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个统一强大的阿拉伯联邦,必然威胁到以色列的生存,以色列不允许阿拉伯联邦的诞生,要把她扼杀在摇篮中。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对埃及发起突然袭击,拉开“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序幕。以色列在几天之内摧毁了埃及十几年装备起来的空军,占领了埃及的整个西奈半岛。埃及军事上的惨败,大大打击了纳赛尔的威信,破碎了纳赛尔的梦,也破碎了阿拉伯人的梦。

　　1970年9月28日,纳赛尔因心脏病突发去逝,几十万人为他送葬,人们唱着：“世间唯一的神安拉,纳赛尔是他的爱儿”。那时全世界的阿拉伯人把阿拉伯统一、阿拉伯复兴的期望寄托在纳赛尔身上。纳赛尔死了,埃及败了,阿拉伯的统一和复兴,转眼变成看不到期待的渺茫。

　　1950年代到1960年代,也就是纳赛尔的时代,泛阿拉伯主义是阿拉伯世界的主流思想。纳赛尔死后,利比亚的卡扎菲、伊拉克的侯赛因都试图继承纳赛尔的衣钵,重新打起“泛阿拉伯主义”的大旗,统一阿拉伯世界。但他们的资历、人品和威望,都无法与纳赛尔相比,纳赛尔没有接班人。此后,泛阿拉伯主义虽然仍是阿拉伯世界的主流思想之一,但其主导地位已逐渐被“泛伊斯兰主义”,即我们所说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所代替。

　　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非常不同。泛阿拉伯主义是非宗教性的,旨在建立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联邦,强调不论宗教信仰,不论民族,凡是讲阿拉伯语的都是一家人；泛伊斯兰主义则是宗教性的,旨在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体系,强调不论国家,不论种族,不论讲什么语言,凡是信伊斯兰教的都是一家人。泛阿拉伯主义的基石是阿拉伯语言、阿拉伯文化,而泛伊斯兰主义的基石则是伊斯兰宗教信仰。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是泛阿拉伯主义者,而阿富汗的塔利班则是泛伊斯兰主义者。

　　“泛伊斯兰主义”或“原教旨主义”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的伊斯兰政治家和宣传家哲马鲁丁·阿富汗尼。1920年代创建的“穆斯林同胞团”,是现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先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为什么近代伊斯兰国家落后了？为什么伊斯兰教徒不断被异教徒欺压？那是因为我们偏离了伊斯兰的真正精神和基本原则。我们必须返回到伊斯兰精神的原点,才能改变伊斯兰世界的现状。”

　　人们为什么会信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其实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也有自己的理论：“现在人类社会的战争、暴行、屠杀、迫害,都是来自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主主义、法西斯主义等人类头脑中的不洁思想。要消灭战争、消灭迫害、消灭犯罪,达成一个平等幸福的人类社会,就要清除人类头脑中不干净、不纯洁的思想。而达到这个目的的唯一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伊斯兰精神。”

　　在1960年代以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少数派,并没有很多的支持者。但进入1980年代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迅速抬头,出现了伊朗,阿富汗塔利班这样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被视为恐怖主义分子的本拉登,更是推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埃及等比较西方化的阿拉伯国家,也受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很大影响。比如埃及最高法院放弃了1979年制定的男女平等同权的法律,就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回归的一个示例。

　　从另一方面来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抬头,也与阿拉伯国家的近代化发展,经济开发失败有密切关系。阿拉伯国家的普通人民看到的是什么？是上涨的物价,扩大的贫富差距,无德的商人,阴谋的政治家,败坏的社会风气,掠夺阿拉伯财富的异教徒,,,。在这样乌烟瘴气的社会中,一般大众难免产生对社会的怨愤心理,需要寻求一种精神寄托,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正给了他们精神的解脱。

　　在1970年代前,阿拉伯人把解放巴勒斯坦看作是民族解放战争,是为民族而战；而现在阿拉伯人把解放巴勒斯坦看作是“圣战”,是为神而战。成立于1960年代的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叫做“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叫“巴勒斯坦圣战组织”,而成立于1980年代的阿富汗抵抗组织叫做“阿富汗圣战者伊斯兰联盟”,不叫“阿富汗解放联盟”,也反映了阿拉伯世界思想思潮的变迁。

