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谈曾国藩的成功之道[堕落街论坛]

　　一、曾国藩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培育出来的最为优秀的成功者　　切入正题之前，我想先来整体地评点一下，曾国藩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或者说究竟应该把他放在中国文化史哪一个位置上。我认为曾国藩是五千年中国传统主流文化所培育出来的最为优秀的成功者。　　什么是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所谓主流文化就是被历代统治者认可的文化，也就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传统华夏文化。这种文化要求人们积极地面对人生，投入社会，在有限的生命期间里，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得到最大的发挥。这种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道德、事功、言辞，即《左传》所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其次有立言”。按照《左传》的说法，人若在这三者中的某一个方面有出类拔萃的表现，传之久远的业绩，则可称之为不朽之人。当然这里有高下之分，最上等的不朽之人为建有高尚的德行，其次为功业，再次为文字著述。但若是一个人既立德又立功又立言，也就是三者并举的话，那么，他将是中国主流文化所认为的最为成功的人物。如果我们将此标准衡量历史人物的话，完全具备“三不朽”的人物很少很少。可以讲得出来的，只有周公、孔子、孟子。对孔孟还要说明一点，即得把他们的教育事业也当作事功看待。中间有个诸葛亮，但诸葛亮的事业并未取得完全的胜利。到了近代，曾氏则被人称之为完人。曾氏的德行被广泛赞美，他的事功为扑灭太平天国起义，他的著述有千万余言的《曾文正公全集》。　　对于一个从政者而言，中国主流文化对其还有一个人格方面的要求。最高人格境界是“内圣外王”。所谓“内圣”，是心中充塞圣人的学问和道德，并以此塑造自己的内心世界；“外王”是指表现在外的能力和功业，施王政，行王道。这种“王”是与“霸”相对立，也就是施仁义之政，行仁义之道。曾氏早年在京城做官的时候，严格按照程朱理学修身养性，修炼自己的人品人格，中年以后奉旨平定叛乱，将混乱了十四年之久的社会重新纳于封建正轨，东南十四省的老百姓重新有一个安宁的生活环境。曾氏的一生走过的是一条典型的内圣外王的道路，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人所企盼的最佳的人生之路。这种人为数极少，孔孟等圣人没有做到，做得差不多的有唐代的李泌、裴度，宋代的岳飞、文天祥，明代的王守仁等人。　　其次，我还要指出，曾国藩是开湖湘风气的一代宗师　　本来，说曾氏是中国主流文化所造就的最为成功者，已经给他一个比较总结性的评定，之所以还要加上一个开湖湘风气的宗师，是因为湘也就是湖南省，在中国近代所起的作用，对现当代中国的影响太大太深了。从某个角度来说，如果没有湖南省，中国近几十年的变化，也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要把它单独拈出来谈。　　说起湖南省来，历史上在中国这个大家庭里是没有地位的。周王朝时，湖南属蛮荒之地，《左传》载，春秋时期诸侯会盟，楚国的头头只能在厨房里烧火，可见地位之卑下。到了战国时代，楚庄王虽然做过短期霸主，但楚国在文化、经济上仍不能与中原相比；湖南在荆楚大地又属冷僻之地。屈原本是湖北人，为什么他会死在湖南？估计是流放到湖南省，看到汩罗江两岸一片荒凉冷清，心中更加凄然，彻底断掉了活下来的勇气，遂投江而死。到了汉代，湖南依旧是个中原人士不愿去的畏途。贾谊来到长沙，将长沙视为卑湿之地，终日郁郁不乐。刘发被封为长沙王，因为他母亲是宫女，地位低下，才被打发到谁都不愿去的长沙。他心中十分不乐意来湖南，每年回长安省亲时，就装一车土回来，几十年过后，这些土堆成了一个高台。他每天站在这个台上，远眺那根本就看不到的关中平原、长安故地。这个台子后人称之为定王台，成了长沙城里的一大景观。　　