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帖]北京东庄上访村暗访纪实（DV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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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长 25分钟
51M
DV拍摄

北京东庄上访村暗访纪实

楚望台

　　我们坐上出租车时，在京城开了二十几年车的司机满脸茫然。“东庄？什么地方？在二环上？”

东庄，是一个绝大多数京城原住民闻所未闻的地方。事实上，它并不偏僻，就在二环与三环之间，北靠陶然亭公园，属于市中心的范围。从公园的东门出去，就是全国人大信访接待办公室与国务院信访局。全国各地的来京上访者聚居于此，甚至形成了一个村落。
　　2月28日，我们进入上访村，希望能够拍摄一部反映上访者生存状况的纪录片。我们远未想到，这里的生活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恶劣惨酷。
　　我们轻轻敲了一扇门，一只眼睛从门缝里打量了我们很久，我们把自己的证件从门缝塞进去，里面的人才迟疑地打开门。狭窄的小屋没有窗户，五六平米的小屋竟住着二十余人。几张破木板就是一个大通铺，最上面的一层几乎顶到天花板。房顶的瓦已经开始脱落，站在屋中央可以看到天空。看到我们进来，他们的眼神充满了希望、狐疑与恐惧。一个小女孩躲进她妈妈的怀里哇一声哭了，她妈妈拍着她说，“不怕，不怕，不是坏人。”
　　我们打开摄像机，小屋里顿时响起一片哭声。访民们把写着他们冤情的材料举在胸口，这样的姿势他们已经做了无数次。我们难以听懂他们带着乡音的哭诉，但是那种悲痛与无奈，是不需要语言就能体会的。有人说上访者没有法律素质，只知道有青天，不知道有法律。实际上，我们在这里接触到的每个人都几乎是法律专家——很多人都已经把《宪法》背得烂熟。可是在这种体制下，他们又能如何？即使中央的信访接待机构有了答复，也不过开一张“路条”把球踢回地方，而地方政府拒不执行的时候，他们又只得无奈地返回北京。在这条艰难的上访之路上，一年一年苦等空熬。有访民塞给我们一份他们自发统计的两条胡同的访民名单，四百五十人中有二百七十余人已经上访了十年以上。我们见到一位七十岁的老太太，从三十三岁开始上访，被收容遣送、关押、送精神病院一百九十九次，人生的大半岁月在上访路上度过。“我还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早断了联系，也不想他们了，怕牵连他们。三十七年眼泪早哭干了，现在我什么都不想了，哪天死就是哪天了。”
　　收容遣送制度未废除之前，上访者们甚至不敢走上京城的大街。“俺们和民工不一样，民工回去就回去了，俺们回去就一条路，就是死路一条！你看看这些人，谁不是被逼到绝路上跑北京来的？俺们宁可在这里冻死饿死，也不敢去偷去抢，万一被送回去就是个死啊。”安徽来的陈国柱说。就是在现在，他们也必须小心翼翼地躲开来到村里的警察。警察和联防常常在深夜破门而入，查验他们的身份证，将一些人带走。没有人知道他们被带往哪里，能够逃回来的人极少极少。就在我们去的前一天晚上，就有自称“山东济南精神病院”来的几辆车，挨家挨户把搜到的山东的“精神病人”塞上车拉走。
　　年前市政府曾经派人驱赶过这里的村民，但警察走了之后，大部分人又跑了回来。“政府让俺们回家过年，家都没了，年还咋过？再说俺们哪有钱回家呢？”
　　中午我们走进另一间屋子，正碰见访民们围坐在一起吃饭，每人一个装方便面的纸碗，碗里是白水煮的白菜叶子。访民徐娟告诉我们，她们每天租房子的钱是靠拣废品得来的，附近的废品都拣光了，他们不得不走上很远的路，到城市的各个角落拣塑料瓶回来，换到三五块钱，就是他们一天的租金。至于吃的，都是在附近的菜市场拣菜贩丢弃的烂菜叶。“锅也是拣的，就是装修剩下的油漆桶，刷干净了就能煮菜吃。”
　　而这在上访村里，已经是最好的生活。无力去拣拾废品的人只能在铁道边上废弃的矮墙根，用木棍和塑料布靠墙撑起一个两面透风的窝棚，度过一个个寒冷的冬天。他们的窝棚被城管一次次的推倒，他们也只能一次次重新搭建。附近的村民告诉我们，去年冬天有一位老人跑到铁路对面去拣木棍，绊倒在铁轨上被火车碾断了双腿。他们也没有钱看病，如果病了就扛着，扛不过去就只能等死。但他们很少去乞讨：“俺们是来北京讨公道的，不是来要饭的，首都外国人多，俺们要维护祖国的形象。”上访者邹来顺严肃地说。
　　连窝棚都搭不起的人，就只能裹一张塑料布，睡在村口开阳桥的地下通道里。行人通过这里，常常捏着鼻子匆匆走过去。北方的风从地下通道里吹过，这里像冰窖一样寒冷。大年三十的晚上，当我们围坐在饭桌前“盛世大联欢”，烟花点亮城市的夜空，就有两个生命在这里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而上访村旁边，就是繁华的开阳路。站在铁路桥上看去，一道矮矮的围墙划开了天堂与地狱。
