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大哀，举国便降半旗。第一次知道这道理，是1976年，先是周总理，继之总司令，再是毛主席，一年当中，降半旗者三，戴黑袖章三，印象之深刻，永不能忘记。但从那时以后，也以为只有中国最重要的领导人逝去，才可以算是要降半旗的国家大哀，民众死去，是够不上这规格的。 渐渐开发了智力，知道了些世界上的新闻，印象中外国为民众死去而降半旗的事例，总是很多。于是想到，原来外国是把民众的死亡也算作了国家大哀。可中国一直是称社会主义国家的，而社会主义的教条总是把人民抬得很高，于是又想到，中国是不可能不把民众的死亡不算作国家大哀的。查之《国旗法》，果然，第十四条有规定：“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志哀。”这是把民众的死亡也看作了国家的大哀。 1999年5月12日，为哀悼驻南联盟大使馆遭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中遇难的三位烈士，香港特别行政区所有政府机构、新华社香港分社、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均下半旗志哀。而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也降了半旗。但是，大陆却并没有降半旗的行动。这不由不令人困惑：在一国之内，竟然对国家大哀的标准有着极大的不同？
仔细地想来，大陆为民众的死亡而降半旗，真是从来没有过。在大陆，不说三、五人的死亡事件，即使民众一次十数、二十以上的死亡事件，每年也是接连不断。死的人太多了，所以也就习惯了，冷漠了，也就谈不上是国家大哀。倘若一次死二十个就降半旗，三百六十五天，中国真不知要有多少天要降半旗？这降半旗就几成了儿戏。因此，干脆不降，等哪一次死了特别多的人时再说，再举国志哀不迟。 眼见年末，12月23日，重庆发生天然气井喷事故，25日新闻，即有191人死亡；至29日，遇难者数字已增至234人。191人死亡，总该降半旗了吧？不降。234人死亡，总该降半旗了吧？不降。不降为何？是民众死亡191人乃至234人还不是预想中的最高数字，仍然不属于国家大哀。不属于国家大哀，自然不必降半旗。 至少到今天看，中国死一个领袖，即使他生前做过好事不多，也一定会被视作国家大哀，一定会举国降下半旗。倘是死了一、两百个民众，其生命的价值也远比领袖低贱，谈不上国家大哀，国旗照样开心地高扬。因此，中国的民众永没有大哀，国旗不会为民众降半。至于所谓《国旗法》的条款，仅仅是立法逻辑完整性的需要，是为了形式的完美。 但是，既然不为民众降半旗，就不会有为民众的真正志哀。没有为民众的真正志哀，民众的生命就永被忽视。民众的生命被忽视，中国便还会死越来越多的民众。

但是，既然不为民众降半旗，就不会有为民众的真正志哀。没有为民众的真正志哀，民众的生命就永被忽视。民众的生命被忽视，中国便还会死越来越多的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