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很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耐心看，先摘录一些吧。

一个国家，有时候会在惊心动魄的浪潮卷过之后，却好像什么也没有改变；有时候又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走出很长一段路程。我回想1990年至2002年的中国，总觉得有点像后一种情况。用长距离大范围的眼光来观察，其格外引人入胜的地方，不是在于她的轰轰烈烈，而是在于她的平淡从容；不是在于她的追求崇高精神，而是在于她开始关注普通人的需要；不是在于她的伟人风范和英雄辈出，而是在于一代新人已经长大，他们完全没有经历这个国家的过去，眼睛里面更多的是未来。对变革的期待取代了对历史的崇拜，进而成为社会的主流。

　　十三年大脉络

　　今天回看这13年的中国，有个很充分的理由：这差不多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整个执政过程。之所以要挑出这十件事情来叙述，是因为：第一，都具有相当广泛深刻的背景；第二，都发生了全国范围的影响；第三，本身既有历史的价值，独木可见森林，又能承前启后，彼此关联，构成这段历史的大脉络。—本文作者

　　1990年元旦刚过，北京大学一位可以熟练使用毛泽东诗词的研究生，成了一次座谈会的中心人物。有人问他：“你怎么看正在兴起的‘毛泽东热’？”他回答：“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又有人问：“你怎么看东欧正在发生的逆转？”他又回答：“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后来《中流》杂志记者把这件事告诉邓力群，后者大加赞赏：“这的确是一种很形象、贴切，也相当深刻的回答和解释”，对毛泽东的怀念就此可以“进入宏观的历史层次，上升到了较深的理性思考。”其实3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知道，这位研究生的回答是出自毛泽东诗词。对毛泽东诗词倒背如流，在“文革”时曾是一种时髦，男女老少人人都会，后来说得少了，可是怀旧的情绪依然在。

　　在共产党的历史上，“发现毛泽东”的人并不少：30年代党的高级领导人在遵义发现了毛泽东的军事天才；40年代刘少奇在延安发现了毛泽东思想；到了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全中国都发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然后是80年代，邓小平率领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重新评价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但现在那位研究生要说的不是这些，他的出发点是，在经过了70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中国人还没有彻底了解毛泽东的价值，还有必要再“发现”。

　　其实“发现毛泽东”并不困难——因为它就在大街上。就像宋强和乔边两个人在多年以后说的，1990年中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毛泽东热”。电影、书籍、形形色色的座谈会，全都热衷此道，毛主席像章卷土重来，一个长相有几分像毛泽东的演员受到观众追捧，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拥向毛泽东的故居韶山。《红太阳》录音带在各个大城市里销售，包装图案上写着“毛泽东颂歌”，正面是天安门，反面是故宫地面的老砖。那上面录着《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毛主席的著作像太阳》、《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总共30首，都是歌颂毛泽东的，当年唱遍了全中国。中国唱片公司上海公司出版这盘磁带的时候，估计也就能“卖个七八万吧”，结果一个月卖了100万，开创大陆歌曲磁带的销售新纪录。那个冬天，北京到处回荡着《红太阳》的旋律，其中属李玲玉的《敬爱的毛主席》最为嘹亮。　　

　　上海《青年报》的编辑觉得此事蹊跷，就在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找来一群读者，想问个究竟。编辑问大家，为什么《红太阳》那么热？大家都说，《红太阳》唤起了大家的怀旧情绪，还说中年人不仅是怀念毛泽东，更多的是怀念自己的青春岁月。虽说是“怀旧”，却和旧的不一样。出版者在封面上用很怪的异体字写了“新节奏联唱”，这倒不是虚张声势。歌还是原来的歌，可是全都被改得变了调，旋律明朗，节奏欢快，加上电子音乐。有个叫鸽子的人听了，当即写道：“好像村里的牛车跑上了城里的赛车道。亲切倒是亲切，难免有点滑稽。”　　

　　今天回想起来，那一年整个中国都变成了比拼搏杀的战场，这有点像那时美国的“纳斯达克”。不过，太平洋两岸人们关心的事有着天壤之别，中国人关注的焦点不是股票跌宕，不是技术革命，不是个人电脑能不能取代大型机横行天下，甚至就连经济衰退、失业和通货萎缩这些难题也不那么重要。那时候中国人的热情十之八九投向了政治领域。反对自由化、切断通向资本主义的改革之路、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就在共产党内、私营经济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基础、市场化就是资本主义化……这些话现在听来恍若隔世，可都是那时报纸电台电视台反复阐述的“至理名言”。　　