　　夜里我们睡在上访村里，村民们为我们腾了几个铺位，我们在床上辗转难眠。有些人不愿面对我们的镜头，公众的关注不曾给他们带来任何的好处，只是让这个地方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了清理整顿。附近的教会和高校也曾送来一些衣食，但这些杯水车薪的捐助也只能避开村中的便衣，偷偷摸摸地进行。我们在商量回去搞个募捐的时候，有上访者拿着他们的上访材料来，一定要我们收下。我们不忍心告诉他，通过上访解决的问题只有2‰。这个概率，比摸彩票还要小。这里所有人都保持着对党，对中央的虔诚，他们相信，他们的冤屈只是地方的腐败造成的，只要中央看到了他们的材料，他们就能够冤情昭雪。也就是这种单纯的虔诚，使他们在北京坚持留下来。“这里离胡主席近啊！”
　　然而，从上访村到国家信访局不过两公里的路程，却是步步危机四伏。
　　刚刚走到陶然桥上，我们就看到呼啸而过的一辆辆警车。再往前走几十米，就可以看到上百辆蓝白杠的公检法专车在信访办门前排成长龙。国家信访局在一条死巷子里，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劫访者将巷子口死死堵住。
　　地方的稳定视乎上访者的多少，地方官员的政绩也就自然与上访挂钩。各地方都派出警力来拦截上访者，已是公开的秘密。而劫访行动是不计成本的，他们通常住在二、三环上的宾馆与招待所里，劫一次访的费用与劫访者的奖金都是难以想象的。“坐飞机拉回去的都有。”出租屋的房东李先生告诉我们。
　　劫访人员一律着警服，在巷子口、信访局门口、信访局大院中布置了三道关卡。几百名警察拥在一条巷子里，也是我们从未见过的奇观了。他们排成两队，中间让出一条狭窄的通道，每个试图进入信访办的访民必须从这里通过。劫访人员会把访民揪住，听他们的口音，查验身份证，如果不是本省的才允许通过。如果发现了本省来的访民，会马上揪走。如果访民不从，便五六个人一起拳打脚踢，把人强行带上警车。
　　凭着手中的北京身份证，我们通过了几道关口。短短不到百米的巷子，我们竟走了近一个小时，无数次被揪住盘查。幸好没有被搜身，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想我们尚且这样艰难，更不必说那些访民了。我不想讲我个人在里面的遭遇，访民们远比我们更惨。本想近距离地拍到绑架的镜头，可是巷子里劫访者比上访者还多，我们只好作罢。回到街上找了辆出租车，在车里拍了一段巷子口的画面，无功而返。
　　这就是我三天来的所见所闻，我以人格对我所记叙的真实起誓。康德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如果我算是一个知识分子，如果我还有良心，我从这句话中咀嚼出的不是光荣，而是深深的耻辱。它像一个十字架把我钉死，面对苦难我惭愧莫名。当一个痛失爱子的母亲在我面前哭诉，当一个年纪和我爷爷一样的老人在我面前长跪不起，我，一个法律人，只能强忍着眼泪轻声说我无能为力。他们有怎样的苦难，我就有怎样的耻辱和愤怒。黑夜里我对着天空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我的声音落入深深的死寂。
　　就这样吧，既然已经这样了——我，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公民，愿意将这样的耻辱与愤怒转化成勇气，面对一切可能的未来。套用王怡先生的一句话：我愿与上访者一起坐牢——如果这样能够稍许安慰我尚未枯死的良知。我唯一的希望是，未来上访者的行列里，不会出现我的母亲。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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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庄“上访村”：那些流泪与泣血的人们

陈愚

在我看过的记录片之中，没有哪一部像《东庄》那样，如此赤裸裸地把嘶哑的声音、苍老而愤怒的脸、泣泪的控诉与泣血的歌唱暴露在屏幕上，给我的眼睛与耳朵带来如此直观的震撼。

“北京东庄，一个绝大多数北京人仍闻所未闻的地方。实际上，它就在北京的二环与三环之间，属于市中心。离它不远，就是国家信访局与全国人大信访接待室。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者们，就聚居在这里。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来到这里，走近这里的人们，走进他们的世界…….”

