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值得认真思考的--有关文化大革命及中国社会更深层的思考[堕落街论坛]

七十年代是世界革命潮流盛极而衰的转折期。在资本主义的西方，新自由主义开始回潮，击退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力量，资本家通过经济全球化而联合起来；在社会主义的东方，随着毛泽东的去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国社会开始大踏步向资本主义靠拢。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失去了理想主义的激情，日益沦为官僚专政的国家，为八十年代末的全面崩溃铺平了道路。时至今日，共产主义的旗帜只有在古巴还继续飘扬，但对未来似乎并无充分自信。
　　
　　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特别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发起，又为什么失败？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什么经验教训？　　

文化大革命为何失败？
　　在今日中国，文化大革命几乎是灾难、错误、疯狂的同义词。然而，随着新的剥削阶级的形成，资本主义现实的回归，一大批曾经在文革中遭批斗的老干部开始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显然，毛泽东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但是，晚了。当初，这些老干部不能理解，这批走资派是怎么混进党内的？他们是谁？为什么不能将他们直截了当地抓起来？为什么自己也会被当作走资派批斗？今天，他们基本已经认识到，走资派实际上就是战争年代的革命者，是革命者身上有待革命的私心。革命的领导者们多数是出于救国救民的愿望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大量的积极分子则是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尽管参加革命后，受到了革命理想主义和纪律的教育，但是绝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上升到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高度上来，而是希望革命胜利后能够分享胜利果实。全国解放后，许多干部讲功劳，争级别，争工资，把所领导的单位看成是自己的私人地盘，把党的领导变成支部书记领导，官僚主义作风日益严重。独断专行的倾向加上文化技术知识欠缺，难免犯很多可笑的错误。正是针对这种官僚主义的滋长，毛泽东才决定运用人民民主的力量整顿、教育党的干部队伍。这就是一九五七的整风运动的由来。整风运动开始后，人民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批评党的各级干部。一位当时还只有二十多岁的老朋友告诉我，解放以后，他在家乡四川某县的供销社工作，感觉解放区的天并不是那么晴朗，直到整风运动发起时，他才感到太阳从云缝后面透出了明亮灼热的光芒。这是一种普通人的真实感受。毫无疑问，各级私心较重的干部受到了群众的猛烈批评，他们感到芒刺在背，坐立不安。不幸的是，这时候，一些不是批评党的官僚化倾向，而是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知识分子跳了出来，以给党提意见的方式要求党下台，轮流执政。毛泽东不得不断然反击，将这些人确定为右派。但是，党的官僚化倾向的代表人物，当时的总书记邓小平将反右运动扩大化，利用打击右派的机会，默认和鼓励各级干部打击那些真诚给党的官僚化倾向提意见的左派，从而巩固和壮大了官僚主义者的力量。
　　
　　反右斗争扩大化的真实情形，毛泽东并未充分了解。直到大跃进失败，毛泽东才认识到，官僚主义者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他们虚报浮夸，瞎指挥，上谀下欺，将一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变成了少、慢、差、费的官僚主义的自我展示。对此，毛泽东不得不向官僚主义作出让步，也向群众觉悟程度作出让步，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并对工业建设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但是，官僚主义者们并不满足于此，他们要求继续往后退，退到“三自一包”的私有化路子上去，利用私心来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毛泽东敏感地察觉到这一动向，指出“管理也是社教”，要求通过提高人们的社会主义觉悟来调动生产积极性。为此，于1963年到1966年春发动了一场广泛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被称为四清运动。
　　
　　在四清运动中，毛泽东才真正看清楚党内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存在。在革命年代，这个走资派表现为“山头主义”，即在同一军队或同一地方工作的干部相互信任，相互提携，形成一个个的小圈子，小山头；在毛泽东长期执行“五湖四海”的用人方针后，这些小山头虽然还存在，但逐渐汇合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山头，即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纽带的官僚集团。很自然，这个集团虽然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骨干，但对于理想并不热衷，对权力从而资源的分配和运用却十分敏感，他们逐渐远离群众，乃至与群众利益对立，形成了一个新的阶级，即官僚阶级。在利己主义价值观不变的前提下，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则官僚是权力的人格化。资本家用资本剥削工人，官僚用权力剥削工人。因此，官僚阶级也可以定义为官僚资产阶级。由这个当权派去执行针对自身的四清运动，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那样的四清办法，即派15000名干部去整顿一个县，是将矛头准基层干部和群众，而不是走资派，因此是避实就虚，“形左实右”。
　　
　　这样，在整风和四清都不能触动官僚集团半根毫毛的情况下，在这个官僚集团背离人民，背离共产主义理想的情况下，唯一的办法是向发动工人斗资本家一样，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组织进来，进行斗争。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斗争其实具有普遍意义。苏联、南斯拉夫、越南、朝鲜以及东欧各国共产党，我认为，在相当程度上古巴恐怕也难免，都存在这个问题。极少数干部忠于人民，坚守理想，多数干部渐渐在物质生活的安乐乡中失去斗志，逐渐权力，以权谋私，站到人民的对立面。西方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组织在取得政权或权力后，同样被权力所腐蚀。首先是屈服于群众的短视，失去国际主义视野，安于福利社会，接着骨干层改善生活，行使权力，脱离群众。甚至可以说，一些进步知识分子也没有摆脱这个逻辑。当他们为人民利益奔走呼号时，他们赢得了人民的尊敬，也得到上流社会的容忍。渐渐地，他们可以凭知识吃饭，成了“知本家”，就养尊处优，脱离了群众。
