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忽然想到[堕落街论坛]

K到了一个城堡里，城堡经过多年经营,已经自成体系,形成了一种安静祥和的气氛，按部就班的生活方式和客套寒暄的基本礼仪，种种明显或潜在的规则已经或正在发挥着作用。但世界毕竟永远都是动态平衡的，总有这样那样的意外才显得生机勃勃，总有插曲奏响才可供茶余饭后的谈资,才能有助于眉飞色舞的回忆.尧舜禹时代趋于臻治，在于人员固定在家庭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安分守己,彼此都比较熟悉，任何稍微出轨的举动都能迅速被发觉和消失在萌芽状态。儒家建立的礼仪,两千多年的集权统治也正是致力于达到这一境界。K的到来仿佛平静的水面上掀起一点小小的波澜，尽管城堡表面显得并不见一点动静，但有关K的调查却在暗中紧锣密鼓不动声色的进行着，种种揣测不胫而走，不翼而飞。然而，我想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K的身份，K从哪里来，甚至潜在的K有多少，而是K的存在本身。余杰对于社会，芙蓉对于美丑的观念，木子美对于性的观念等等，他们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作用也是明显的，甭管这作用是好还是坏，有碰撞，有反弹,有火花才能看得清未来和进步。

我上大学那会，余杰的演讲和作品风靡一时，那时年轻不更事，所知更有限，看到余杰引用的东西眼花缭乱,缤纷多彩,观点尖锐,言论大胆,直抒胸臆,酣畅淋漓,往往击桌叫好，拍掌称快，心有戚戚焉。后来我看他动辄要求他人忏悔，开口就"剥皮"，并且搬出的标准又是哈维尔，曼德拉之类圣人，我就觉得满有趣，余秋雨之流能跟曼德拉相提并论吗？我并且回想起自己以往参与一些讨论过程中某些幼稚的表现，我每每总是希望对方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围绕主题不蔓不枝，态度彬彬有礼，谦谦君子一般，但事实上，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状态罢了，打擂较量也好，比武招亲也罢,自然是拣自己的拿手绝招,独门暗器来,这无可厚非.诸葛亮阵前骂死王朗,你能说他这刺激对手的心理战术不好吗?你能说他胜之不武,赢得不光彩吗?毕竟君子国只是一种虚构，而且即使生在君子国，面对繁文缛节，程序规范化的客套不厌烦吗，不累吗？我有时就想，靠，鲁迅在厦门大学半夜望楼底下倒尿的时候，胡适在台湾打压钱穆的时候，那里有一点君子风度？求全责备，吹毛求疵，那些圣人就多半会"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换句话说,短兵相接,贴身肉搏又何尝不是一道有趣的风景线呢?何尝不是真性情的某种表现?人何必非得把自己划入某个框框里,给自己带上某顶帽子呢?

           我在某些论坛翻看以往一些帖子时，总有些莫名其妙，如堕云里雾中的感觉,因为这些帖子多半残缺不全.于是我想起鲁迅说的两段话来，原文比较模糊，大意是：一个是批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论调，他引用了“时日曷丧，予与汝偕亡”，证明着古人并不淳厚，只不过年代相隔已久，时间的流逝暗淡了刀光剑影，又沉淀了一些糟粕，于是就看起来都一个个大嘴笑呵呵，终日闲情雅致起来。还有一个是说，中国人都有一种欢喜大团圆，大圆满的情结，比方说铁铉的妻子和女儿明明被永乐帝送到教坊摧残至死，却给改成了孝女作诗，皇帝开恩，奉旨改嫁的结局。换句话说，我们总不愿意见到脸红脖子粗的争斗，生离死别家破人亡的悲剧，总要维持一种表面的和平安定团结大好局面，为此不惜篡改历史或者宁愿选择性失明,视而不见.