镜头从冬日阳光下一条破烂不堪的小巷开始。对繁华的都市而言，这只是一个又脏又乱的角落，这只是一个无足重轻的角落，而这里，光是长住的上访农民，就有“一万余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用每天三到五元的租金，可以在几平米的小屋，挤上二十多个铺位。他们是没有文化，最底层的劳动人民，在他们受到基层政府的剥削、压榨甚至迫害之后，不得不走上万里迢迢的信访之路，来到京城寻找申诉苦难的地方。然而，在这里等待他们的是漫长的申诉的过程。在《东庄》中，最震撼人心的，是一个七十岁的老奶奶的控诉：“俺这些年，眼泪也哭干了，心血也耗干了，现在多难过也掉不下眼泪来。”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在漫长的上访历程中，经历了无数骇人听闻的磨难，被收容遣送，被脚镣手铐，被送精神病院，等等等等，到了现在，她什么都没有了，工作没有了，工资没有了，家没有了，甚至户口也没有了。在镜头面前，漫长的苦难只化作无泪的倾诉，坚毅而苍老的脸上让人看到的只有泣血的心。

于建嵘先生在《中国信访制度批判》中，曾对632位上京上访者做出调查，结果显示，上京上访的农民反映的问题，主要包括“干部贪污腐败”，“政府打击、拘捕上访农民”，“干部乱收费，加重农民负担”，“乡镇政府用强制手段收取各种税费和集资”，“土地被征用问题”等问题，而上访的艰难，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由于信访机构林立，而缺少统领机关，各机构推来推去，信访人投诉无门，来京后不停地在各信访机构之间来回跑动。据对632位进京上访农民的调查，他们走访的部门平均在6个以上，最多的达到18个。其中主要有，国家信访局、人大常委会、最高法院、中纪委、公安部、最高检察院、国土资源部、农业部、民政部等等。信访者在北京四处投诉后，可问题并不能真正得到解决。”

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分化的加剧，社会矛盾不断暴露出来。上访者基本上是正当权利受到剥夺的农民、下岗工人，也就是说，上访群体是社会真正最弱势的群体，最无可申诉的群体。农民权利受到剥夺，经常是制度性剥夺，工人的权利受到侵害，经常是政策性侵害。农民在面对基层政府各种名目的剥削的时候，工人、民工在面对工厂对他们权利的侵犯的时候，居民在房屋拆迁中权利受到践踏的时候，当他们无法通过正常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唯一的希望就是通过上访，特别是越级上访，以求上级部门的关注，通过上级压力解决他们的困难与冤情。可以说，信访是弱势群体在权利受到剥夺之后合法争取权利的最后途径，更是弱势群体释放愤怒的最后阀门。当人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上访是凭借外在力量进行维权的最后选择。当这一选择也被实践证明是无法达到效果时，唯一的选择就只有非法反抗了。如果要维护稳定，就只有首先维护弱势群体的正当权利。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从1992年开始上访的上访户的几首诗，叫《上访诗三首》，我把它抄了下来：

（一）、关山道遥远，减负路漫漫。何日见归期，村民苦相盼。

（二）、府衙门坎高，面官告状难。报告批下面，处理竟渺茫。

（三）、上访路艰难，官官竟相帮。冤怨向谁诉，声声乞上苍。

这是一个无助的农民几近绝望的悲唱！

我在《东庄》里再次听到这个七十多岁，风烛残年而又坚毅着的老奶奶的歌唱：

“正月里来是新年，上访难民多么可怜。流离失所无人管。冤假错案不平反，继续迫害咱。二月里来刮春风，告状人儿进了京。白天沿街去讨饭，夜晚睡在那马路。……十一月里来地风严，眼看要过年。家中儿女盼母还，两眼看穿母不还。家中儿女哭叫连天。十二月里来整一年，上访告状没个完。不知还告多少年……”