　　
　　回顾历史，基督教从下层人民反抗压迫的武器转化为麻醉和剥削人民的统治工具；佛教批判物欲、劝人离俗，逐渐转变到接受香火供奉朝拜，成为芸芸众生祈求财富和名利的殿堂，和僧尼们的财富和权力来源，失去了批判性；中国的墨子曾经是劳苦大众的领袖，建立了墨社，粗茶淡饭，苦行励身，倡导博爱与和平，扶危济困，与耶稣颇似，但墨子未死，墨社内部亦开始隐现权力和利益之争。
　　
　　由此可见，这种理想主义和世俗主义、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之争是每一个立志改造社会的组织都不可避免要面临的问题，而其结果大多是世俗主义占上峰，与时俱进，修正主义，抛弃理想。这就是历史兴衰相替的周期律。每当人人逐利、两极分化、穷奢极侈、穷兵黩武、天下大乱之际，总会有一些改造社会的理想主义者提出凝聚人心的主张纲领，形成新的组织，重建社会秩序，则社会则衰乱而兴盛；当秩序既稳，理想主义的动力失却，世俗主义抬头，物欲上升，社会又由兴盛而衰乱。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毛泽东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千古难题。与古今中外各种理想主义型的组织不同的是，毛泽东并没有向组织内的世俗主义和利己主义倾向屈服，而是决心 “斗私批修”，使中国共产党重新振奋精神，回到为人民服务的轨道上来，从而挑战这种兴衰相替的历史周期律。
　　
　　他选择的办法是自下而上的民主，即大民主，允许成立各种民间组织，提倡“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以及自上而下的教育，即“斗私批修”。从理论上说，这两项措施前者治标，后者治本，是在人民内部矛盾框架内逼迫和劝导官僚集团重新回归人民的唯一正确途径。但是，官僚集团也有应对办法，他们各自为战，动员官僚集团的受益者和接班人——党员、骨干、劳动模范和积极分子，形成各种各样的保皇派组织，与响应毛泽东号召的造反派展开激烈而错综复杂的斗争。总的来说，造反派虽然有毛泽东的精神支持，有一些理想主义者作为骨干，但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较低，文化水平低，组织能力差，势单力薄，不但受地方官僚集团排斥，也得不到掌握着军队的官僚集团的支持，因而实际上处处被动挨打。相反，保皇派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较高，技术水平较强，相互联系密切，组织能力强，掌握着各地、各单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能够接近各种资源，因而很容易在两派较量中占据上峰。也就是说，大民主的结果，是毛泽东的理想主义力量败下阵来。更糟糕的是，两派较量都打着毛泽东的旗号，都运用了各种现实政治手段，其间又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公报私仇，争权夺利，使希望触及灵魂的思想革命变成了只触及“皮肉”的利益斗争。这样，文化大革命既失去了政治力量，又失去了道义力量，宣告失败。
　　
　　这个结果是在毛泽东意料之中的。当四清运动遭到官僚集团“形左实右”方式的抵制时，当毛泽东认真地考虑发动这一场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时，他深深地意识到，这场运动极有可能遭到强烈抵制。这个官僚集团正是由毛泽东亲手创建的党和军队的骨干所组成，他们虽然多年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立下赫赫功勋，但都指望着能够“打下江山坐江山”。他们可以听从毛泽东的指挥向任何外敌作英勇斗争，但当毛泽东要求他们向自己的私心作战时，他们退缩了，反抗了。在高层，毛泽东几乎找不到一个可以依仗的人。林彪能干，但不能完全信任；江青可以信任，但不能干；周恩来、朱德能够服从大局，缓和矛盾，但却不理解文革。至于刘少奇、刘小平则是官僚集团的领袖，他们是打击对象。陈云则是逍遥派，明哲保身，也不可用。但是，毛泽东决心以自身的崇高威望试探一下官僚集团的反抗意志和能力，于是毅然举起了文化大革命的旗帜。
　　
　　痛定思痛。人们不能不设想，如果当初政治局常委层都与毛泽东的思想一致，如果官僚集团的代表只是出现在政治局委员层次，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斗争是否会缓和得多？理想主义教育成功的可能性是否会大得多？随着一代又一代新人的产生，他们对地方官僚的民主抑制力是否会强得多？如果这些设想成立，那么修正主义化趋势是否能够被抑制，并最终消失？如果这样，那么理想主义组织的修正主义化问题岂不是可以解决了吗？
　　
　　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我们发现，文化大革命失败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当时中国内忧外患，进步知识分子纷纷把希望寄托在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上。但是，现实却给了人们无情打击。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却迎来了一个军阀割据、列强操纵中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半殖民地时代。正在此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迷茫中的知识分子指明了方向。这些人后来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早期骨干有的脱党，有的背叛，有的则抱着入股的思想参加革命，比较好的是有救国救民愿望的知识分子，而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较少，其中能够高瞻远瞩，身体力行，一以贯之，始终不渝的只有毛泽东一人而已。在古今中外各类理想主义型组织中，亦罕有能够与毛泽东比肩之人。
　　
　　由此可见，如果不能产生出一批而不是一个毛泽东式的领导者，则革命成功亦可能变质；如果不能产生这样的领导，则革命成功后组织必将变质。当然，即使有一批这样的领导者，没有阶级压迫深重，社会危机爆发的客观条件，革命亦无从谈起。我们过去对革命的客观条件方面十分重视，但对革命的主观条件却长期轻视，以致革命胜利只是成为新的统治方式和集团代替旧的统治方式和集团的工具，而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现实则保持不变。
　　
　　为什么会对革命的主观条件长期轻视呢？这就不能不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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