到了唐代，湖南更成了罪犯的流放之地，失意文人的流浪之所。湖南人津津乐道韩愈有过咏南岳的诗、柳宗元有过《永州八记》、杜甫死在耒阳，其实他们本人当时在湖南时的心境都很凄凉，因为那都是他们一生中迫不得已之时。　　宋代时，官吏们遭贬，也会常常贬到湖南。著名的《岳阳楼记》开头便是“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可见这个滕太守是犯了错误发配湖南岳阳府的。两宋时代，东南文化开始昌盛，但湖南即便在这个时候，相对东南其他省份来说，也是落后的。大家看那个时候，与湖南毗邻的江西省文化是如何发达的，唐宋八大家，三大家出于江西，外加黄庭坚、文天祥等等，群星灿烂，但湖南除开一个周敦颐外，再数不出几个人了。　　但是，曾国藩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应该说，清代咸丰、同治年后，湖南和湖南人就像匹黑马在中国大地上凌空出现。曾国藩之后，湖南名人辈出，功业盖世，如谭嗣同、黄兴、蔡锷、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胡耀邦等等。这是因为当时的湘军是得胜之师。而湘军的最高统帅是曾藩。所以说曾国藩是开湘湘风气的一代宗师。　　二、曾国藩的成功之道　　人生在世，几乎都渴望成功，谁都不愿意做一个失败者。对于曾国藩的历史评价，至今或许还有分歧，但他是一个成功者，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他为什么会成功呢？他的成功经验对我们有些什么借鉴呢？我想，凡有志于做一番事业的人都会对此有兴趣。那么，我现在就来简单地说一下他的成功之道。大致有如下九个方面。　　1、修身立志，储才养望，奠定做大事业的基础。　　前面我曾说过，曾国藩早期在京师有过一段“内圣”时期。他的“内圣”功夫有哪些内容呢？归纳起来有四点，即修、立、储、养。　　修即修身。他的修身功课为诚、敬、静、谨、恒。诚为诚实、诚恳，为人表里一致，内心的一切都可以公之于众。敬为敬畏，在内则为心有所畏惧。畏什么呢？畏道畏法畏舆情。在外则持身端庄严肃，有威仪。静，指的是心、气、神、体都处于安静放松的状态。谨，主要指言语上的谨慎，不打诳语，不作妄言。恒，指的有恒心，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　　立即立志。就在严格修身的同时，曾氏立下了澄清宇内之志。所谓“澄清宇内”，便是经邦治国、安定天下。这是儒家信徒的最大志向了。　　储即储备才干。翰林院清闲，给了他读书的好机会。他充分利用这个好机会，发奋苦读先辈大家之作，如诸子、二十三史及韩、欧、李、杜等人的文集，亦读如兵书、荒政、水利等方面实学书籍。以此完善充实自己的知识结构，为办事而储备真才实学。　　养即培养声望，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提高知名度。他通过做诗文和不断上疏来实现养望目的。曾国藩通过修、立、储、养的努力，在人格、才干、声望三个方面，为日后的绝大事业作好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才有后来唐鉴的竭力推荐，湖南官场的渴望和三湘士绅的归附。　　2、抓住机遇，做大做强，让事业蓬勃发展　　咸丰二年年底，一个改变命运的绝大机遇降临到曾氏的头上，这便是先一年起义的太平军冲出广西，向江南进军，东南各省陷入战乱之中，为了配合正规部队的作战，朝廷在江南各省任命了四十三位团练大臣。四十三个团练大臣，在后来死的死走的走，几乎都没有办成什么事，唯一一个成就一番大业的就是曾国藩。成与不成，这中间因素很多，如何把握住这个机遇，充分利用这个机遇，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曾国藩充分利用机遇的一个主要的手段，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做大做强。回过头来看，他的做大做强有三个步骤。　　所谓团练，就是后来的民兵，结队编团定时训练，无事则拿锄头做农活，有事则拿刀枪械斗。这种组织都在县城以下，各乡都有。各省团练大臣都沿旧例，只是局限在县、乡一带办团练。曾国藩则不一样。