2005年4月18日

饮鸩止渴的信访制度和迟到的正义
——为《东庄》而作

羽戈

我读法学本科时，经常听见一句法律谚语辗转在周围同学的口边：“迟到的正义就是非正义。”对此我曾无比诧异。在我朴素的思维里，只要正义能够最终抵达不完善的世间，虽然时效上不够新鲜，但本质却未变易，它依然是正义的，依然值得人们为之真挚地欢呼和感动。后来去听诉讼法方面的课程，老师在讲台上口若悬河，大谈程序正义的至高无上，便引述这句谚语加以论证与诠释。那时我才晓得，当一种正义没有及时并且完好的到达渴求者的怀抱，它便有损程序正义的高尚精神，便是非正义的。这在逻辑上似乎讲得通，但偏向于怀疑甚至喜好走极端的我，又不免疑惑：到底什么是正义？程序正义里的“正义”，又究竟指向何处？老师的解释，是否有些循环论证的嫌疑？百思不得其解之下，只好再向老师请教，可老师的一番教诲与课堂上的宣讲并无差异，让我更为糊涂，也更坚信老师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最后老师不耐烦了，轻蔑的一句话打发了固执的我：“你这是典型中国式的思维，无可救药。”——原来是思维错误，看来错在根子上了，如果不剔肉还父，脱胎换骨，确实“无可救药”。
这是大二时的事情。从彼时到现今，已是三年有余。而在这期间，不知是悲哀还是幸运，我竟然碰上了不计其数的为“中国式思维”宰制的头脑。我们都相信，迟到的正义也是正义，迟到总比不到好。甚至有些朋友比我还要固执，他们认为，到来的部分正义也是正义，有总比没有好。无疑，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生存法则，只可能为那些“精神高度远远超越了时代的平均水平”的先生们所蔑视和驳斥。他们的理由是，正是这一类中国人的存在，阻碍了中国前行的步伐——行进的光辉方向，正是由他们指定。他们高举道德批判的大旗，鄙弃一切功利的考虑，以“迟到的正义就是非正义”所隐藏的程序优先性，将所有不顾程序正义而追逐实体正义的行为一棒子打死（最典型的，是对革命的否弃）。而我的疑惑在于：一个实体正义难以完备的国度，即使程序正义毫无缺憾，那样的景象是否又能让人乐观？
这些问题引发了我与朋友们的无尽争执。其中一例，是将焦点聚集在对信访制度的存废看法上。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信访制度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弊病，是中国政治最显明的尴尬。这是争论的底限。主张废除信访制度的人们，批判刀锋的所指并不一致，但给出的最沉痛的一个原由，是信访制度的存在，严重限止了中国司法独立化的进程。信访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它建基于一种松垮而岌岌可危的权力结构，最终是将政府权威放置在司法权威的头顶——这正是火上浇油，“政府大于司法”一直是中国政治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病魔。因此，必须尽快将信访制度废除，这样才能加重司法的权威性，让司法机关成为“官民”以及“民民”争端的最高裁决者；同时理顺各级政府之间的权责关系——这是信访制度带来的其它危害。
与之相反的一种态度，可能更为悲观——而非如传言中的那般乐观。那种认同“强化信访制度是比切实推进司法独立更好的选择”的观点，已经逾越了我们讨论的底限：信访制度本来就是饮鸩止渴的路径，不去找寻止渴的其他方式，而去加大这剂饮料中毒药的分量，这比劝说政府进行慢性自杀还要愚蠢——但我不排除这里的险恶用心，即以加大毒素害死更多人的代价，让这一制度彻底残废。我所说的悲观，言下之意是一些人们根本不相信中国的司法有独立的可能，如果不改变当前专制的政治格局，如果中国的宪法不能发挥英国大宪章式的效用，不能作为高悬于政府头上的利剑，而依旧是政府手淫民众的工具。依循这种悲观，这些人认为，与其出于信仰中国司法的独立化而毅然摒弃现实中的所有障碍物，不如留存味如鸡肋的信访制度，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它毕竟还有一丝还民众以清白，还世间以正义的可能，它作为公力权利救济的最后方式，至少为保障人民利益遗下星火般的希望，如调查显示，上访问题的解决率是千分之二——但正是这个让人寒心的数字，支撑着成千上万的访民们脆弱而疲惫的心灵。这种悲观近乎绝望，可还是以对希望的信靠为精神基点的。
