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学与政治之间-论施特劳斯的哲学[堕落街论坛]

在神学与政治之间-论施特劳斯的哲学当我们仔细考查施特劳斯一生的思想脉路时就会发现，所谓的神学－政治问题是施特劳斯全部思考的核心问题，同时，这一点也是施特劳斯曾经亲口承认的。在施特劳斯早期的著作《斯宾洛沙宗教批判》、《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以及《哲学与律法》中，他研究了斯宾洛沙、霍布斯等近代早期思想家，以及中世纪的哲人阿维森纳、阿维诺伊、迈尼蒙德的思想，并沿着这些犹太、伊斯兰哲人的指引上溯到了哲学的源头，即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等前现代哲人的思想之中，在这些著作中，施特劳斯揭示了启示信仰与哲学之间的张力，并发现了哲人面对迫害时隐微写作的技艺。中晚期施特劳斯的思考越发深入，1946年，在写给同样是思想史大家的挚友洛维特的信中，他甚至表示自己要从头开始再次审视神学－政治问题，《自然正当与历史》、《思索马基雅维利》、《城邦与人》等一系列政治哲学史上的经典作品逐一诞生，施特劳斯重新发掘出了一个古典政治哲学的传统。而施特劳斯晚年的重头作品《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描述了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对于哲人苏格拉底的神学－政治批判以及苏格拉底的政治哲学转向即是对于阿里斯托芬之批判的回应，这一点乃是施特劳斯的一个重大发现，当代德国的施特劳斯研究专家迈尔评述说，这部书仍然是围绕着"什么是神？"这个核心问题加以展开。1961年，施特劳斯写给伯纳德特的信中甚至说，早期的他对于"什么是神"的问题一无所知。言下之意，施特劳斯认为晚期的他对于这个重大问题有所了解，也许，了解了"什么是神"，也就了解了"什么是人"，而属人的问题就是政治哲学的问题。因此，要理解施特劳斯的哲学思想必须要将其放在神学－政治的背景中加以考查，否则就可以说对施特劳斯的哲学一无所知。勿庸置疑，所谓的神学－政治问题的背后则是施特劳斯欲为之正名的哲学。历史上看，古老的哲学一直在神学与政治的夹缝之中求生存。如果把施特劳斯的全部思想粗略的分成两大块，那么其中一块是政治－哲学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施特劳斯重新发掘了古典政治哲学传统，所谓政治哲学就是在强权政治面前为哲学生活作辩护。施特劳斯在柏拉图的理想国、政治家、法篇之中吸收精神营养，并通过对早期苏格拉底和晚期苏格拉底的研究发现了所谓了苏格拉底的政治哲学转向：即哲学家由只关心天上的、抽象的、永恒的事务转向主动去关心人事，即关心政治生活。但我们看到，施特劳斯终其一生都没有什么兴趣参加公共的政治活动，他的政治哲学论也并非一套系统的政治理论，可以用来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发挥效力。他的政治哲学绝不是为了吸引在政治上充满野心、积极进取的年轻人，而是面向那些愿意投身于哲学生活的、有哲学潜质的读者。因此，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毋宁说是一种通向真正哲学之路的方法论，是为了端正对哲学的态度的自我反思。在这个意义上，施特劳斯强调古典政治哲学的中道、智慧和谦逊，相比之下，现代政治哲学则完全已经误入歧途、走火入魔，现代政治哲学通过与政治的结盟，企图为现代社会提供一整套的政治解决方案，并在人间建立天国，实际的结果却是更多的战争、死亡和屠杀。施特劳斯指出彻底遗忘并反叛古典政治哲学的结果就是历史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盛行，而推动以历史主义和虚无主义为特征的现代性的三个关键的哲学家则分别是马基雅维利、卢梭和尼采，现代的代表则是海德格尔。那么为什么要关心、研究政治哲学？因为在施特劳斯看来，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什么是正确的生活？"抑或"人应当怎样去生活？"，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询和回答是政治哲学的任务所在，在这个意义上甚至政治哲学就等于哲学，难怪施特劳斯断言政治哲学就是第一哲学。这个"人应当怎样去生活？"的问题对于哲学和神学有着同样重大的意义，都是两者的关键。但是哲学和神学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却是截然不同。神学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同时也构成了对于哲学生活的最为重大的挑战。启示与信仰是神学的核心，对于全能的上帝的信仰同时也就回答了那一至关重大的问题，因为人应该如何去生活、什么是善的答案都存在于《圣经》的教诲之中，都存在于摩西的诫命之中。