          还是说余杰，最近我在天涯上看到他与鄢烈山吵了起来，余杰诉苦说他们自由派,体制外作者因遭受当局打压是如何如何的境况不妙等等。但我现在毕竟有了些世故，总觉得冠冕堂皇的说辞和义正词严的讨伐背后，有无法掩饰的炒作动机和痕迹。并且，我以为余杰之流反倒可以高枕无忧，而真正境况堪忧的却是那些实实在在参与维权的民间人士。为什么呢，且看我道来，我已经慢慢摸着了一些余杰之类写作的窍门，尽管我读的书恐怕不到他百分之一,我的文笔和见识与他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能够明了的圣贤教义,能够引用的连珠妙语更少得可怜。首先呢，当然要认清我们中国的现实：中国目前是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平和点，也可以说是开明专制，新闻不自由，司法不独立，基本人权没有保障.甭管是处于"晚清末年"还是"盛世中华",我相信这一点，稍微有点常识和社会经历的人都承认。认清了这一点之后，再立足于这个现实,然后把矛头对准它，不管当前社会发生什么事件，不管我们正在经历什么，东拉西扯一阵，联想一下外国如何处理这样的事件，如何对待人民的呼声，实行宪政的国家是如何改进完善的，归根结底就必定要扯到我们的现实,要归咎于这个根本的体制问题，一个结论:体制确实不好,体制是万恶之源.我相信，这一点是毫无疑问会引起广泛共鸣，赢得叫好一片的。至于到底要怎样循序渐进的进行建构，那就不是我的责任了，不是说知识分子有两种类型吗？我的师承就是鲁迅，而不是胡适。具体到写文章时，要尽量抽象化，虚化，大讲特讲一些纯理论的东西，什么哈耶克，什么昆德拉，如果实在要搬例子，要么就到历史上去找相关的来影射"今不如昔"，要么就到有相似语境和情境中的前苏联等东欧国家中去找。总之，谈得越虚越没有危险，表面上看大张旗鼓的反党，义愤填膺的反专制独裁，但实际上，你矛头所向,并没有一个具体可见的目标，不痛不痒，泛泛而论,纯粹理论，抽象化的东西，某党的党员又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之辈，只要不触犯到我切实的利益，关我屁事(当然了，宣传部的人恐怕不能一概而论)。相反，那些揭露黑幕的记者，维权的民间社会人士，他们面对的邪恶势力是实在的，是有具体目标的，他们随时要面对的明里暗里的报复打击就不知多么凶险了。第二个，鞭死人的尸体,向同路人开炮，比方说余杰以前要剥钱穆的皮,接着与余秋雨骂战，现在又与鄢烈山纠缠，鼓吹和秉承"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表面上看是为了坚持某些原则，捍卫某些尊严，但成天就拿着一些抽象的概念,鸡毛蒜皮的条条提纲争来吵去。这当然更没有危险，骂了名人既造了声势，也无形中烘托了自己，一来二去的永远站在潮流的风口浪尖.而这样的方式，就是连得罪宣传部门的可能也微乎其微.

       我想余杰他们其实也是知道的，在一个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度里，要改变什么远非一朝一夕之功，更不可能一夜东风来，城头变换了大王旗。不说别个，就拿我自己来说，也算是大学生，并且还一度热心于政治，也啃过一二本扫盲读本,但自由主义分子所讲的某些东西还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莫怪有点曲高和寡，应者寥寥了。至于亟待普及的芸芸众生，更不可能翘首以盼如渴望甘露一般等待余教士们的指点.转型期的社会纷纷扰扰,很浮躁，价值取向又大大改变了,能够静下心来读书的本就少之又少，有闲读点书的又多拣那些时尚杂志,有趣的文学类消遣，又有谁愿意捧起那些大部头的枯燥无味的纯理论东西去啃呢?皓首穷经管窥得个一鳞半爪,一知半解的,还得匆匆拿来应付同类非难.寄与希望的智识阶层如今又大多是既得利益的犬儒主义者,难道没听到那些所谓的精英分子,经济专家在大放厥词说"农民工的剥削合理"吗?我想，就算是余杰真的有心扎扎实实的启蒙，他恐怕也缺乏那种深入浅出,举重若轻的能力，但毕竟只有这样才能让大众快速理解消化和接受，当然,最好还结合普罗大众的认知水平和他们身边真实关注的利益.就好像当年红军成功的选择"土改"来夺得民心一样.否则，他们永远就是孤军奋斗,他们的理论永远也是"束之高阁"在学院里斗来斗去.但我又颇怀疑,余杰他们恐怕更关心的是自己的书销量多大，稿费如何分成,能不能美得惊动友邦人士的问题吧.

        为什么余杰当初在大学生们中很欢迎呢，那是因为大学生从小都受的是正统教育，不谙世事，所以余杰从国外搬来的几本杂书既新颖,又能迎合他们叛逆,猎奇的心理，开阔他们不满而疑惑的眼睛。但一旦他们接触社会，许多不明白的东西就迎刃而解了,其中多数就会同化,与时俯仰,随波逐流.自觉认同并维护体制给予他们的利益.余杰此时也就失去了意义。咳,目前这个社会,到底又有谁肯切实的去做启蒙工作呢?如果启蒙，到底又该面向哪个群体?如何下手呢?与其谈一些空洞的理论,做一些超前的学术探讨,为什么不做一些实际的维权工作?别提"宪政"之类目前还遥遥不可及的目标吧,先思考一下当下最需要建构的是什么?

       我看到胡适提倡说:"好人都去做官."我看<万历十五年>时,抗倭名将戚继光竟然要给首辅张居正送春药,有名的清官海瑞贫病潦倒终身时,不禁心下寒一个.做有良心的好人可见是如此艰难,试问当下有谁真正能不免于俗,舍弃名利的诱惑,甘于平淡,忍受寂寞,来对抗这种秩序和高压呢?当然,是有的，不过凤毛麟角.很多的人慷慨激昂反腐败反专制,只是因为他们徘徊于体制外不得其门而入罢了。为什么我有时会觉得自己确实比较幼稚呢，便是我不自觉的受了某些东西的欺骗,跟着莫名其妙神经质的激动.如果政府控制了各种信息流通渠道,当局不仅不宣传，还要严厉打压,你说坚持良心写作有谁看，要承担多大的风险?公民社会又如何建立得起来? 咳,我的这些文字自然也只是闲来弄弄，想想自己以前拔得太理想化就未免为诚然的浅薄而惭愧.

主题：[原创]忽然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