　　现在头发灰白、开始秃顶的一代人，那时候正是热血沸腾的青年。现在这些如日中天的职业政治家们，那时候刚刚走进中南海。就像邓小平1989年5月说过的：“第二代是我们这一代，现在换第三代。”在党的81年历史上，“三代领导集体”的说法堪称杰作。邓小平毕其一生，多实践而少理论，不像毛泽东那样著述等身，但他发明了无数政治概念，像“白猫黑猫”、“一国两制”、“一百年不动摇”、“发展是硬道理”、“不争论”、“要害是姓社还是姓资”、“三个有利于”、“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主要是防止‘左’”，还有“第三代”，全都脍炙人口，其对中国今世和后世的影响力，一点也不次于毛泽东的那些鸿篇巨制。周恩来曾说邓小平“举重若轻”，实在是恰如其分的表述。这“三代领导人”的划分则是邓的全部政治遗产中最重要的一个。它给后来者留下了异常清晰的逻辑，也留下了巨大的想像空间。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它有时候成为后人继承大统的象征，有时候又成为后人与前人划分界限的依据。所以有些人认为，“第三代”这个词，把毛泽东时代、邓小平自己的时代，和后来的***时代联系起来，同时又区别开了。　　

　　如果说“第一代领导集体”是随着他们的去世而结束，那么“第二代领导集体”则是在主动交棒。此前13年，“第二代”在推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时候曾经那么生机勃勃。1989年11月13日，邓小平“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别”了。他曾坚决地给予毛泽东思想以崇高的地位，也同样坚决地拒绝让中国回到70年代以前的老路。毫无疑问，他所受的是经典的共产主义教育，但是他却拥有一种彻底务实的精神。他热心改革，相信改革是使他的国家长治久安的惟一出路。在共产党的老一辈领袖人物中，他几乎是惟一把经济问题置于意识形态纠纷之上的人。他看透了老百姓之所以拥护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能够给他们带来利益。这一点在他以前采取的行动中，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对他今后将要采取的行动，也是一个重大的烘托。　　

　　如果所谓政治家就是能够极其敏锐地洞悉天下大势，那么这个连毛泽东也打不倒的小个子的确可以算得上一位。基辛格说他是改变中国历史的人物，这话并不过分。通过他，全中国的人都发现自己的生活改变了。不过，人们对生活的感受是不同的：已经富裕起来的人喜欢邓小平，还没有富裕起来的人怀念毛泽东。这正是那时候中国人的典型心态。　　

　　新任总书记***顶着狂风暴雨，蹒跚而行，发表了十几次重要演说，作出几十个重要决定。现在，也即1992年春天，他已经拿定了把中国带到什么地方去的主意。他打算站出来，既是向邓小平、也是向亿万中国人表明，他是一个可以推动改革开放大业的总书记。　　

　　1992年6月9日，他在明媚的阳光中来到万寿山脚下，走进那个由灰色高墙围起来的中央党校，好几百人在等待他。他昂着宽阔的额头，开始了那次后来产生极大影响的演讲。在某些关键环节上，他不仅跟上了邓小平的步伐，而且还走得更远：“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赞同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以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国的认识和行动，以利于加快新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立。我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对于***的讲话，邓小平不禁赞道：“这件事做得很有分量。”老实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弹性很大的词，可以最大限度地容纳意识形态的两极——既包括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也包括了经济自由化的冲动。尽管如此，人们还是相信：从这一天起，共产主义的世界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幽灵。　　

　　“多不容易呀！多不容易呀！”史文银这一天在稿纸上写道，“你我鬓发都花白了呀！”龙永图也在发出大致相同的感叹。这个个子不高、戴个黑边眼镜、一副书生模样的“谈判首席代表”，自从1987年开始，就和外国人没完没了地纠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那时候还叫关贸总协定)的问题。他展开三寸不烂之舌，一会儿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会儿说“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说了一年又一年，外国人还是不明白怎么回事，不断地问：“你们讲了那么多，请你们回答一个问题，尊敬的中国代表，你们中国是不是准备搞市场经济？”其实这位“中国代表”自己也不明白，只知道“市场经济”是个鸿沟，把中国和世界分割开，有时候他有一点跃跃欲试的感觉，觉得就要跨过去了，比如1987年和1988年，有时候又被无可奈何的情绪笼罩着，觉得那“是不可逾越的”，比如1990年和1991年。多年以后，他有一次回想那些场面，还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大家都说我们已经谈判十年了，实际上我们用六年的时间只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承认我们中国是在搞市场经济。”　　