作为人的任务是去服从神圣的律法，因此，哲学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究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渎神的。神学与哲学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构成了施特劳斯思想的第二部分，即神学－哲学问题，也许这个问题有着比政治－哲学问题更为重要的地位。那么到底是启示信仰正确呢？还是哲学生活正确呢？如何理解启示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施特劳斯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首先，施特劳斯在启示面前捍卫了哲学的位置，他认为启示是无法驳倒哲学的。施特劳斯首先将哲学看作一种特别的生活方式，一种由爱智的激情所激发的生活，一种对于智慧的不停歇的追求，而非一个单纯的存在于象牙塔中的学科，因此，施特劳斯眼中的哲学家也并不需要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甚至人们认为亚里斯多德或者黑格尔有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都是误解。哲学家是不会将一种特定或者偶然的事件看作绝对神圣的，施特劳斯本人对于启示信仰的谱系学研究说明了原初的特定民族、部落的律法是如何一步一步的（一共有11个步骤）转化成启示的理念的，而哲学家的任务则是对这一过程进行考察和探究而不是崇拜和神化，被人们当作神圣的东西反而是哲学家的反思对象。哲学家在这种不断的反思中深化了自己对于生活的认识，在这一过程中，哲学家也获得了幸福。然而，反过来，施特劳斯指出神迹、启示信仰的实在证据虽然不难驳倒，但是完全证伪启示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哲学对于启示的反驳诉诸于理性，但是启示却可以轻易拒绝将理性作为审判启示的权威，上帝本身也许超越了人类理性所能理解的限度，上帝的全知全能也就意味着上帝的不可理解性。施特劳斯亦指出现代科学以及历史考证学都无法驳倒启示信仰，斯宾洛沙是第一个企图借助圣经考古学以及几何学架构的伦理学来反对启示信仰的哲学家，然而他失败了，施特劳斯揭示出斯宾洛沙诸多哲学概念、定义的武断性，而斯宾洛沙思想的明晰性则是建立在这些武断定义之上的，因此其思想的明晰性本身并不能代表正确。关于启示与哲学之争，施特劳斯意味深长的总结到，只要哲学将自身局限在回击神学借助哲学武器加之于哲学上的攻击，哲学就可以稳操胜券；然而，只要哲学打算发起自己的攻击，试图驳倒启示本身，而不是那必然不充分的启示的证据，那么哲学就会自然遭到失败。可以说，所有宣称对启示的据斥都预设了对启示的不信，而所有对于哲学的据斥也预设了对于启示的信仰，在启示与哲学之间不存在能够贯通两者的立场，即不存在一个超越两者的基础，也不存在对于两者的超越。在这个意义上，在施特劳斯看清了古今之争的真正含义在于：一种相信自己能够驳倒启示的可能性的哲学和一种不相信自己能够驳倒启示的可能性的哲学。显然，前者是现代哲学，后者是古典哲学。顺便提及一下施密特的政治神学，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施密特将他的全部政治思想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之上，这也就意味着在政治上正确的东西并不是那些能够禁得起哲学探究的东西，而是符合信仰的东西。哲学家无畏的探究、反思应该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对于上帝的绝对服从。神圣的启示乃是各种政治理论、政治信条的最高权威和最终的依据。然而，也许可以这样说，政治神学并非政治哲学最大的对手和威胁，毋宁说，虚无主义的政治学，这种政治学遗忘了对于什么是正当的生活的问题的追问或者干脆认为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有着多种正确的、不能比较、没有高下之分的解决方案，抑或在无休无止的闲谈中悬至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在这种虚无主义政治思想的侵蚀之下，也学政治哲学和政治神学会同归于寂。总之，施特劳斯的神学－政治论代表了施特劳斯思想的核心，而这一神学－政治论则隐含着政治－哲学关系以及神学－哲学关系，尤其是神学－哲学关系是理解施特劳斯意义上的哲学的关键，在政治和神学的双重背景之中，哲学也更清晰了认识了它自身。如果说雅典代表西方文明的哲学传统，耶路撒冷代表西方文明的神学传统，那么正如施特劳斯深刻的指出那样，在雅典与耶路撒冷这两个西方文明截然不同的思想源头之间存在着的深刻的张力，在几千年悠远的历史中，雅典与耶路撒冷间的这种思想纷争也一直是西方文明得以存在和不断发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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