他一到长沙做团练大臣，便上奏请求在省城建一大团，将湘乡1000人马调进省城，分为三个营，将这三个营派遣到各地镇压匪乱，维持秩序。这个大团虽不是正规军，但它一天到晚练兵打仗，住在营房，实际上已经是军队，湘军便这么出来了。这是做大做强的第一步。与绿营发生冲突后，曾氏干脆跑到衡阳去训练，把团练扩大为十营5000人，又练水师，水陆两支人马10000人，加上挑夫及辅助人员，人马达18000人。从衡阳出师时，水陆齐头并进，威威武武，浩浩荡荡，完全是一支力量强大的劲旅。这是做大做强的第二步。到了打下武汉后，曾氏提出沿长江东下的计划，分南北中三路推进，除北路为湖北都督统率的绿营外，南路和中路均为湘军，他本人则为三路人马的总指挥。这个计划得到了朝廷的批准。曾氏的湘军便成为太平军的头号对手，一个省的团练便这样成了国家军队中的第一号种子选手。成了国家武装力量中的王牌部队，做大做强的设想得到了最好的实现。　　3、打脱牙齿和血吞，屡败屡战，赢来最后的胜利。　　湘军的做大做强，有一个千难万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苦多乐少、败多胜少。从衡阳出师到武汉的打下，这七八个月里，曾氏经历过兵败投水自杀、湘军溃逃四散、湖南军政两界的讥讽、长沙城闭门不纳等等羞辱，直到武汉打下，才一洗满面羞惭。经过一段短暂的胜利，曾氏来到江西后，很快又处于战事胶着状态。从咸丰五年到咸丰十年的五六年里，曾氏在江西、安徽一带的军事行动一直在低迷中徘徊不定。这期间，曾氏遭遇到江西官场的排斥、湖南官场的指责、朝廷的不信任、友军的不配合，他再一次投水自杀未遂，又被朝廷冷落了一年多，弄得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个从朝廷到地方都不能容的异类，以至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一天到晚吃不好睡不好。不到50岁，连一寸大小的字都看不清，随时都有死去的可能。　　面对着这一切，曾氏都忍了。他拿湖南乡间的一句俗话来安慰、激励自己：“好汉打脱牙齿和血吞”。和血吞牙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不示人以弱，不求人怜恤，一切痛苦自己担当。二是将仇恨吞到肚子里，让它生根发芽，变成复仇的动力。有野史上说：幕僚给朝廷拟奏折说湘军“屡战屡败”。曾氏将“战”“败”两字易了一个位置，变为“屡败屡战”。这一字之易，体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精神气慨：决不屈服，决不退缩，倒下了再爬起来，前人死了，后人再继续。这是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倔强精神的最生动的体现，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取得最后的大胜。这样的对手，哪个竞争者不害怕，他又怎能不获得最后的胜利？　　4、尽可能地减少人为的阻力和障碍，全力以赴于大目标。　　湘军有很重的私家军队的味道，当时有野史记载：朝廷的命令无法调动湘军，但曾氏一纸手令，部属便为之千里驱驰，可见湘军私人性质的严重性。这个事实曾氏当然清楚，他一方面需要这样，另一方面又要提防由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消除人为的阻力和障碍，确保大目标的顺利达到。曾氏为消除人为的障碍和阻力，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努力：　　（一）启用满人做湘军的统帅。私家性质的军队一向为国者所防范，眼下的当国者又为满人，其防范又更进一层了。满人是少数民族，为扩大自己的力量，它用联姻的形式把蒙古拴过来，但仍然属于少数，满蒙两族加起来不超过五百万人。它是靠军队打进关的，故对军队控制更严。军队有八旗兵和绿营之分，八旗兵镇守重地，绿营兵则多做杂事；一些重要地方的绿营，其统领也是满人，至于湘军这样的军队，不是万不得已，是决不会让其出现的。曾氏对这些了然于心。为了消除朝廷的怀疑，减少人为设置的障碍，他用满人挂名为湘军首领，将这个满人从一个参将越级提拔为提督。后来打下南京时，论功请赏，他又把满人官文排在第一。　　（二）尊重友军，尊重与自己地位相当的官员，以收协同作战的功效。