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这真是一种悲哀：在古今中外的社会期待中，地位尊崇、经常被分别称之为“白衣天使”和“灵魂工程师”的两个职业——医生和教师，如今竟沦落到回扣盛行、“群众反映强烈”，必须专门出台法律意见予以防范打击的地步。针对这种现状，出台这样的意见规定，当然是合理、必要的。但同时，我们更应反思其背后深层的社会原因和背景，并追查其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体制性原委。有道是，“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本来，医疗、教育在我国一直都是典型的公益性事业部门——“救死扶伤”、“教书育人”的根本使命早就内在地决定了它们的这种职业行业本性。因而，与牟利、“商业贿赂”这类事情的距离也本应十分遥远。但现在，事情却完全相反——“商业贿赂”不仅相当普遍存在，且“较为突出”。这只能说明，眼下我们的医疗、教育行业，事实上并没有真正地公益化——医院、学校更近乎于医店、学店，医生、教师也难免带上商人、店员的烙印。所谓“救死扶伤”、“教书育人”，现在看来更像是一桩桩生意，而非充满公共使命、道德责任感的社会事业。

　　造成这种局面，当然不能仅仅归咎于具体的医生、教师，真正的问题在于医疗、教育的公益性逐步淡化、退场，“产业化”、“牟利化”特征日益凸显，而这一切背后，又是政府对于确保这种公益性责任的萎缩——公共投入萎缩，公共监管弃收、旁落（甚至沦为逐利的合谋者）。数据显示，在2005年8659.9亿的全国卫生总费用中，政府预算内卫生支出仅为1552.5亿，占总费用的17.9%，个人卫生支出则高达4521亿，占到总费用的52.2%（而在1980年，上述两项数字分别为：36.2%和21.2%）。在教育领域，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比重4%的目标长期不能兑现，甚至一度不断下滑，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公益的事业却不能给予公益公共的投入，再加上公共监管又跟不上，这些行业向非公益蜕变，进而直接向“救死扶伤”、“教书育人”的对象伸手，乃至贿赂公行，显然不可避免。而具体考察这条贿赂生成链条，我们又会发现，医生、教师其实只是其中的末端。若要真正严查“回扣受贿”，处于这一“食利”链条上端的人无疑才是重点、祸首。要知道，“领导干部帝王化，普通医护人员奴隶化”，早就是当前包括医疗行业在内的我们许多公益部门众所皆知的人事、管理生态。

　　说这些，并无意为医生教师吃回扣辩护，想说的只是，要真正遏制这种回扣、贿赂，进而救赎这两个职业行业，刑罚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还有必要从源头深查其堕落沦陷的原因、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