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了一篇坏文章，但它象绵羊一样纯洁......[堕落街论坛]

《为什么不脱下“敏感”的胸罩》

注：首发于天涯论坛，由于特殊原因，有删节。

多日未来关天练习潜水，今日一来，看到王怡兄在他的题为《走向共和：三个陌生人和两个名词解释》的帖子后的一则回贴，竟让我呆楞半天，说不出话来。王怡兄在回帖中说道--“‘言要由衷’就要坐牢。我所在城市，黄琦就刚刚被判刑了。‘不说也罢’就要甘当奴才。活在这之间就是命运，就是挣扎。仅此而已。” 在各种敏感中与禁忌中挣扎，这的确就是我们的命运，而且这样的命运就象原罪般世代遗传，直至今日，我们仍然需要在“禁忌”这只遮天大手所划定的桎梏里翻滚，抗争，屈服，乃至沉默...... 禁忌问题古来有之。历来统治者就信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古训，对于那些敢于越雷池，言禁忌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是“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汉朝夏侯胜不顾禁忌批评汉武帝“亡德泽于民”，于是就去了大牢作客；北魏崔浩修国史，在刊刻石铭时“欲以彰浩直笔之迹”，触犯了禁忌，于是被夷了五族；明朝李贽胆敢“疑经、非儒、反孔”，结果七十六岁高龄的他不得不于狱中割吼自杀；清雍正时期的陆生聃在《通鉴论》里表达“颂分封，贬郡县”的态度，结果惨遭砍头；一九五七年，时任《光明日报》总编的储安平，因为一句直犯禁忌的“党天下”，而离奇失踪，直到今天都不知道尸首何方...... 在这些先人们因为“禁忌”而血流成河尸骨成山的教训面前，我们不得不视敏感为神物，再也不敢越禁忌雷池半步。而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我们为之过渡的现代社会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多元的多种声音并存的社会，各个阶层都有属于自己的利益，而且互有差别。承认这样的差别就应该认可他们代表自己利益的不同声音，而对现实生活中的敏感问题，如果只有一种声音出现，而其他声音仍被强制作“隔音处理”的话，不但对问题的解决无任何帮助，而且也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健康。而眼前的事实却告诉我们，敏感依然是敏感，而且依然是“敏并禁忌着”，这一点在王怡兄那段极力隐蔽个人情感的回帖中可以鲜明地感受出来。不管是在中国的学术杂志上还是在网络论坛里，这几年关于各种思想问题的讨论轰轰烈烈地进行着，但是由于每个人都有所顾忌，敏感的东西依然是可望不可说，所有类似种种的讨论总让我等愚人有看乾嘉时期为躲避文字狱而考证学风行之感。大部分时候，我们都是在为一些空而无当的问题争来争去，对于“禁忌”乌云下至关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却大打擦边球。很多不言自明的东西一到中国往往是争论得你死我活，直到最后看起来比较正确的一方，坚持的却也只不过是一些类似于常识的东西而已。无怪乎这么多人鼓吹思想淡出，学术凸显，无怪乎”国学热“风行，其实我们都不只过是在躲避那无处不在的“敏感与禁忌”而已。在王跃生先生发表于九七年《读书》上的一篇旧文里，面对中国的政治改革，王先生说道：“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大大滞后于经济市场化，为我们带来了一定的优势。但是，以往十几年依靠这种政策得益可能意味着现在将来要付出代价：没有能够承受国企破产，工人失业的社会承受力，国有企业的改革就无法真正开始；没有一种新的政府结构，产权多元化和市场化就意味着全民财产被官僚个人化私有化；没有来自自身之外的独立集团的监督和新闻自由下的舆论监督，承认个人利益和个人财产必然导致以权谋私和腐败的泛滥；没有一种制度化的，较为平和的矛盾释放机制，矛盾积累最终会导致矛盾以异常的形式爆发和社会动荡，结果就是改革的倒退.......”这样的庶几触犯禁忌的忠言在今天看来，几乎摸到了中国现状的死穴。敏感问题其实并不神秘，禁忌问题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就象女人的乳房一样，如果是在奶孩子的时候大大方方露出来，看的人不会以为占了多大便宜，女人也不会以为有多大损失。但要是戴上乳罩藏于衣中，成为“敏感的禁忌”了的话，那就是偷看不得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将某些早已被私下议论纷纷的问题脱下那敏感而神秘的胸罩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不可能因为敏感而可以将这些问题束之高阁的，敏感不能成为我们借口和理由。就象江平先生说的：如果政治体制中的诸多弊端可以因为“敏感”而消弭的话，那么改革无疑是多余的了。然而，事情确明摆着，政治体制中的实际问题怎么可能在无所作为中得到解决呢？事实已经向我们昭示，政治体制改革进程越是缓慢，许多问题的敏感就越是加大；问题的敏感越是加大，其解决的难度也就越大了...... 我们也知道脱下胸罩是有可能要付出代价的。就象当年的苏联一样，新闻自由的出现使一大批民间传得沸沸扬扬的秘闻得以公开：比如如何迫害政治犯，比如如何夺走反对农业集体化农民的粮食以至数百万农民死于饥荒；列宁的梅毒与著名的残杀波兰军人的“卡廷森林案件”等等，结果这些秘闻的公开加速了苏联的崩溃。但是这不应该成为崇拜禁忌的理由。“一个持久稳定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社会”，苏联之所以解体，之所以不得不开放这些敏感的新闻，恰好是与以前太崇尚“敏感”有关。在这样的高封闭高敏感的禁忌下，政府不得不承担着许多的风险与责任。我们的政府习惯于当管家，习惯于代替我们做出抉择，习惯于把许多东西都隐藏起来哪怕最后腐烂在家里，于是他们也无形中把所有改革转型中的所有风险与有可能出现的制度反弹集中到自己身上。难道这些不是常识吗？象我们这些“使由之，不知之”的普通民众，一旦在改革过程中出现利益的损失，不是都把过错怪罪在了政府身上吗？敏感的问题越多，我们的政治改革不是越缓慢吗？问题的解决难度不是越大了吗？真的象王怡兄说的那样，“活在这之间就是命运，就是挣扎”。我们毕竟都只是书生，这是命运的悲剧亦是挣扎的悲哀。李慎之先生就说过：“怎么可以想象，仅靠几十支笔的写作，仅靠几十个头脑的思考，仅靠几十张嘴的呼号，就可以成就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退一万步说，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真的在众人的缄默中成功的话，那么身处这一过程的人们，是否会觉的有愧于这一成就，有愧于这一时代呢？”。但是有一点我始终坚信--不管面对何种禁忌，不管问题有多敏感，我们都不能说一加一等于三。如果我们连说出一加一等于二这一事实都必须付出代价，那么坚持这个简单事实的意义就不仅仅在于这是事实的本身了。夜正长，路也正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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