当时与湘军共同作战的部队，有胡林冀指挥的湖北绿营，袁甲三、张沛指挥的安徽绿营，都兴阿的八旗兵等。曾氏都尽量与他们保持友好的关系。特别是对于胡林翼，他既是湘军中的重要领导人，又是湖北省绿营的统帅，他本人是靠曾氏发迹的，但曾氏对他特别尊重，胡也因此与曾关系十分融洽，不仅与他随时协商军事部署，源源不断地提供饷银，还为曾氏的复出，为曾氏谋求地方实职一再上奏朝廷。　　（三）严格要求家人安分守己，以求后院安静，不添乱子不添麻烦。家中有人做了大官，家里的人利用他的权势来谋私利，这种现象极为普遍，这种谋利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从做官者手里索取，一种是打着他的旗号向旁人索取。早在进翰林院之初，曾氏祖父就说过：“靠种地吃饭。”故而曾家人直接从他手里索取银钱的不多，曾氏对家中所承担的银钱负担不算太重。我曾经说过，在中国要做个一尘不染的清官很难，这难是因为中国的文化——亲亲文化。一个为官者必须为其家人承当经济责任，若家人需求过多过大，他的正当收入又不足以满足，他便只就好将手中的权去换钱了。曾家人比较多的是打着曾氏旗号去谋利。这里可分为被动、主动两种。被动是人家找上门来的，主动则是自己揽来的。如湘乡县亏空1.6万两银子，曾家几个兄弟们出头劝捐，这便是主动揽利。针对两种情况，曾氏叫父亲杜门谢客，叫众兄弟莫管闲事。　　此外，家里要买田起屋，曾氏多半制止。军营要捐银子为家乡架桥，曾氏也只象征性拿了一点，并说用于私、用于公有区别，但将军营里银子搬到湘乡这一点上是一样的，不能用公款为放大的**务。曾氏这样做，都是尽量设法减少一些人为设置的障碍，为其人生的大目标铺平道路。儿子考乡试，他叫儿子不要递条子。九弟在家起房子，过于宏丽，在礼制上也有出格铺张等，他也去信制止。除开严格要求外，也不希望因此而招别人的指责，授人以柄。　　有一件发生在老家的事更让曾氏十分不安，南京打下后，曾氏老家大兴土木，上正梁时唱赞歌：“两江总督太细哩，要到北京做皇帝。”曾氏听到这个消息，头上背上直冒冷汗，连忙打发人回去，严厉地批评此事，声明谁再说这样的话，就杀谁的头。　　5、交错使用儒法道三家学说，依时而变左右逢源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有一个误区，以为它就等同于孔孟儒家，其实不然。传统文化其实还包括诸子百家的共同智慧。《庄子·天下篇》、《史记·太史公自序》里都有很详细的表述。　　据《汉书》记载，在战国时期中国至少有十大家，他们都有自己成套的学问。这十大名家为儒、墨、法、道、名、阴阳、纵横、农、杂、小说家等。他们各自立坛讲学，著书立说，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昌盛的学术局面，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形成儒家一统天下的格局。但是诸子的学问依旧保存了下来。我认为中国后世的读书人之所以多迂腐不化，就是因为只读儒书而不读别家书的缘故，倘若诸子百家之书都读懂了，就决不是迂腐不通的。事实上，中国历史上那些有大成就的读书人，都不是墨守儒家一家之说的，而是各家都取为我所用。曾氏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战国时的百家中主要的有十家，而十家传到后来又主要体现在三家，即儒、法、道。曾氏精通这三家学说，并适时而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曾氏的一个好友欧阳兆熊曾用“一生三变”四个字来概括曾氏事业轨道：早年由词赋之学转而程朱理学（我们知道，程朱理学是儒学在宋代的发展）这是第一变；回湖南任团练大臣，由程朱理学改变为申韩之学，这是第二变；守父丧时，他痛苦地反省出山五年后的经历，悟出了以柔克刚的道理，于是由申韩之学转而为黄老之学。曾氏的真正的大知己是这位欧阳兆熊，他可谓是对曾氏看得入木三分。用这“三变”来概括曾氏，真是又准确又简洁，深刻极了，绝妙极了。　　这个“变”，不是前后否定的意思，而是说他的行事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说以谁为主的变化。我们怎样看待这“三变”呢？应该说在三个不同时期里，曾氏分别主用的三家学说都是用得对的。