我与友人争论时，便以此说到对正义的姿态。废止信访的人们，接近于认同“迟到的正义就是非正义”；而甘愿在现存制度下苟延残喘的人们，却免不了背负功利的骂名，他们确然以为，正义的使者，迟到总比没来好，有总比没有好。我应该承认，这里的比照可能有些牵强。但我们想表达的意思，却是经过对信访制度的考量，辨明对政治正义的两种分明态度：一种道德，一种功利；一种决绝，一种妥协；一种在望梅止渴，一种是饮鸩止渴。在纯粹思辨的层面，这两种立场的优劣，尚未脱离二元论的漩涡。而在现实生活之中，却取信于我们的政治决断。至于哪条路更好，恐怕为我们的有限智性难以企及。因为正义的神灵，从来没有在人间现形。
以上的谈资都已为刻薄的时光冲淡，而现在我重又想起它们，却是源自一部叫“东庄”的DV。我的一位正在读大二的师弟，在2005年盛世联欢的喜庆春节过后，与友人结伴，去了北京市二环与三环之间的东庄，这是全国赴京上访者的聚居之地。他在这里生活了三天，拍摄出这部充溢着泪水、苦难和屈辱的片子——25分钟的《东庄》。所付出的代价，是被痛打，是身上的钱散落一空（送给了那些比他更贫穷的人们），是深切咀嚼出了耻辱的苦涩滋味。他在后来的感言中记下：“当一个痛失爱子的母亲在我面前哭诉，当一个年纪和我爷爷一样的老人在我面前长跪不起，我，一个法律人，只能强忍着眼泪轻声说我无能为力。他们有怎样的苦难，我就有怎样的耻辱和愤怒。黑夜里我对着天空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我的声音落入深深的死寂。”
这是最真实的幽暗的生命记录。但良心的反省与追问并不能消解所有的苦难，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承担？我们如何走向正义的路标？东庄里的申诉与喊叫将我们的目光引向对信访制度的审视。它不应当是制造这些灾难的罪魁祸首，但它却无法洗刷自身沾染的羞耻。作为一种相关的制度，它没有成为正义的生产出口，而它理当如此，它是东庄里那些形色各异的人们最本真的期待。“有访民塞给我们一份他们自发统计的两条胡同的访民名单，四百五十人中有二百七十余人已经上访了十年以上。我们见到一位七十岁的老太太，从三十三岁开始上访，被收容遣送、关押、送精神病院一百九十九次，人生的大半岁月在上访路上度过。”这些惊心动魄的数目所展现的一种最本色的不屈不挠，应该能给那些空谈家们一记惨痛的警醒。有充分的理由指责东庄里的人们短视、指责他们懦弱、指责他们天真、他们居然相信冬天里会没有狼出没，但却没有半点正当的理由抹消他们经受的苦难。这里我愿意再次承认我的功利，比起那种远在天边的司法独立的幻象，我依然坚持肯定现存的信访制度存在的必要——当然，不能因此而排斥寻找其它出路的可能，我的坚守只针对那些不切实际的空想和貌似正义的允诺。因为迟到的正义终归还是正义，对于东庄里的黑暗生命更为如此。
我不赞成尽快地废除信访制度，不仅仅是因为那种苦难感与道德激情的冲荡，还有更大的一个前提：如果我们的体制未能得以彻底地变革，如果我们的国家不能诞生一部正当约束政府的自由宪章，那么实现“司法独立”，只能是望梅止渴的祈望；而在没有摘得梅子之前，遽然切断饮鸩的通道，国家机体除了干涸而死，似乎并无别的收场。所以我主张保留一份饮鸩的权利，同时缓慢地将之弱化，直到有足够的梅子堆在我们面前。也就是说，认可信访制度的存在，并用一种渐进的手段削弱它的功用，而不是急速让其灭绝。我们还应该看到，信访制度并不是中国司法走向独立之路的最凶狠的敌人，甚或相反，在一幅完好的法治图景里，信访制度与地方和中央判例对应补给，模仿英国的普通法与衡平法之制度架构，却不失为一种公力权利救济的捷径。当然，这只活跃于未来的法律想象。而于当前，我们不该对此投以太大的信心。残酷的政治语境完全可以使一剂解药化为猛烈的毒素，这之于信访制度，仍可总结它存在的政治必要：一面是作为最终的救命稻草，它还有一丝可能来维系民众的利益，同时对地方政府予以乏力但却不可漠视的警戒；一面是作为政治丑闻，让世人逐渐明白，这个政府是多么丑陋，它居然要靠饮鸩来缓解干渴，从而由对它的信赖到醒悟和厌恶，再到奋起反抗。当然，这两面是矛盾的，但这正是所谓的中国特色。

