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魔化愤青的背后[堕落街论坛]

　以《国际先驱导报》为首的所谓主流媒体打着理性旗号对于愤青的讨伐似乎已经尘埃落定。和他们预想中的一样，这次并不新鲜的讨伐达到了既定的效果，在宋希平、刘洪波等专栏文人连篇累牍的“理性批判”，愤青俨然已经成为极端民族主义、流氓无产者和极右主义者的代号。愤青的罪过如此之大，以至于“过度张扬并影响了舆论，干扰……对外领域，引起了外部世界对中国和平理念不必要的猜忌，人为加剧了我国和世界主要国家……不甚和谐甚至对抗明显的两张皮现象。”

　　这些人甚至叫嚣，“愤青误国”，要变愤青为奋青，要让广大愤青“知耻而勇”。

　　多感动啊。中国还有这样痛心疾首的青年导师。只是，他们把持的所谓“理性”的背后，有没有滴着肮脏的东西？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卫道士们妖魔化愤青的种种手段。

　　第一，模糊愤青崛起的时代背景，无视愤青的历史能量。

　　随着这个世界的飞速发展，那种靠蒙蔽大众以此获取绝对话语权的时代已经不可能重来了。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之下，我们都在用自己的眼睛在审视这个常常不如人意的祖国，并以一个公民的姿态，用宪法赋予的权利，知无不言的说几句。而媒体大腕们似乎从不愿审视中国当下的具体环境，不愿正视愤青之所以成为愤青的社会根基，一味沉睡在“唱响主旋律”的迷梦之中，以耶稣的绝对姿态，妄图保持思想阉割的的特权。

　　媒体不断叫嚣“愤青误国”，可是，哪个国家、哪个朝代没有愤青呢？用现在的定义看当年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陈天华、孙中山以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毛~泽~东们，哪个不是愤青呢？但恰恰就是这些愤青，推动了时代的进步。我们至今仍在引以为荣，一遍又一遍在传颂“五四”运动，不就是一大堆标准愤青掀起的革命？你能因为学生们一怒之下烧了卖国者的房子而称其为极端？你能因为学生违背了当时政府的政策口径而称其为幼稚？如果连愤怒都已经是错，那对着“五四”烧香的一代代青年到底要学习什么？

　　因此，动辄说“愤青误国”，是一种居心叵测的思路，一种粉饰太平的幌子。

　　第二，把愤青底层化，边缘化。这是最恶毒也是最下作的一招。

　　媒体认定愤青“他们中的很多人今天都过得不怎么样，有些甚至过得很窝囊”，竭力把愤青描绘成为一群低收入者对于穷困现实的不满。籍此说明，愤青之所以义愤填膺，呐喊不已，并非是内心的正义感驱使，而是为了“不再为社会底层的真实生活感伤”，寻找“现实生活的卑微与痛苦的麻醉品”。（南方都市报，刘~洪~波语）。看看，这些所谓的媒体精英看来也深谙“人微言轻”道理，料定这个社会捡煤渣的不能和煤油大王拥有一样的境界——只是，丰衣足食就能保证你的嘴里面喷出来的不是狗屎吗？草民就一定的缄口不言才算认命？对国家对民族发表一点看法就是发泄卑微带来的痛苦？以此看来，毛~泽~东、格瓦拉之类的老牌愤青根本就不该写什么宣言高什么运动，安安心心的当贱民就是了。从这个这个荒谬透顶的推定可以看出，妖魔化愤青的主将们对于普通民众的极力蔑视和对自身地位的洋洋自得，同时，还可以看出，这些既得利益者所谓的阶级出身——择业恰好暴露了其言行的极度虚伪。

　　那么，愤青真的都是些朝不保夕，靠吃馒头咸菜过日子的草民吗？——我想，还能有一点闲钱上网的人大概环视一周就能够得到答案。在纷纷扬扬的保钓活动以及其后的捐款中，哪个愤青是无业游民？立家立业者不在少数，恐怕比刘洪波这种跳梁小丑更有钱更有权的大有人在。驱使他们成为愤青的，除了对大义的热爱，更多的，是自己揽来扛在身上的责任。这些，当然是那种“食君之禄，分君之忧”的精英们无法理解的。

　　第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以偏概全，极度丑化。

　　既然是“愤”，指点江山，难免就要激扬文字。无行文人抓住部分愤青的激烈言语大做文章，以次来界定所有愤青的思想境界。但是很奇怪，他们从来不会做出“如果一个官是贪官，那么所有的官都是贪官”的相似论断。他们乐不此彼的，是从庞大的日渐兴盛的愤青群体中找出一两个脸带暗疮者，然后得意地向大众宣布，他们挖掘到了愤青的真实面目。他们最终的目的，不过是让所有的愤青都戴上画好的面具。

　　现实中的愤青真的如媒体刻画得那样，动不动就拿美国母亲和日本女人说事？我想，无论你上那一个热门的bbs,都不难发现，骂娘的，始终是少数。而即便偶尔有那么一两句，又能说明什么？伟人们动粗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何况青年的愤怒？一个国家的公务员为了政府形象和迫于形势，他必须控制自己。而在网络之上，我们都还原为普通的公民。愤青的愤怒只是一个公民在面对民族利益纠葛或实现社会中不合理事情所表达的合理情绪，并没有违反一个守法公民的法律责任。