尤其是经过第三阶段，他的人生境界便到达了一个炉火纯青的极高之地，他集中国的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典型形象也便就树立起来了。我在《评点曾国藩家书》说，这第三个变化是曾氏整个人生中至为重要的一环。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让曾氏获取了成功，更大的意义是有了这一环，曾氏就成为传统中国文化的最后一个集大成者，甚至可以说，曾氏本人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他给予人的启迪性和昭示性就将不衰不竭，常省常新。倘若缺了这一环，他就不可能是一百多年来士人眼中的曾文正公，而只能是一个做过大事获得高位的能干人，至于这种能干人，在五千年中国文明史上，是成百上千万的。　　关于曾氏的儒法道的三家并用，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今天限于时间关系，只能提一下，以后有空，再作一个专题来讲。　　6、成功后不居功，谦退自抑，淡化光环，缩小靶的　　翻开中国史册，常见这样一些故事：与人相处，共患难易，共成功难，功高震主者更是自身难保。人们都知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亡、走狗烹的典故。这些记载都提醒人们，成功之位不易处，尤其是在握有生杀大权的君王面前，立有盖世之功的臣子更难自安。这种事情发生，是由主客两个方面决定的，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某一方。上司的防范猜疑，同事的眼红嫉妒，属于客观的情形；自我膨胀，则属主观的原因。曾氏对这种种人性和社会性，看得透彻，透彻到洞若观火的地步。他多次对家人说，自古以来，建立大功又得善终的人不多。

　　同治三年，五十四岁的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湘军统帅，在经过十几年的千辛万苦后，终于打下南京，取得对太平天国作战的决定性胜利，朝廷给予封侯之享的同时，一面对他及其手下的十余万虎狼之师——湘军高度警惕。与曾氏同处于一个战场的其他将帅，一面颂扬恭维，一面在暗中竭力挑刺，恨不得将他一棍子打死，在九弟及其吉字营忙于抢掠财富，忙于争功的时候，曾氏则在尽力淡化自己头上的光环，缩小中箭的靶的。他主要做了下面五个方面的工作：（1）把功劳归之于先帝、太后和朝廷，归之于协同作战的友军，自己则做事不多；（2）动员牢骚满腹的九弟辞职回家养病；（3）大量裁减湘军，90%裁掉；（4）大撤厘金局；（5）修复江南试院，收买士人，堵住他们的口。就这样，曾氏及其所代表的湘军集团，较为平安地度过了表面风光内里危机四伏的政治险滩。　　7、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是统帅的最大要务　　前人说曾氏是将人则胜、自将则败，这话是有根据的。曾氏凡亲自指挥打仗，必定失败，例子颇多，但他会指挥别人去带部队打仗。曾氏不是将才是帅才，或许可以借用今天的话来说，曾氏不是专家而是领导。作为一个领导，要具有什么能力呢？毛泽东对此有个很好的回答。他说领导的才能在两个方面，即出点子、用干部。曾氏在这方面的才能大过常人，用干部，我们将在下面说，先来谈出点子。将帅的最大点子是什么？最大的点子便是制定战略决策。　　前面讲到的初期在省城建大团，做大做强，便是一个极好的战略决策。以后在衡阳组建湘军水师，也是一个极好的战略决策。我们在这里再给大家讲一个战略决策，即西路制胜之策。　　咸丰十年春天，太平军与湘军之间的战事出现了一个突变，朝廷驻扎在南京城外孝陵卫的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击溃了，清军统帅逃跑的逃跑，自杀的自杀，两江总督何桂清潜逃到苏州，苏州巡抚闭门不纳，只得仓皇逃到上海。　　就在江南面临一片危机、朝廷失措，士气低落的时候，临危受命的曾国藩，充分显示了一个军事统帅的冷静和对全局的清醒认识，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提出被后来证明为正确的西面制胜之策。