2005年4月20日于宁波 <!--IBF.ATTACHMENT_2064-->

东庄：太平盛世里一道卑贱的伤疤

——记录片《东庄》观后

姐姐

“北京东庄，一个绝大多数北京原驻民都闻所未闻的地方，实际上它就在二环与三环之间，属于市中心的范围。离它不远，就是国家信访局与全国人大信访接待室，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者们，就聚居在这里。……他们之中年龄最小的只有九岁，最大的，已有九十高龄。”在朋友小楚拍摄的记录片《东庄》的开头，我第一次知道了我们生活的周围还有东庄这么一个地方，而且不光是我，恐怕很多地道的北京人也是如此。

尽管以前也曾听说过有关上访者和上访村的故事，但除了在心中掠过一丝难过以外，我也没法说什么，因为在那时的脑海里，“他们”是外在于“我们”的。“他们”的世界与“我们”就像是空间里的不同平面，尽管名义上是在同一个场域当中，但始终处在平行的状态，从来不曾有过一星半点的交集。“我们”能做的，只是隔着“道义”这块无形的玻璃，悲天悯人地宣泄一下我们的同情，证明我们的良知仍然在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越出自己的平面，看看这些“无名者”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而被扼住了喉咙的“他们”，则更无法发出丝毫的声音，哪怕是遭到无端殴打时从牙缝中飘出的一丝轻轻地呻吟。小楚的努力就像一把剃刀般揭开了“他们”的疮疤，将疤痕内部血淋淋的景象展现在“我们”面前。

从他不动声色的镜头中我们知道，东庄不是一个正式建制的村庄，它没有自己的村政府，甚至可能连村民自发组织的自治机构都没有，你根本无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上找到它，因为它只是从全国各地的一万多名来京上访者聚集生活的地方。这个地方不在偏远的郊区，而是在繁华闹市里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之下，成为北京城一道挥之不去的伤疤。

村子里的人们从来无福消受过北京市民的待遇，他们只是这个城市里可憎的寄居者、很多专家学者呼吁要限制进城的外来人口而已。这种城中之村并不是北京的发明，十八世纪的巴黎有供“波西米亚”人居住的拉丁区、二十世纪后半期的纽约同样有流浪艺术家与行吟诗人乐于聚居的格林威治村，这些与城市的主流声音格格不入的地带就像一个被围困的孤岛，暂时为失去保护的弱势群体提供一个可资容身的角落，同时寄存他们流亡了的身体与话语。流亡，是文学和哲学咏叹的永恒话题。在西方的文化语境中，它是一种救赎的方式，弑父娶母的俄底浦斯和弑母复仇的俄瑞斯忒斯都不约而同地踏上了流亡的道路，他们的罪孽在不断的流亡中得到洗刷；而在安土重迁的中国，流亡是对视之重于生命的家园的忍无可忍，如果不是万不得已，中国人是不愿意离开自己赖以生存的这方土地的。

虽然这两种流亡都是对现实的恶行的不堪承负，不同的是，前者不能承负的是自己的恶，而后者则是对他人加诸自身的恶行的不能忍受。就像片中那个哭诉的女士说的那样：“因为我现在回到省里，已经没有我说话的地方了。”其实，尝遍了人间苦难的她已经轻描淡写了自己的苦难，她在家乡失去的不仅是“说话”的权利，而更是自己的人身自由——因为被劫访者从北京劫持回地方之后，她就被有关部门劳教了，“再告就判刑”！在这种境况下，流亡意味着还有一丝生机，而留在自己的家园则必死无疑。

小楚是在春节的盛世大联欢以后“偶然”来到这个闹市中的陌生世界的，他通过一张“上访公民联合名单”告诉我们，春节期间仍逗留在这个村子里的居民，多半在这里居住了五年以上，最长的已经有三十多年。三十多年，这是一段比我的年龄还要长很多的时间，它足以把一个陌生的地方变成自己的第二故乡，把一段辛酸的流亡兑换为另一种安置。