　　还有很多人，沉默很长时间了，现在也都开心得像孩子似的。我们不妨看一下名单：有杜润生、于光远、秦川、孙长江、林子力、童大林、马家驹、吴敬琏、吴明瑜、董辅、吴象。那个夏季的某一天，这些人走进东长安街上的国际饭店，站在灯光柔和的会议大厅里，互致问候，拉拉手，拥抱，拍拍头，笑声朗朗。他们已经有整整三年没有这样笑过了。这一次是世界观察研究所做东，请他们来研究一个共产党人从未涉及过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吴明瑜穿一身灰色猎装，像是要让自己更年轻些。于光远兴奋得两眼放光，脸红得连他自己都感到发烫。吴敬琏匆匆中断在美国的访问赶回来，手表上的美国时间还没有拨回来呢。“没有什么比这个市场经济研讨会更重要了。”他说。童大林似乎比吴敬琏还要着急，比于光远还要兴奋，他走进来，一边用手解开上衣纽扣，一边大声说：“终于等到这一天啦！”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最初还有些见仁见智。童大林喜欢说“现代化市场经济”，有人说应该叫“计划指导下的市场经济”，还有人说“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更好些。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最关键的东西已经有了。吴敬琏说：“将市场经济确定为中国改革的大目标，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情。”他主张大家一起来清理左派理论家造成的严重混乱。此人身材瘦小，嗓音高亢尖利，有个绰号叫“吴市场”，因为他是中国最早为“市场经济”疾呼的人，可是直到这些天，他才真有了言无不尽的感觉。“十年间理论上‘左倾’回潮有两次”。他总结道，一次是1982年到1983年，当时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另一次是90年代最初的两年，批“社会主义改革的市场取向论”。政府的方针绕来绕去，就是不敢提“市场经济”四个字，“咬文嚼字的结果，导致了改革的停顿，经济的滑坡，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也许是为了证明吴敬琏所言不虚，于光远当场拿出一张报纸向大家展示，那是1990年12月的，刊登着一篇文章，覆盖了整整一版。他抬起头，用嘲弄的口吻一字一字地念着其中用红笔勾出来的一段：“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这老人宣布“中国长达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行将结束”，还说应该赶快建立一所“市场经济学院”。　　

　　计划经济的观念、反和平演变的观念、姓“社”姓“资”的观念、外资越多越反动的观念，已经出现瓦解之象。万里那时候是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前台的事情已经不再过问，现在也忍不住开口了：“左的干扰最突出的表现，是凡事都要先问一个姓什么。”现在这些人都已知道，《解放日报》上所谓“换脑筋”的说法，也不是编辑的发明，而是邓小平说过的话。他们相信，“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高潮已经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1998年春天新任总理朱镕基发誓“不管前边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我将义无返顾，勇往直前”时，这世界与十年前李鹏就任总理的那个时候相比，已有很大变化，与五年后他声明自己无心恋战即将去职的时候，也相去甚远。美国人正在和日本人共谋战区导弹防御体系，据说还要把台湾包括进去。这个国家由共和党的布什转到民主党的克林顿手上以后，有三次差一点就要对中国“宣战”，不过，不是军事性质的，而是经济性质的，是1993年、1995年和1996年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争端。有如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所说，“三次到了爆发贸易战的边缘”。“战争”没有打起来，但是美国人阻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又阻止中国人举办2000年奥运会，却是招招得逞的。　　