　　泛阿拉伯主义的酿成和泛伊斯兰主义的酿成,既有阿拉伯人的内部原因,也有国际社会的外部原因。从泛阿拉伯主义到泛伊斯兰主义,表现出当代阿拉伯人对国家和政府的失望,不得不到神的旗帜下寻求解脱的归属意识。

　　1950年代到1960年代,是革命的年代,不仅中国在进行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世界各地也到处是革命的暴风骤雨。1956年的第二次中东战争后,革命的风潮也吹遍阿拉伯世界,封建王制体系的阿拉伯国家政府纷纷垮台,激进的革命党人政府成立。1957年,约旦政府废除《英约同盟条约》,英军全部撤出约旦。1958年,伊拉克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推翻费萨尔王朝,成立伊拉克共和国。1961年英国保护国科威特独立。1962年,也门自由军官集团发动革命,推翻王制政府,建立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同时在1962年,阿尔及利亚摆脱法国殖民统治正式独立。

　　新诞生的阿拉伯革命党政权,多半持激进的民族主义态度,支持埃及总统纳赛尔提倡的“阿拉伯大义”,即驱逐以色列、恢复巴勒斯坦是阿拉伯国家共同的义务。纳赛尔本人也曾多次宣言：“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与以色列相比,阿拉伯在人力物力方面都占据绝对优势,只要阿拉伯世界团结一致,消灭以色列并不是不可能的梦想。那时阿拉伯人在盟主埃及的倡导下,立下消灭以色列的雄心壮志。

　　1958年埃及和叙利亚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但由于埃及总统纳赛尔的家长制作风,叙利亚方面感到不快,叙利亚于1961年脱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1963年,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叙利亚发动政变,掌握政权。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叙利亚掌权后,采取了比埃及更为激进的反以色列政策,特别是在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扶持方面,几乎是尽全力而为。

　　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有近百万巴勒斯坦难民为了躲避战火,暂时逃出巴勒斯坦。因为以色列拒绝他们返回家园,这些巴勒斯坦难民不得不长期住在巴勒斯坦周边的埃及、叙利亚、约旦、黎巴嫩等国边境附近的难民营中。1950年代,革命的风潮也吹到巴勒斯坦,巴勒斯坦难民中开始自发成立各种各样的武装组织。但当时阿拉伯诸国对巴勒斯坦难民的武装组织并不很重视,没有给予有力的支持,所以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也没有什么令人瞩目的作为。

　　1963年以后叙利亚开始全力扶持巴勒斯坦武装组织,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64年1月召开的第一届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与会各国通过了支持成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决议。1964年6月,以巴勒斯坦难民武装组织中力量最大的“法塔赫”为主,正式成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1964年9月第二届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式代表。消灭以色列、武力夺还巴勒斯坦,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奋斗目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章程中明文规定：“武装斗争是巴勒斯坦解放的唯一手段。”

　　巴解组织没有力量正面和以色列决战,就采用游击战、恐怖主义活动等手法对以色列进行破坏和骚扰。1965年,叙利亚帮助巴解组织建立以叙利亚为据点的巴勒斯坦解放军,巴勒斯坦解放军在阿以停战线附近向以色列不断发起小规模游击战,并在以色列境内制造恐怖主义活动,阿以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加深。1964年9月在埃及举行第二届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会上决定各国共同出资在约旦河上游建立大坝,控制以色列的水源。大坝工程开工后,以色列出动空军对大坝工地进行轰炸,使大坝工程无法进行,最后阿方不得不取消此次计划。

　　1967年5月,纳赛尔总统向联合国提出：撤走联合国在第二次中东战争后留驻埃及西奈半岛的维持和平部队。当时联合国秘书长请纳赛尔再次慎重考虑,当纳赛尔做出肯定的答复后,5月19日联合国撤走了西奈半岛的维持和平部队。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撤退,使埃及失去了保护自己的缓冲力量,埃及和以色列形成直接对峙局面。在革命热情的冲击下,纳赛尔总统发起了更为激烈的反以色列政策。1967年5月22日,纳赛尔宣布禁止以色列船只和向以色列运送军火的船只通过蒂朗海峡,试图控制以色列的海上交通。

