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初，两院院士新增选名单相继公布。报纸上随之便有以下统计数据披露：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8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中，均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仅有一人例外——台湾云林科技大学的杨永斌只有“教授”头衔，没有行政职务。两院正在变成“高官俱乐部”。

传统的“官本位”意识中一直强调“学而优则仕”，殊不知这一意识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保持原有意识的前提下，又衍生出了“仕而优则学”。两院向“高官俱乐部”的转变，便是这种“仕而优则学”意识的具体体现，只是不晓得该将这种意识称作“官本位”呢，还是“学本位”？

其实，无论是“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意识，还是“仕而优则学”的“学本位”意识，放在当今的权力视野之下，本质上都没跳出“权本位”的意识，而且这种意识在一开始就被打上了深深的权力烙印。

官员为什么特别青睐于院士的头衔？而两院又为什么热衷于给高官奉送上院士的头衔？众所周知，院士虽然“只是一个荣誉称号，并不是一种职称和职务”，但这种荣誉称号由于是“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含金量”极高。对于那些崇尚当“学者型官员”的高官、喜欢当“学者型高管”的企业老总来说，无疑具有极强的诱惑力。更主要的是，一些高官不仅在推荐和申报院士候选人方面拥有近水楼台的先天优势，而且在自身权力辐射的影响下，更容易在院士增选的其他环节方面拥有较强的人脉关系。这些都为官员成功当选院士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另一方面，对于权力元素的介入，两院也持有着强烈的吸纳欲望。权力向来是无往而不利的，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的两院也不能免俗，面对权力的垂爱，两院有时甚至有着天然的亲近意味。譬如，媒体报道指出，2000年，中国工程院成立了一个新的学部——工程管理学部。而82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两院院士潘家铮直言不讳地说，“当时很多院士都质疑这个学部的院士全是高官和企业家”，而后来增选时的有效候选人也表明，这个学部的成员绝大部分就是高官和企业家。

权力是“硬通货”，院士称号则是“软实力”，两者的结合便能焕发出神乎其神的力量，就越发让人产生出居高临下的高层次优越感。而且，一旦如此，权力和学术便似乎结成了一个统一体，人们很难对此给出严格的界定，权力包打天下也就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