“他们”虽然年复一年的聚居在一起，却不是老乡。他们操着各种方言或者混杂着乡音的普通话相互交流，更多的时候，用来哭诉。这种哭诉表达的，除了自己无端遭受的冤屈，更多的是个人面对国家机器时的无力感与恐惧感。这在小楚的拍摄过程中，可以不时被感受到。当他走进上访者租住的栖身之处时，发现狭窄的小屋没有窗户，五六平米的小屋竟住着二十余人。房间里没有窗户，阴暗潮湿。几张破木板就是一个大通铺，最上面的一层几乎顶到天花板。房顶的瓦已经开始脱落，站在屋中央可以看到天空。这样的屋子每天的租金是三到五元，虽然环境恶劣得不适合居住，但在房价近乎天文数字的二环，有这样的低价房租住已经是很幸运了，因为还有更多连这样的房子都租不起的上访者，只能被迫日复一日地露宿街头。“像冰窖一样寒冷”的盛世大联欢之夜，往往是“他们”殒命的年关。“他们”不是乞丐，却活得比乞丐更加艰难，因为即使是乞丐也可以通过乞讨活命，而“他们”则只能靠收拾破烂为生，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来“讨公道的，不是要饭的，北京外国人多，要维护首都形象”。一般而言，每天的拾破烂仅能勉强凑得一天的房租，至于吃饭，就只能指望菜市场里被扔弃的烂菜叶，“用水煮一下，就是十几个人的一顿饭”，“锅也是拣的，就是装修剩下的油漆桶，刷干净了就能煮菜吃。”

上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围绕不同的上访目的，可供申诉的部门多达十几个。除了这些足以凑成一条足球队的部门间的相互推诿外，比较常见的是“有诉不理”。这是我从一位上访者口中听到的新法律名词，在《辞海》中查不到的。上访者往往由于这道无形的屏障而不得不陷入没有期限的等待，或者十天、半个月，或者五个月、半年。当然，这些比起截访来就显得斯文多了——截访是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地方官员为了粉饰自己的政绩、阻止上访者“败坏”他们的政治形象，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花费巨额代价从地方派出常驻北京的截访人员。上访者要想抵达申诉部门，必须在两公里的路程上成功穿越浩浩荡荡的截访车队。不过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国家信访局处在一条死胡同里，截访的警车只要赌住了胡同口，就赌住了上访者的必经之路，也赌住了他们“通天”的唯一希望。如果上访者试图勉强通过，那么结果往往只有一个：被拳打脚踢之后，再被强行遣送回原籍。回到了家乡后，等待着他们的，除了“光明正大”的劳动教养外，还有不那么光明正大的黑社会组织的“问候”。相对于劳动教养而言，黑社会给他们带来的恐惧的要大得多，因为前者毕竟要讲一定程度的规则，而后者则就没有这种“法制”观念了，宪法规定“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地方却无法挡住随时可能的破门而入，“冲进俺们屋里，说打就打，一个礼拜上俺们家平三回，把孩子大人打得遍体鳞伤”。

那些劫后余生的上访者得以继续留在北京，这对他们而言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因为等待他们的，比被劫持回家的上访者好不了多少。像牲口一样挤在一间破房里，或者露宿街头起码还能享有最低限度的安身立命，但即使是这样的安宁也是一种奢侈。因为胆战心惊的他们必须时时提防被收容、遣返、送精神病院和像达摩克利斯之剑般悬在头上、随时可能加身的手铐与脚镣。即便如此，他们仍然坚定地选择留在北京，坚持等到自己的冤屈被昭雪的那一天。他们相信，他们的遭遇仅仅是地方官员的腐败造成的，党中央所在的北京城迟早会给他们一个公道。

在《创世纪》的第19章当中，罗得的妻子因回头望了一眼罪恶之城所多玛，被变成了一根盐柱；在新世纪之初，小楚也因为亲眼目睹了东庄所承受的罪恶而领受到肉体上的殴打。罗得的妻子也好、上访者也好、小楚也好，他们遭到惩罚的原因是一样的，因为他们触犯了禁忌。不管是古典时代还是现代，触犯了禁忌就一定会遭到惩罚，这就是亘古不变的正义法则。只是古典时代的惩罚最后总会以神祗的拯救来慰藉一颗颗受伤的心灵，而现代呢？ <!--IBF.ATTACHMENT_2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