　　尽管阿拉伯方面表现出十分强硬的姿态,但其主要目的是鼓舞阿拉伯世界的反以色列斗争热情,在外交上压以色列让步妥协,尚未认真制定进攻以色列的计划。当时阿方也明白自己在军事方面尚没有打败以色列的充足力量,尽管引进了不少苏联武器,但飞机主要是米格17,米格19等相对旧式的战机,坦克主要是T34等苏联淘汰下来的旧货,在装备质量方面与以色列有较大差距。在训练方面与以色列的差距就更大了。1966年11月埃及与叙利亚结成军事同盟,后来约旦也加入了军事同盟。但埃及、叙利亚、约旦三国在统一军事领导方面,存在不少争执,无法达成统一对以色列作战的计划。

　　与阿方相比,以色列的备军作战准备要周到得多。以色列在第二次中东战争后,就制定了对阿拉伯国家定期进行军事打击,防止阿拉伯国家军事力量强大的战略计划。以色列一方面从美国购买最先进的武器,对军队进行严格训练,另一方面制定周密的作战计划,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赢得战争的胜利,避免陷入持久战的泥潭。以色列吸取了第二次中东战争中,不经过美国同意就擅自与英法共同作战,最后在美国的压力下不得不自行撤军的教训,事先向美国提出以色列准备发起先发制人进攻的作战计划。当时美国正忙于越南战争,与苏联的对抗也处于高潮,以色列打击埃及等越来越接近苏联的国家,也符合美国的世界战略,所以美国最终没有反对以色列的先发制人进攻计划。

　　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发起突然袭击,首先出动飞机轰炸阿拉伯国家的机场和雷达站,使阿拉伯国家的大部分飞机在机场被炸毁,防空能力遭严重破坏。然后以色列出动地面部队,在短短六天中占领了埃及的西奈半岛、约旦的约旦河西岸、叙利亚的戈兰高地。阿拉伯三国由于没有战争准备,在以色列的突然袭击下溃不成军,无力进行有效反击,不得不接受联合国的停火倡议。1967年6月11日,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在联合国的安排下停火,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

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不仅摧毁了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力量,还把占领土地扩大了三倍。但以色列的这些新占领领土,也使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领土冲突,发展成为以色列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领土冲突,阿以关系进一步恶化。以色列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从整个大战略来看,以色列的胜利加深了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仇恨,使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和平共处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1967年9月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上,阿拉伯各国一致通过了对以色列的“三不决议”,即“不承认以色列、不与以色列交涉、不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

　　为了解决阿以冲突,联合国于1967年11月通过242号决议。242号决议主要有两点：一、以色列从占领地区撤军；二、结束一切交战状态,尊重该地区所有国家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阿以双方都接受了242号决议,但却对决议有不同的解释。主要问题在于对“占领地区”的定义,242号决议中把“占领地区”写为“OccupiedTerritories”,没有定冠词“The”,所以以色列解释为从一部分占领地区撤军,而阿拉伯方面则解释为从所有占领地区撤军,在后来的阿以和平会谈中,双方也一直为“OccupiedTerritories”的定义争执不休。

　　阿拉伯国家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损失是巨大的,军队的伤亡和被俘达6万余人,还有40多万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成为新难民。不仅如此,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惨败还大大影响了阿拉伯国家政府的威信,以及阿拉伯人的民族自尊心,泛阿拉伯主义思潮急速后退。第三次中东战争停战后,纳赛尔总统宣布他对战败负有责任,提出辞职,但在埃及国民的强烈要求下留任。1970年9月28日,纳赛尔因心脏病突发逝世,阿拉伯世界的盟主殒落。此后阿拉伯国家之间再也没有出现过纳赛尔时代团结一致的局面。

　　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各阿拉伯国家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援助也明显减弱。1969年,阿拉法特出任巴解主席,此后巴解组织开始进行自己的独立活动。阿拉法特任主席后,为了引起世人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把巴解的作战目标从单纯对以色列作战,转向在国际社会制造恐怖主义活动。此后巴解组织制造的劫机、爆炸、无差别杀人等事件频频发生,巴解组织开始成为国际上引人注目的焦点话题。

　　纳赛尔死后,副总统萨达特当选总统。与理想主义的纳赛尔相比,萨达特则是务实的现实主义者。在纳赛尔时期,因偏重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加之国有制企业中官僚主义作风严重,打击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埃及经济日益困难。萨达特上台后,对纳赛尔的政策作了重大调整：政治上放开一党独裁,由一党制改为多党制；经济上由国有化转向鼓励发展私人企业,对西方国家实行经济开放政策。理想主义的英雄过后,总要有务实的人为他收拾摊子,萨达特收拾纳赛尔的摊子,类似于邓小平收拾毛泽东的摊子。