　　新总理最在意的事情是经济。一年前，他在这边宣布“软着陆”已经实现，那边就有消息说大事不好——泰国宣布泰铢不再与美元挂钩。接着泰铢大幅贬值，股市一落千丈，银行纷纷倒闭。“分明是一场金融危机嘛”，他这样说。当时中国之外的人还有更悲观的说法呢，说它是一次“金融风暴”。东盟国家的自由贸易机制现在成了疾病传染媒介，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都被感染上了，连印度也不能幸免。然后又扩张到太平洋的整个西海岸，把韩国、日本，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全都扫荡了一遍。到后来，连俄罗斯和南美也受了牵连。在地图上看看这条曲线就会知道，“风暴”在中国大陆的海岸线外面绕来绕去，总算没有登陆。中国麻烦也挺多：经济增长率下降，商品零售额下降，失业人数增加，出口下降。不过，她不像周围的国家那么焦头烂额，终于平稳过来了，还信守承诺，不把人民币贬值。　　

　　1999年春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似乎到了最后关头。如果以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双边谈判作为这个进程的开端，那么它已经持续了13年。这是国际贸易领域中一场真正的“马拉松”，甚至超过了中国人的抗日战争和美国人的越南战争。有一段时间，谈判看上去有点像一场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它使人想起100多年前李鸿章的谈判，以及从那时以来中国人与日俱增的苦难。就像一些中国人说的，美国人现在是想在谈判桌上拿到他们在战场上没有拿到的东西；也像一些美国人说的，中国人是想不付出任何代价就在国际市场上拿到他们需要的东西。不过，“交战”双方不是兵戎相见，而是唇枪舌剑，而且全都面临着双重压力。美国人一直在得寸进尺，步步紧逼，中国人知道不退让也就不能前进，可是国内舆论却坚决主张“不能拿原则做交易”。巴尔舍夫斯基面对中国人的顽强抵抗一筹莫展，克林顿嘟嘟囔囔地要她加快谈判进程，可那一边国会大厦里还在吵吵嚷嚷地说她在中国人面前过于软弱。不过，谈判毕竟不是战争，其要旨也不是对抗和压倒对方，而是合作和妥协。种种难题并没有阻止北京和华盛顿的努力。紧张的谈判在这一年里时起时伏。　　

　　5月7日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悲剧，直到今天还是一个无法解释的谜。中国人根据现场的种种证据，认定这是一次蓄意的行动，罪魁就是美国人。针对美国人的愤怒，首先在年轻人中聚集起来，愤怒的学生走上街头。喊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其中很多口号，比如“打倒美帝”，至少已经20年没有人喊了，可那个夜晚又在大学校园里响成一片。　　

　　在进入世界秩序的过程中，我们曾经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说法，可以归结为善意的破坏，“民族主义”这个词太大了，既清晰又含糊，但是确实没有别的概念可以描述中国人的这种情绪。不过，这并不影响他们想要了解世界的欲望。这个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中国人是以一种急切的心情打开自己眼界的。盖洛普公司就中国人了解世界的途径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把结果发表在最新一期《财富》杂志上，其中说到，有10%的中国人使用过电脑，有14%的人知道因特网。在18岁至29岁的北京人中，有1/3曾到因特网上“冲过浪”。在所有的中国人中，有62%的人见过外国人(这数字连西部贫困农村的居民也包括在内)；有72%的人知道世界杯足球赛；44%的人知道芝加哥公牛队；39%知道美国的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29%知道迈克尔·杰克逊；甚至连帕瓦罗蒂也有12%的知名度；29%的中国人看过西方电影；10%的中国人曾购买过外国音乐的录音带、录像带和光盘；11%的人曾阅读过西方国家的书籍、报刊、杂志；51%的人想出国看看。那些驰名世界的商标，现在也为中国人津津乐道。“中国人正在了解世界。”盖洛普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盖洛普在这个秋天说，“中国人了解世界并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而是相当主动的行动。”　　

　　夏天还没有结束，两个国家的政治家就冷静下来。9月的最后一周。有45架跨国公司的专机停在上海浦东机场上，黑压压亮晶晶的一大片。好几百个外国公司的老板到这里来参加《财富》论坛，论坛的题目叫做：“中国——未来的50年”。但是更加重要的是，“财富论坛”把中国和世界汇合在一起。到了这一年年底，中国和美国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终于达成协议。那个下午，美国白宫经济顾问斯斯珀林说，他想“为***主席、朱镕基总理，克林顿总统鼓一下掌”。接着，签字大厅掌声雷动，大家拥抱，身着盛装的中国姑娘送上香槟。石广生、龙永图、巴尔舍夫斯基、斯珀林，举着高脚酒杯凑在一起，个个满脸笑容，留下足够的时间让记者拍照。　　

