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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万条命能换回什么？

2008-5-23 星期五

　　我想我必须承认，我是个心理阴暗的人。地震过后，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这又是一个我党与脑残愤青良性互动、将专制统治进行到底的利好。反法那阵子，十年砍柴写了个帖子，叫《九年前的那些爱国青年今何在》，论及美国误炸我大使馆后的学生游行，他说：“因为这种自由表达是上峰的恩赐，这种选择性的自由，我谢绝。如果对美国抗议的游行和自己政府抗议的游行，都能自由地举行，那么我会参加这场抗议美国的游行。而当自己这样的义愤，仅仅被当成某种砝码，我宁愿旁观。”

我对这句话很认同。我一直以为对于身处现代社会的所有人来说，以下认识是一个基于常识的共识：政府与公民本质上是一个契约关系。公民与政府按契约精神各尽自己的义务，同时享有对等的权利。在公民一方，纳税和守法是义务；作为交换，他享有定期选举和无时不刻的言论自由去批评政府的权利。权力这个东西太害人了，如果一个政权不由定期选举制约，又能以强制手段去钳制言论，它还有什么理由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又有什么东西去阻止它作恶呢？

吉本说：“人生最大的幸福是财产上的自足，最大的不幸是出生于一个专制和邪恶的统治之下。”每想起这句话，我的内心总是充满怨忿和悲苦，这个与生俱来的不幸，就像某种先天残疾。我什么都没有做错，却注定了经济上被剥夺、政治上被压抑、思想上被愚弄的命运。谎言，在明明知道你有能力识破的前提下，还在毫无顾忌地播诵，这使得这谎言，有了多一倍的恶毒和刻薄。我想我受得住经济上的剥夺，对政治上的压抑也习惯了。但那份视我的智商与审美情趣为无物的恶毒和刻薄，却让我沉重得喘不过气来。

在没有得到权利的前提下，十年砍柴拒绝承担相应的义务，他选择“谢绝”、选择“旁观”。这种与专制政府“内心解约”的态度，正如胸闷时的一口长叹，并不解决病症。纳税和守法的义务，又岂因你的“内心解约”而被减免了分毫？！

当中国政府继秘鲁政府，成为决定为地震死难者降半旗致哀的第二个政府之后，网上居然一片赞扬声，我真是心如死灰，不再对这个国家抱有任何的希望。低头默哀的那三分钟里，我想起十年砍柴那个帖子里的一个回复：“九年前我也愤来着，现在算是醒过来了。看着今天的爱国青年们，真是恍如隔世。”但对于吸血鬼来说，每天都有新鲜的血液和脑髓吸食。每一个九年里，有多少心智被蒙蔽，又有多少气血被榨干。对于一茬又一茬的傻B愤青脑残，我不再有怜悯，也不再有愤怒。他们生就是饕餮的方便面，这是他们来到这世界上的唯一理由----被包在塑料袋里，袋子上印着红布和公鸡的图案。可谓得其所哉。但对于另外一些年轻人，为了一次顿悟他们要等上九年，要历经九年才有能力在某个无眠的长夜感受内心的无助和凄惶。觉醒须臾，耳边即有一声低语伴着恶毒的狞笑提醒他：他的生命已进入垃圾时间。每念及此，痛何如哉！用谎言把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洗成脑残，正是这一点，让我对专制政府恨入骨髓。

我在此只想向那些已醒过来、或即将清醒过来的年轻人说几句话：古斯塔夫?勒庞说：“在群体中，每种情感和行动都有传染性。其程度足以使人随时准备为集体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我要提醒你们，你们今天的处境比这个更加糟糕，因为中国人“随时准备为集体牺牲”的并不是“自己的个人利益”，而是他人的个人利益。从义和团到红卫兵到反日反法到今天的救灾，中国人一聚堆从来都是同一付操性：某甲有个难有个灾，立即成为乙丙丁戊们干涉他人选择、损害他人财产、剥夺他人自由的机会。他们一只手指着别人的鼻子造谣中伤恶骂，另一只手伸到别人的口袋里去搜刮。他们的心里装满了别人，唯独没有自己。甲捐了两百万，愤青立即指出：乙捐了一千万；丙捐了一个亿，愤青又质问：你总共有多少钱？杭州有个老乞丐捐了105元，他可是倾其所有要饿三天饭的呀！就这样，在愤青脑残的展转腾挪间，所有的捐款人都成了输家。爱心被玷污，善意被绑架。尤为可悲的是，这一切都是在“正义”的名义下堂而皇之地进行的。