其中有一段很精彩的文字，我念给诸位听听：　　窃以为苏、常未失，即宣提兵赴援，冀保完善之区，苏常既失，则须通筹，各路全局，择下手之要着，求立脚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自咸丰三年金陵被陷，向荣、和春等皆督军由东而进攻，原欲屏蔽苏浙，因时制宜，而屡进屡挫，迄不能克金陵，而转失苏、常，非兵力之尚单，实形势之未得也。今东南决裂，贼焰益张。欲克复苏常，南军须从浙江而入，北军须从金陵而入。欲复金陵，北岸则须先克安庆、和州。南岸则须先克池洲、芜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势。若从东路入手，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必至仍蹈覆辙，终无了期。　　西面制胜决策，建在一个势字上，人们常说审时度势，军事上更看重这个。势，即形势、态势、趋势，就当时而言，这几个方面具体体现在长江流向的上下，即得以上制下之势。基于“自古平江南之贼，必据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的分析，曾氏提出，克金陵复苏常，必须得“以上制下之势”，具体地说，先收复长江，南北两岸的安庆、和州、池州、芜湖，将军队一步步逼近金陵，切断太平军与上游的联系，这对于清军来说就叫做“据上游之势”，对于太平军来说，即失去了有利之势。按这个计划，曾氏分三路向下游推进，收复长江两岸的城池，最后将金陵与长江上游的联系完全切断，金陵粮饷的来路基本就没有了。　　8、识才用才，是领袖成事的第一秘诀。　　大家都熟知，刘邦在夺取政权后与群臣有一段著名的“三不如”的对话：“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知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刘邦本一个乡村无赖，他的最大的官职只做到亭长，顶多只相当于现在一个村长，但他却夺取了天下，而出身富贵人家的项羽却丢了天下，这里面的关键在于项羽不会用人，刘邦会用人，而且会用各种不同人才，将他们的才干充分调动出来，服务于自己的大事业，这正是刘邦的成功之处。刘邦所说的，其实也是一切领袖成事的第一秘诀。　　曾氏的成功之道中极重要的一条，还在于他有杰出的识才用才的本事。时人说他善于衡人，尤擅长相士。曾氏用人的原则是德为主，才为辅，先看德行操守，次看学识，再看才具。他对人才广收慎用，因量器使。识别后，将他们一一合理使用。在识与用之间，他还善于培养人材。他的教育之点立足在褒奖，也就是多用奖励，少用苛责，他有两句名言“扬善于公庭，规过于私室。”在十多年的战争岁月里，曾氏依仗着千万人才成就了大事业，同时，他也通过这些战事培养了一批卓越人才。这批人才，对晚清政治、军事、文化、外交各个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9、慎选替手，使事业后继有人　　在识人用人中，曾氏尤注重对替手的选择。他在给九弟的一封信中就说：“办大事者，以选替手为第一义。”这说的是他自己的经验。　　什么是替手？替手就是代替自己的人。超过自己的接班人。这种代替，有部分代替和全面代替两种。部分代替的人，他挑选出来作为分统、营官、哨官。全部代替的人，我们今天通常称之为接班人。曾氏很重视寻找一个全面的替手，经过多年的培养观察，他最后将李鸿章选为自己的接班人。曾氏与李的关系有几个阶段：结识—雕琢—磨炼—寄予大任—视为接班人。事实证明，正是李鸿章将曾氏的事业推向前进。在军事方面：李鸿章的淮军最终平定了捻军，在后来日益壮大，成为晚清军界中的一支最重要的力量。在洋务方面：他大规模地开设兵工厂、创设机器局、选派留学生等等。曾氏只是拉开洋务运动的序幕，洋务的大局面还是他的替手李鸿章打开的。李对曾氏十分推崇，他与人谈话，口口声声称曾为老师，且称他所做的事都是老师所开创的。李鸿章执掌晚清军事、外交大权30年，权倾天下，炙手可热，曾国藩在死后很长时间里一直保持着高大的形象，与李鸿章的地位和推崇是分不开的。　　三、曾国藩对后人的启迪　　人们喜欢历史，中国人于此更甚。这种喜欢，除因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能带来一种欣赏乐趣外，还因为历史能给人以启示和教益。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中国古人说“以史为鉴，可以正得失”，讲的都是这层意思。　　