句话可以改一改?” 徐悲鸿夫人廖静文说:“他觉得《义勇军进行曲》是支非常雄壮的曲子,歌唱了人民的意志,体现了人民的信念。” 彭光涵说:“毛主席说我们过去是在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现在呢还是帝国主义包围着我们,我们还是天天要受到威胁的,所以呀保留这个歌词还是有它的好处。周总理就说呢,这个歌啊改了就没有感情了。” 开国大典联合军乐团总指挥罗浪:“国歌在政协通过代国歌时是1949年9月27日,但是没有这个总谱。我赶紧连夜写了一个,比较简单低音部伴奏总谱,连夜抄分谱,30号上午排练了一下,就到10月1日下午,而且演奏的很不错。” 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由200人组成的联合军乐团第一次正式演奏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 起来 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 前进 进。。” 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梁茂春说:“经过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证实了,这首歌曲是能够代表我们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和愿望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想这句永远应该鼓舞我们全民族、全华人的这样一种精神。” 当年,这首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曾经激励着中华儿女同侵略者浴血奋战,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号角。今天,这歌声仍然传递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它时刻鼓舞着炎黄子孙奋发图强,建设好自己的国家。。 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正式确定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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