但是，正义的基础----如罗尔斯所言----正是“不受侵犯的最大限度的基本自由，只要这种自由与其他人所享有的同等自由不发生冲突”。虑及人钱财有多寡、价值序列有先后，在捐款这件事情上，“最大限度的基本自由”必然是自愿和不受他人干涉。然而在中国人当中，却无法达成这样的共识。这是一个何等低劣和丑陋的民族！

民众情绪high的程度与其言行的荒谬可笑程度是正比的，人群里人数越多，其表现就越愚蠢。企业和公众人物成为脑残青攻击的目标，这个完全在我意料之中。但是无论我做好怎样的事先准备，脑残愤青们却总有本事让我大吃一惊：万科发起内部慈善捐款时，对普通员工有一个十块钱上限的提醒，我觉得这是万科公司最可爱的地方。公司发起员工捐款，划拉来的钱是以公司名义捐赠的。规定个10块上限意思很明显：公司不愿意僭取员工个人的爱心，不愿意做你花钱买炮仗我来放的事情。但对于员工以个人名义通过任何渠道的自发捐款，没有任何限制。相比之下，某银行灾后高调宣布数千万的捐款额，回头立即按此数目向员工全额摊派；某系统已经有了科级干部必须捐款千元以上的精神传达；灾后，浙江群众踊跃捐款，某退休党员月入不过千元，一次捐了五百元，不料次日又收到“献特殊党费”的硬性规定，情何以堪？！

从消息来源来看，各行各业和各地域都有，可见摊派、用强或半用强的索捐和苛捐不是零星个案。在这样的背景和气氛下，挨骂的却是王十元。这不是受虐狂又能是什么呢？毕竟，对于习惯了被捆绑状态的人来说，把绳子拉得再紧些是他所能做的唯一还称得上主动的事情了。看到陪绑的人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受虐狂们心里感到莫大的欣慰----这是此次网络狂欢的本质所在。

死亡人数终于超过五万。我在想，孙志刚一条命换来了收容法的废止。五万条命，应该换来什么？对于红十字会等官办慈善机构的账目透明监督我是不抱任何希望的，就像我对各级政府财政账目公开不抱任何希望一样。我只希望NGO组织的发展不要再受限制，希望中国人甲在救助中国人乙的时候，可以直接赠予，而不用非要把钱交给政府指定的机构。关于红十字会这样一个拒绝公开账目的“慈善机构”，我默认它是贪污横行的。揭开它的盖子，如果看到又一桩希望工程式的丑闻，我是完全不感意外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恶花开恶果的定律抱例外的希望。邪恶的制度下，一切都是邪恶的！贪婪的目光所及，孩子的希望亦可化作滋养的血肉！

个体是无所作为的。一个双眼皮的性状都需要140多个基因协同才能得以表达。组织起来，才是专制政府连做梦都害怕的事情。NGO受到种种的打压和限制，原因正在于此。此次救灾，源于对政府的不信任，很多企业、NGO组织、一个小区里的几个邻居、几个麻友或同事，选择结伴亲自去现场出一分力，而不是受各级政府联手傻B脑残愤青的共同协迫捐钱了事。这就是担当，这就是责任，这就是希望！

最后正告傻B脑残愤青：
1、别问老子捐了多少。老子捐的钱，足够把你老母包到绝经期；
2、对于一切恶骂，一律修改成你们自己骂自己，标准格式如下：“傻B某某正在干自己老母，敬请观赏。”不排除此标准格式有各种变化之可能。最后的解释权，归本博主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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