　　中国通向世界的道路越来越通畅了。又过了一年七个月，中国申奥成功了；又过了五个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了。大家全都欢欣鼓舞，把2001年当作中国的“成功年”。与成功同样明显的是，中国在经过了20世纪最后20年的巨大变革后，正在与世界潮流合为一路。原来这世界有很多事情是有共同标准的，不分国家、地域、种族、文化、信仰，人人都应遵守。所谓“特殊国情”一说，就像一块遮羞布，越来越不好意思拿出来了。　　

　政府宣布国家的经济总量翻了第二番——也就是每十年增加一倍，又说“小康”在总体上实现了。“小康标准”有16条，国家统计局说已经实现了13条，普通中国人谁也说不清楚都是些什么，只知道“人均收入达到800美元”。他们还知道70年代后期那种生活艰难、节衣缩食的情况，这时候已经没有了。98%的人家每年赖以维持生活的收入，增加了好几倍，有些人则增加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凭借这些收入，他们开始在食品市场上挑肥拣瘦，开始吃反季节蔬菜，吃进口水果，开始寻找那个带着一弯水波和一枝嫩芽的绿色食品标签。他们在2001年拿出16371亿元给政府交了税，还花了37595亿元去购买消费品。20年前他们的梦想只在三种牌子的自行车和两种牌子的手表之间徘徊，现在他们开始拥有自己的住房，不再穿带补丁的衣服，不再跑到邻居家里去看黑白电视，也不再到家门口的公用电话亭去打电话。每100个家庭中有30台空调、50部电话、80台电冰箱、90台洗衣机、120台彩色电视机。此外，还有4500万互联网用户，还有1.9亿个移动电话，移动电话上有十几种铃声供他们选择。大街上跑的汽车，每10辆中有3辆是私人的。在北京这样的城市，每8户人家就有一辆轿车。与十多年前相比，出生率下降了7个千分点，老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3岁，孩子的平均身高增加了9厘米。　　

　　各种变化继续以惊人的力量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最新职业调查报告除说明其它许多问题外，还表明人的收入差别越来越大。在北京这座城市里，现在被记录在案的职业有264种了。市政府中有个机构名叫“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专司所有这些职业的延续和变化，有一次还向公众澄清了工资指导价。结果证实，2001年所有职业中企业董事长的年薪最高，平均21.1678万元。工人最低，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足两万元，这包括磨工、屠宰工、制帽工、纺织工、印染工、剪裁工、缝纫工、饲养员和垃圾清运工。在最高和最低之间，还有个庞大的中间阶层，他们是厂长、广告和公关经理、研发开发经理、律师、总工程师、总会计师、总经济师、财务经理、人事经理、销售和营销经理、采购经理、工程部经理、计算机网络技术人员、系统分析员、国际商务人员、证券交易员。一个女孩子如果长得漂亮并且不怕风险，就有机会在民航班机上当服务员，平均年薪6.8288万元。她如果不幸成了一个列车服务员，收入就要少得多，大约3万元，要是做一个汽车售票员，那就不到两万元了。不过，这还算是好的，根据国务院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情况，当时全国城市里的低收入者和中等偏低收入户占66%，这些人加在一起，至少有1.6亿人，这么多人的年收入都不到一万元。但这还不是最低的。在北京，政府规定城市职工最低工资每月435元，2002年又增加了30元，不能再少了，可是即使兑现，一年也只有5580元。至于乡下人，收入就更加可怜。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公报，大约为城里人的1/3，再经副局长邱晓华一解释：减去实物的价值，减去用于生产的投资，减去城里人都有而农民却没有的社会保障，一个农民的货币收入，只有城里人的1/6了。　　

　　这一切情况都不是事先安排好的，有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资处的副处长和韧所说，只是“一定时期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客观反映”。事实上，如果可以设计自己的一生，大多数中国人都不希望出现这种局面，他们最讨厌的事情莫过于“走极端”，总会有意无意地秉承中国最古老的哲学传统，不偏不倚。他们嘲笑穷人，也妒恨富人。可是分化还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而且速度很快。　　