　　萨达特的最大任务还是打败以色列,恢复阿拉伯国家的自信。在第三次中东战争后,纳赛尔深感不结盟政策的缺陷,开始倾向苏联,接受苏联的援助,大量引进苏联的米格21战斗机,T55坦克,萨姆防空导弹等先进武器,还在军队中大量招请苏联顾问,苏联对埃及的影响力大大加强。纳赛尔死后,萨达特对苏联顾问的傲慢态度有所不满,一度于1972年7月把在埃及的15000名苏联顾问驱逐回国。

　　但萨达特的驱逐苏联顾问,也起到了迷惑以色列的效果。以色列看来,没有苏联的帮助,埃及无法对以色列进行军事攻击,而萨达特驱逐苏联顾问,意味着埃及放弃了对以色列的战争意图,所以此后以色列有了安心感,放松了对埃及的警惕。虽然萨达特表面上驱逐了苏联顾问,但暗地里却仍然接近苏联,接受更多的军事援助,准备发起一场对以色列的军事袭击,夺回被占领的领土。

　　萨达特深感上次以色列突然袭击的威力,也决定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付以色列。为了迷惑以色列,阿拉伯方面进行了成功的欺骗战术。1973年9月,叙利亚战斗机与以色列战斗机在公海相遇,叙利亚战机向以色列开火,结果叙利亚战机被击落13架。以此为契机,叙利亚和埃及在停战线附近结集部队,以色列以为阿方结集部队只是对击落战机的反应,没有想到阿方会乘机发起突然袭击。另外针对以色列情报机关喜欢分析阿拉伯报纸小字新闻的特点,埃及在开战前几天,专门在报纸不起眼的地方用小字登出“军官放假”的小新闻,迷惑以色列。为了保密,埃及和叙利亚部队在开战前几个小时,才接到战斗的命令。

　　1973年10月6日,正值犹太人进行赎罪忏悔的“赎罪日”,埃及和叙利亚同时向以色列发起突然袭击,以色列一时曾被打得措手不及,阿方攻破了以色列的防线,夺回了一部分被占领土。但以色列军队毕竟训练有素,以色列国民的国防意识相当高,虽然一时陷于被动,但以方逐步挽回了劣势,重新取得了战争主动权。1973年10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战争双方停火,1974年1月8日,埃及和以色列签订脱离军事接触协议。以色列撤出苏伊士运河以西,埃及控制了运河以东的地带,联合国派维持和平部队驻扎在埃、以控制线之间的缓冲地带。1974年5月29日,以色列和叙利亚签订脱离军事接触协议,以色列撤出戈兰高地部分地区,在戈兰高地叙、以双方的军事控制线之间设置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驻扎的缓冲区。第四次中东战争到此结束。

　　第四次中东战争是阿以双方的一个转折点。第四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方面虽然取得了相当的战果,但仍未能取得战争的主动权。此后阿拉伯人感到用武力抹煞以色列已几乎不太可能,阿方领导人转向现实主义的想法,开始谋求与以色列和平共存的道路。以色列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也受到相当的损失,感到以往单纯用军事手段消除阿拉伯威胁的做法,不会给以色列带来持久的和平。以方领导人也产生了用放弃一部分占领土地的妥协,来换取与阿拉伯和平的想法。

　　此后阿以之间开始走向和平谈判解决争端的道路,再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但是由于双方的立场悬殊太大,和平谈判的道路仍是困难重重。

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阿拉伯国家除了在军事上进攻以色列外,又试图用石油作武器,发起了石油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两周,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10国召开会议,决定对军事经济援助以色列的国家以及同情以色列的国家,进行石油禁运。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和日本等依赖中东石油的国家,不得不重新检讨自己的中东政策。特别是日本,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程度高达100%,所以日本赶紧撤回以往暧昧不清的中东立场,表明支持阿拉伯国家。日本政府宣布关于中东问题的三点原则：“一、以色列应该从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阿拉伯国家的领土上全面撤军；二、国际社会要本着公正的原则解决中东问题；三、承认巴勒斯坦人的正当权利。”1973年12月,阿拉伯产油国正式承认日本为友好国家,解除对日本的石油禁运。 