曾国藩谢世一百三十年了，中间除开三十年因为政治原因成为禁区外，人们都喜欢谈论他，尤其是九十年代小说《曾国藩》问世，曾氏再次成了中国人的热门话题。我以为这原因在于曾氏是一座文化宝库。人们可以从他里得到各方面的启迪。我以为至少在如下四个方面可以给今人以启示。　　（一）农家子弟（或者泛指普通人家子弟）照样可以成大事，获高位，享大名，改变命运的关键在自我奋斗。曾氏成为后世榜样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他的成功激励了千千万万没有依傍、没有靠山、没有财富的普通人家的子弟的上进心。毛泽东可作为这方面的典型的例子，毛在一师读书的时候，与老师杨昌济谈到自己的务农之家时，杨“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为勉之。”以杨的身份，此话对毛的鼓励是相当大的。　　（二）提高人的综合素质是教育之本。中国的教育，从古至今都是应试教育，过去人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求功名，有了功名之后便可以做官，现在人读书的目的是为了考大学、考博士，有了学位后便好去求职，应试教育的负面是培育出来的人缺乏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的能力，缺乏成就大事业所必须具备的除专业知识外许多重要的相关条件。曾国藩五岁启蒙，经过二十二三年应试教育，才挣出头来，他的身上打下了深深的应试教育的烙印，他的高过别人之处在于：虽得其利却能洞悉其害。他在进京后的不少家书中，都要那几个迷恋科举考试却又极不顺利的弟弟从科举中走出来，去读于身心学问有益的书。而他却更加身体力行，拜师访友，求学问道。从道光二十一到道光二十七年，这六七年的时间里，曾氏利用翰林院清闲无实事的大好时机，遍读先辈大家学术著作和诗文专集，又常和一班子志同道合的朋友互相切蹉探索，尤其重要的是他拜了倭仁、唐鉴两位以人格修炼为主课的名师，进行严格的修身训练。这六七年的经历，是曾氏一生中一段最为重要的过程，因为有了这个过程，曾氏才有了一个学问和人格的升华，为他日后的大事业奠下了厚实的基础。　　关于他师从唐鉴等人所做的人格修炼，我在前面已提到了，站在今天的高度回头来看，这种人格修炼其实就是人的综合素质的训练。　　人的综合素质是为之基本，如果把人的一生在社会上的生存比作一门学问的话，技能则如同专业知识，综合素质则好比基础理论，基础理论扎实雄厚，相关的专业则较为容易掌握。曾氏是个不折不扣的书生、文人，但后来形势需要他做军队的统帅，他很快就适应了，而且做得比当时所有的专业军事将士要好，这原因就在于他的综合素质好，也就是他的人格修炼成功。现在的社会变化得快，专业门类越来越多，人在学校里的专业学习决不可能都学到的，到了社会后要适应社会的变化，其立身之本则在人的综合素质上，这是其一，还有更重要的是，人类的大事业只能是人格完美的人才能担当得起。对于年轻的朋友们来说，如果我们给自己一生的定位是两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伴炕头，养家这个标准，当然只要有一两门技能就可以，但要立志做大事业，则只靠技能不行，人的综合素质的高下，在事业成就的大小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举个例子来说：重庆谈判中，一首《沁园春》在争取大后方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支柱上所起的作用，就超过百万大军。　　曾氏早期学师的人格修炼，使得他在日后的危难时有较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定力，在千百万银子从自己手头过的时候，他能保持一文不取的廉洁自律的操守，在位高权重时不头脑发热，利令智昏，他的综合素质变成他的人格魅力，靠着这种魅力，他团结成百上千优秀人才，共襄大业。　　人的综合素质培养也就是人格大修炼实在太重要了。