　　社会分化一向都是社会变革的结果，又是社会变革的动力，是让人既疯狂又失落、既发奋图强又忧心忡忡的根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分化是在新世纪里突然加快的，我们到今天也许还没能洞悉其中深意。就像50年代的“自力更生”、60年代的“大一统”、70年代的“继续革命”、80年代的“思想解放”，中国的很多潮流在当时总是不能被世人充分理解。但它毕竟出现了，寻常时候隐约不见，一有风吹草动就闹得满城风雨。就像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陆学艺说的：“有些阶层分化了，有些阶层新生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提高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下降了。”他在一番精心的研究之后认为，中国社会结构中已经出现十个阶层，又可以根据经济的情况分成上层、中层和底层。　　

　　“弱势群体”是个新概念，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承认，都把它当作贫困农民、城市失业和半失业者的代名词。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最有争议的居然不是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人，而是“中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证明，中间阶层不仅是新出现的，而且还是“扩张最快”的部分，所以中国社会正在“从原先的金字塔型逐渐向橄榄型转变”。在诸如深圳这样的城市里，中间阶层已经超过20%。中国人所谓“中间阶层”，类似于西方所谓“中产阶级”。它有可能在今后十年都是一个令人激动的话题。但大多数中国人显然更关心中产者的物质生活，而不是这里面的政治是非。在寻常百姓眼里，一个中产者的标志是拥有自己的住房和自己的轿车，收入除了用于衣食住行之外，每年可以安排远途旅游，有一些纯粹属于精神方面的消费，还有一笔不大不小的积累用于投资。　　

　　如果我们有机会走到中产者的生活中去，就会发现典型的中产者多半住在城市里交通便利、物业发达的街道上，郊外拥有大片草坪的地方已出现一栋栋别墅，但那里人口稀少，都是富人，只是那些排列稠密，造型简练，价格也相对便宜的房屋，吸引了中产者中的上层人物，他们把这叫做“联体别墅”。21世纪开始的时候，一对收入殷实的夫妇带着他们的一个孩子，住在距离他们工作、上学、购物、娱乐都不太远的地方，是最常见的。城市里面的富人区和穷人区还不是那么明显，但却正在形成。人们在购房的时候，既讲究地利、讲究款式，也挑选邻居。收入差不多的人们很自然地成为左邻右舍，但是在院墙的那一边，或者在马路对面，就有可能是破棚旧屋，里面生活着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人们。这种咫尺之间的天壤之别，一点都不妨碍中产者在自家房屋里面精心建造起自己的生活方式。　　

　　稍有功名加身或者权势在握的人转而谋财，是90年代的一个潮流。经商之风已经蔚为壮观。人们不约而同地用“大海”来描述“市场经济”，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把经商称为“下海”。此前很多中国人对商人的看法不一，但几乎没有人会把自己与商人联系在一起。此后他们投身商界，有些人已成就大事，另外一些人则一事无成。他们都非等闲之辈，平生目睹中国的无穷变幻，也经历了无数挫折和成功，早就看破红尘，可是90年代的“下海”对于他们价值观念的冲击最大、影响最深。他们不是辞职就是改行，不是当了董事长，就是当了总经理，再不就是公司顾问或者文化个体户，有个文人还成了一个养着60条种狗、180条玩赏狗的养狗场场长。　　

　　人们越来越露骨地表示对钱的兴趣。有个市委书记去了趟北欧，一路上感叹不已，回来就对北京的一个记者说，“我明白我们和他们的区别了：我们是消灭了有产阶级，都是无产阶级；他们是消灭了无产阶级，都是有产阶级。”90年代初期，中国的确还是“无产者”的天下，“万元户”给人的感觉是个大财主，离自己很遥远。如果你在那时候拥有3000元的年收入，你就超过了大中城市就业者的平均水平；如果是4000元，你就属于10%的高收入者之列了。但是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中国的“有产者”越来越多，而“无产者”则处处感觉到被漠视。钱不再是万恶之源，不再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当然也不再是“和平演变”的温床了。有钱人在每一个大城市中都是人们议论的焦点之一，他们是新闻媒体追逐的对象，是广告商瞄准的目标，是大城市里那些高档消费场所中最受尊重的顾客。然而最重要的是，在党的理论中，他们的地位迅速提高。党现在不仅承认他们的存在，承诺保护他们的利益，而且还把他们视为国家进步的象征。所谓“小康社会”，所谓“共同富裕”，其实就是建设一个中产者的中国，有如***在十六大报告中所说，“扩大中间收入者比重”。　　

真的有点长，能不能想点办法，还是我要找个合适的时间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