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帖]浅谈作家与其作品中的人格分裂

读玛丽特·杜拉斯的《情人》的时候总是在深夜，我不想破坏一些自己想象中的意象。就想那条流淌的湄公河一样，有一些我想象不到的东西一把一把的闪烁过来，我不得不在深夜里思索。作家在作品中所宏扬的人格精神与其在现实中是否存在极大的距离，而不是那么紧凑的丝丝献相关？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情人》于1984年获得龚古尔文学奖。作者杜拉斯讲述了一些违反传统不合常规的感情，但是她把这感情讲得极其自然，有着丰富的情感力量和激情。杜拉斯曾经这样说过：“这部小说带有浓重的自传体色彩，大部分的文字是由过去说过或者是想过的话组成的。”那么，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和现实中的杜拉斯有着多大程度上的相同呢？只要是比较熟悉杜拉斯的人，都可以肯定的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转回去一想，杜拉斯的人格在现实中和作品中是不是存在着一个程度上的分裂？ 　　不能不提到余秋雨。 　　余秋雨将文化散文提升到了一个颠峰，将历史的沉淀过滤得无可抵御。曾有人这样说过，余球雨是把其作品中的人格发挥得最为完整的一个作家。站在历史的遗迹上，他的深思熟虑，他对历史的剥离，以及他对历史文明的阐述不得不让我们深思。他将自己趋于一个孔子。可是，在文革时期在现实生活中的他呢？他的人格又在不可捉摸的分裂。重庆的张于仁，北大的余杰，都在对他的人生的认识上进行深刻的剖析。 　　也不能够忘却雨果。 　　在《悲惨世界》中，雨果对下层的劳动人民是何等的同情，他将劳动人民的疾苦书写得多么的淋漓尽致，他呼喊劳动人民要站起来反抗，在表面的现象中，雨果拿着刺刀讽刺资本家贵族。可是，在现实生活中的雨果呢？他和父亲争抢同一个女人，不是因为爱而是情欲。他贪图功利，为了获得别人对他的尊敬，从而不择手段，简直就是一个十足的资本势力小人。而且对下层劳动人民根本就无他作品中所显露出来的同情，反而是无穷无尽的压榨。这些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的格格不入的差距又怎么去解释和接受呢？ 　　其实，这些人格的分裂又是不可避免的。 　　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每一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这个角色所赋予他的又是不同的使命，这样就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人格上的分歧。余秋雨如此，雨果如此。在文革时期的余秋雨不能够在学潮中无动于衷，在这个商品社会里他又无法逃掉商业化的写作。雨果在现实生活中扮演的是一个资本家，在写作中他做扮演的是一个同情下层平民的人。这样的分裂是何等的自然。 　　再回到《情人》杜拉斯。 　　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在关于爱情关于生死关于希望和绝望中挣扎，有时候显得唯恐而避之不及但又不得不触及。没有爱的爱情，所有的亲人都在身边失去，对未来的迷茫，这些从不同程度上都给予测度，可是现实生活中的杜拉斯又有着无可厚非的激情，能够清醒的认识自己，对自己的每一个行动都会作深层次的思考。她张扬自己的个性，富有爱心，真诚炙烈。 　　那么，作家的人格发生分裂的原因是什么呢？ 　　追溯到生活，不可避免的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社会所赋予的责任而奋斗。这个时候他所扮演的与其在另一种生活中所赋予的责任的角色必然发生冲突，也正是在这种冲突中，他们发掘了生活而将其置之于笔下。所以一个作家的人格分裂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没有人格的分裂，则不能够成其为作品。 有一种对写作的定义就是把汉字用一种特殊的叙事结构表达方法以及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形态和意态所做的一种铺排。这就谈到了社会生活。它的意态和形态就存在两个方面。所以，这也导致了作品的人物和作者在人格上的不同。 　　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生活不能够太“圆满”，否则我们就好象生活在其外。这里的圆满就是人格上的圆满的一种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