现今保存的由湖南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早期文稿》中有一处提到了曾，对曾表示出很大的敬意，最有名的一句话便是“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青年时期正是人的理想和抱负的形成期，我们可以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曾对青年时代的毛有最大的激励作用。我有机会接触过台湾国民党的上层人物，谈及他们的追求时，许多人，尤其是湘籍人士都说受曾的影响：曾可以做到，我为什么做不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要做到，靠什么，靠奋斗，靠拼搏。　　（三）综合素质中最重要的一种“静心”。曾氏早期修身时，他的老师唐鉴告诉他，最是静字工夫要紧，程颐、王阳明都强调静字工夫，所以能不动心，若是不静，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他牢记这话，在静字下了很大的工夫。一个人的心处于绝对安静姿态时，便可以从容思考各种疑难，从容应对多方杂务，曾氏在同治三年攻打南京的时候，静工夫帮他度过难关。我们如果遇到很棘手很困难的事情不妨试试：脑子不能有太多的杂念，而且要有意思去排斥各种诱惑、干扰，心思尽可能单纯专一，时常保持一种宁静如水的心态。　　当今的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开放的社会为人们展开许多发展的机会，机会多诱惑就多，诱惑多了，心就容易乱，心乱表现在行为上的忙碌失措，这种现象被称之为浮躁。浮躁已成为当今社会一大通病，医治这种浮躁一大药方便是静字工夫。看好一个大好格局，要心不旁鹜，神无外用，坚定不移地朝着它走去，诸葛亮说的“非宁静无以至远”，就是说就是这个道理。　　（四）做事要开张，做人当要收敛。曾氏一生，做着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但我们读他的千条万条，却读出他对为人的两个字的概括来，这两个字即“收敛”。他自己处处收敛，谦退自抑，不露锋芒甚至韬光养晦。他对自己的家人，也总以喋喋不休地告诉他们，不要呈强呈能，不要招人显眼，知祸惜福。他的这种思想建筑在一种理论上，这个理论是他从读书的过程中领悟来的，叫做消息盈虚。消是减少、息是增加，虚是亏损，他认为正是有得有失，有盈有虚，此消彼息，此盈彼虚，不能事事都让你占全占满。如果你一旦事事都占全占满，马上会遭到上天的惩处，这正好比花一旦全开，则就面临凋谢，他喜欢花未全开，月未圆的状态。我个人认为曾氏的这种处世态度很有它的可取之处。我们一些做大事的，不妨学一学这种方式，在轰轰烈烈做大事业的时候，以收敛之心做人，就不至在做事做人上都会出现一番新的境界。　　唐浩明简介　　唐浩明，又名邓云生，男，1946年生，1970年毕业于华东水利学院（河海大学前身），198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师大前身）研究生部，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分配至岳麓书社从事编辑工作。先后任过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现任总编辑。近２０年的编辑生涯中，主要从事湖南地方文献的整理编辑工作。编辑出版的主要图书有：《曾国藩全集》、《胡林翼集》、《２０世纪湖南文史资料文库》、《商用二十五史》，长篇历史小说《清宫艳》系列，《彭玉麟集》等。先后被评选为：全国首届中青年编辑、中国书业界十大新闻人物、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湖南省首届优秀出版专家。主要兼职有：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湖南文史工作委员会副会长、湘潭大学及湖南商学院客座教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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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唐浩明谈曾国藩的成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