　　文人们对于愤青言行的出离愤怒，本质上并不在于愤青们说了什么，而是愤青的言语力度和造成的影响超越了某些人制定的统一尺度。从“孙志刚案”开始，网络愤青剑指社会公平公正公理，形成了强大的，在某些人看来是破坏性的力量。历经“宝马案”、“刘~涌案”以至最近的“妞妞案”等事件，愤青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彰现无遗。这对部分人而言，恐怕很难说是福音。长久以来，民间的声音掩盖在种种打着人民旗号的伪声之下，一夜之间，借助互联网，真实的话语如此蓬勃，大大超越了既得话语权规定的平和范围，对既得话语权的拥有者们的控制能力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第四，愤青概念，政治定性，乱戴高帽。

　　无一例外，所有藐视愤青的媒体都给愤青慷慨的赠了几顶大帽，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极端民族主义者，极右主义者，流氓无产者。污蔑愤青的文人利用长久以来对于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模糊界定，偷天换日，将愤青们作为公民群体的正常述求片面化，极端化，以此达到妖魔化的目的。

　　在中国，一提到民族主义，仿佛就罪莫大焉。数十年的教育，让我们懂得了马列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甚至传说的共~产~主~义，但关乎国家根本的利益的民族主义反而成了备受批判流毒，谁碰谁倒霉。这正是奇怪之处，一方面我们被告知“世界秩序到目前为止还完全是一种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格局”，一方面，我们还要模糊自己的民族意识。不管你的父辈有没有倒在日本人的屠刀之下，只要你喊一声“不能友好”，那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再喊一声“干掉日本人”，那就是极右主义。要是你没什么社会地位，那好，你还是“流氓无产者”。人生而有耻，如果面对3000万死难同胞的血泪都不敢干咳两声，痛骂几句的话，那都自宫去当御用文人算了。愤青们对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叫喊，说到底，是长久以来被压抑和误导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是对国家大政方针和外交政策的积极参与，这本来就无可厚非——如果国家不能体现人民意志，那还要国家来干什么？！

　　中国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民族主义的问题，而是要在多大程度上加强民族主义的问题。

　　文人们一方面嘲笑愤青“除了掌握一点网络上的虚拟话语霸权之外，在现实世界里基本都些是无权无势的平头百姓——有的甚至是边缘化群体；他们既不是决策者，也基本上没有影响决策者的能力，他们虽然能够在网络上群情激昂地闹得天翻地覆，但基本上无力左右公共政策的走向。”（《国际先驱导报》，毛飞），一方面却又说愤青“过度张扬并影响了舆论，干扰了从外交政策到经济文化交流的几乎所有重要的对外领域，引起了外部世界对中国和平理念不必要的猜忌，人为加剧了我国和世界主要国家构建平等的关系时，高层沟通和经济交往积极精进、政治互信和民间情绪却不甚和谐甚至对抗明显的两张皮现象。”（《国际先驱导报》）宋~希~平）

　　从这两个可笑的自相矛盾的并列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美国人轰炸我们的大使馆，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之类的东西原来不是“人为加剧”“对抗”，愤青们在网络上振臂疾呼，痛哭流涕却能“引起了外部……猜忌”。这种恶心的丧失了基本国格和人格的话语，居然还能扯上“理性”的虎皮，真是奇怪之至。不过也难怪，当年的张邦昌，汪精卫之流，哪个不理性？

　　那么，统而言之，妖魔化愤青的真实目的到底在那里？

　　众所周知，而今的中国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十字路口，经济发展的瓶颈日渐显露，叫嚣中的政治改革遥遥无期，整个社会贫富分化严重，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众多所谓的主流媒体对于愤青众口一词的绞杀，表面上是以理性、全面、客观的幌子来诠释民主主义、社会公正等，其实，最不可告人的目的，不外乎充分发挥喉舌和走狗的功能，粉饰太平，为备受冲击的政策、理论漏洞加遮羞布。最核心的是，一班御用的文人、既得利益的维护者对于曾经牢牢把持的话语权受到前所未有的强力冲击感到了恐惧，这种来自网络的，纯粹民间化的愤青力量，越来越多的占据了公共交流的平台，赢得一浪胜过一浪的叫好，甚至有左右国家意志的可能。这对于以社会上层、国家精英自居的既得利益者是个很难接受的现实。他们知道，民间思想的觉醒往往意味着语言独裁的终结，意味着既得话语权的无奈陨落，进而导致社会诸多不公平的结构存在可能的变数。这无疑等于要了他们命。所以，他们不遗余力地从一两个例子的鼻孔中挖出污垢，无限放大为愤青的形象代表，以次抹煞愤青力量崛起的基石。可惜，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现在已经不是媒体控制人民的时代，不是人人都拿着红宝书跳忠字舞的时代，更不是草民忍气吞声屈膝于国家之下的年代，刘~洪~波之类的喉舌，鼓噪在多，也是枉然。

　　一个社会，最可怕的景象，就是众口一词。只有主旋律而无杂音不是什么好事情。而媒体此番在愤青讨伐上的“团结”，让我们看到，这其后某种危险的倾向。我们应当注意的是，有人是否在借批判之名行诋毁之实。

　　如果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是一种美德，那我宁愿做一个恶棍；如果安于小资、感恩戴德是一种时尚，那我宁愿选择古老；如果抹煞血泪、爱恨不分是一种理性，那我宁愿选择疯狂。愤怒于我而言是一种勋章，而非耻辱。我乐意于愤青这个称号。我宁愿听十遍“抵~制~日~货”也不愿看一遍“中日新思维”，因为，我还是个会愤怒的正常的中国人，中国的年轻人。

　　让愤怒来的更猛烈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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