　　石油战争虽然收到一些效果,但由于多数阿拉伯国家的产业单一,几乎全是清一色的石油工业,所以石油禁运对阿拉伯各国自己的经济打击也很大,难以长久维持。石油战争只持续了几个月,阿拉伯国家就不得不重新开始对美国和欧洲出口石油。但石油危机造成的石油价格暴涨,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打击,远远大于对欧美发达国家的打击,非产油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借债购买昂贵的石油,这后来发展成为一些贫困发展中国家的严重债务问题。

　　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及付出了最大努力,但仍未能实现收回被占领土的战略目标,甚至没有得到战争的主动权,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战争也没有收到预期结果。此后,埃及对自己是否有能力打败以色列开始产生怀疑,埃及人也重新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埃及之所以要与以色列打仗,完全是为了解放巴勒斯坦人。以色列的目标是巴勒斯坦,本来并不想与埃及作战。如果埃及不是基于阿拉伯大义主动向以色列挑战的话,埃、以双方和平共处是完全可能的。从埃及本国的利益出发,与以色列和平共处是有益无害的,埃及人何必为了巴勒斯坦人去流血？

　　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全世界处于国际主义的高潮阶段。那时不仅苏联到处对外援助、输出革命,中国也勒紧腰带无偿援助第三世界的穷朋友,中国为朝鲜、越南等其他国家而付出过很大代价。1970年代后期,苏联、中国等对无底洞似的外援感到疲倦,开始从国际主义路线上后撤,转向利益优先的爱国主义。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埃及的泛阿拉伯主义思潮也大大后退,本国利益第一的爱国主义思潮抬头。在这种情况下,埃及总统萨达特开始考虑与以色列的和平问题。

　　1977年美国新总统卡特上台,美国的中东政策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在此以前,美国的中东政策主要是前国务卿基辛格制定的扼制苏联战略,即把以色列作为遏制苏联在中东扩展的马前卒。卡特总统上台后,提出了“对苏缓和”与“人权外交”新政策。卡特批评基辛格的中东政策过分夸大苏联的威胁,没有从人权观点考虑巴勒斯坦人的处境问题。卡特大幅度修改了基辛格的以色列一边倒中东政策,考虑建立平衡阿以双方利益的新中东政策。1977年3月,卡特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以色列应该撤回到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前的停战线,巴勒斯坦人应该返回自己的故乡。”

　　面对美国的新中东政策,以色列方面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不得不在和平问题上做出让步。以色列开始通过罗马尼亚的外交渠道,秘密与埃及接触,试探和平谈判的可能性。埃及也面临国内严重的经济困难,想谋求和平环境,集中精力发展本国的经济建设。所以埃以双方一拍即合,达成了和平谈判的意向。以色列同意在领土方面作出让步,归还所有占领埃及的领土,而埃及的回报则是放弃消灭以色列的阿拉伯大义,承认以色列的合法存在,与以色列建立和平共处的共存关系。

　　1977年11月,埃及总统萨达特突然宣布访问以色列,这在阿拉伯世界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阿拉伯联盟的盟主埃及,居然背叛他们共同立下的与以色列不共戴天的誓言,单独与以色列讲和。”埃及的背信弃义行为使整个阿拉伯世界愤怒了,萨达特在访问以色列前曾到叙利亚访问,试图向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解释埃及的立场,萨达特和阿萨德的会谈最后变成激烈的争吵,两国长期亲密的友好关系绝裂。1978年12月在叙利亚召开的第九次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到会的诸国强烈谴责埃及的背信弃义行为,诸阿拉伯国家纷纷与埃及断绝外交关系,阿拉伯联盟也开除了埃及的会员国资格。此后叙利亚和伊拉克暗中较劲,争当阿拉伯联盟的新盟主。1978年9月6日,美国总统卡特、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在美国总统休养地戴维营举行最高首脑会议,埃以双方签署了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戴维营协议”。“戴维营协议”规定以色列将埃及的西奈半岛返还,埃及则允许以色列船只自由通过苏伊士运河和蒂朗海峡。1979年3月埃以双方正式签署和平协议,1980年1月,埃以双方互派大使,建立外交关系。萨达特本来还想在“戴维营协议”中加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内容,以表示他没有忘记阿拉伯的大义,但遭到以色列的强烈反对,最后只是在形式上签署了《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1978年12月召开的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上,通过了反对“戴维营协议”的决议,埃及与以色列单独签署的《关于实现中东和平的纲要》,并没有被其他阿拉伯国家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